Z姓农民工家庭所在的家乡是我国中部H省H县Q村，位于H省境东北部，大别山脉南麓，面积1796平方公里，人口59.66万。全县均为半山半丘陵地区，地势北高南低。Q村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但由于离省会等大城市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大城市的繁荣对急切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民诱惑与影响巨大，这也为外出打工的农民提供了便利。以下通过对H村Z姓农民工个案家庭的案例描述，说明农民工家庭流动的代际更替与代际影响。

通过对农民工家庭的个案访谈和家庭结构的分析，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童养媳身份嫁到Z姓家庭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丈夫年因病早年去世。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异常贫困，生于1931年的母亲一辈子生了6个子女，最小的儿子由于家庭贫困被迫送人。家中除了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三儿子通过高考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成为这个农民工家庭的“另类”外，其余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皆为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这个家庭的第三代也由于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影响，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民工留守子女的不同发展走向。从农民工家庭流动的代际更替与代际影响方面分析，研究者发现：由于流动的延续，家庭成员互相影响，在这个典型的农民工家庭里出现了留守老人精神困境、留守子女与随迁子女的压力与融入、第一代农民工的分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与分化、两代农民工的相互影响与分化等独特现象。

1.疏离与守望：留守老人的生存现状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异常贫困，母亲一辈子生了6个子女，小儿子的双胞胎弟弟因家庭贫困被迫送人。家中儿女众多，家中有时连蜡烛都买不起，母亲白天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晚上回家还要纺纱织土布，生活异常艰辛，由于父亲的多病和早逝，母亲实际上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和精神支柱中心，她在家中儿女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方面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她脑海里遗留着“儿子是家庭的顶梁柱”“养儿防老”“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等落后观念，因此在家庭里以男为重、重男轻女的行为常常是不由自主地发生。她唯一的女儿想读书，但由于家务事繁多小学三年级被要求中途辍学，母亲则咬紧牙关到处借债供两个小儿子继续读书。儿子结婚后分家另过，各自选择了外出打工谋生，进入老年的她，成为典型的农民工家庭中的留守老人。守望乡村的她住在家中老房中独自生活，由于文化活动时间少、生活圈子小，老年的她生活内容单调、贫乏，她的主要消遣方式为白天和几个老年人凑一起聊聊天、或者天气好时在门口晒晒太阳，晚上天黑了就熄灯睡觉，八十多岁的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很多时候感到空虚、孤独和寂寞。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她对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特别对家庭中的孙辈一代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弱，她时常念叨的是“家里真冷清，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单调，老人大多是“蹲墙根、找树阴、聊聊天”，在家庭外也难以找到精神寄托。这也反映了如今农村空巢家庭增多、代际分离趋势发展，留守老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2.回乡、漂泊、短居与适应：第一代农民工的分化

案例家庭中的三子一女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代表，由于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不同的流动归宿，令人深思。大儿子是典型的生存型农民工，流动的目的是回乡建房为儿子娶媳妇；二儿子是典型的漂泊性农民工，打工一生至今居无定所；女儿是半融入型农民工，在城市租房乃至定居但养老仍然要回到农村；小儿子则是适应性较强的技术型农民工，凭技术赚钱实现了在乡镇买房的愿望。

【案例一：生存型的农民工代表】

案例家庭中的大哥主要从事的是在建筑工地搬砖、扛水泥等脏活、苦活、累活，他说打工是个体力活，要抡得起大锤，扛得住钢筋，还要熬得住时间。他虽然没有多少技术，但是能吃苦，老板们还是挺欢迎他。他每月的开销是能省就省，因为家里贫穷，三十出头时他才得以娶妻生子，他的心愿是两个儿子结婚在镇上买房，自己的人生任务似乎就完成了，等着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是他最大的愿望。可谓“生存型”打工的典型，在附近县城打工的他，农忙季节是一定要回家帮助媳妇种地、摘花生的，他说“土地是咱农民的根本，任何时候是不能放手的”。身在城市的他，其心则始终拴于家乡的土地上。

这个生于1953年的大儿子是典型的一代农民工，而且由于基本从事的是简单、笨重的体力活，我们姑且称之为一代生存型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抛洒了汗水，换回在自己看来还可以接受的报酬，而今进入60岁在城里人理应安享晚年的他，还要外出在附近县城打零工补贴生活，可以说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同样外出打工挣钱的两个儿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光宗耀祖，风风光光。

【案例二　漂泊型的农民工代表】

案例家庭中的二哥，由于家庭贫困，没有读过书，从1979年离家外出，辗转新疆、北京、河北打工，收入仅够温饱，本盘算着娶妻生子回家光宗耀祖的他，由于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就业技能，加上性格内向，不擅交友，一直在各个城市漂泊打工勉强生存，先后交了几个女朋友都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走到最后，自感无颜面对家乡父老的他一度和家人失去了联系，直到要办二代身份证才被迫和家人联系，是回老家还是定居城市，年近六十的他何去何从？他自己则是过一天算一天，至今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他成为老母亲的心病。

这个生于1957年的二儿子则是漂泊型农民工的代表，这一类型的农民工由于融入城市的困境，再加上个人在性格和婚恋方面的挫折，就像一根浮萍在城市中游荡，至今没有成立家庭和没有子女。对于这一类群体，学者们敏锐地注意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出现的“认同模糊化”“认同内卷化”及“认同困境”等现象，表现为“过客心态”“游民化倾向”以及“双重边缘人”等种种状态，易成为“问题民工”。（王春光，2001、2006；唐斌，2002；周明宝，2004；吴玉军、宁克平，2007；等等）

【案例三　半融入型农民工个案】

大女儿1982年到2012年的人生轨迹

逃婚去新疆→去武汉当保姆→在餐馆打工→自找对象→结婚后摆地摊卖小商品→初婚生女→车祸失女→30岁生子→租住房中开小商店→在租住地建私房→房屋拆迁获得补偿款→替儿子在城市买房→夫妻俩回老家在镇上买房养老。

出生于1962年的家中唯一的女儿成为半融入型农民工的代表，由于年龄大面临返回家乡还是艰难融入城市的痛苦抉择与艰难打拼，由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成为半融入城市的极少数农民工（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对此融入城市的艰难历程进行过描述）。她一生30年的打工经历，成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艰难融入城市的缩影，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分化的历史变迁。

母亲在1982年大女儿20岁时替她选中了一个在当地公社食堂做厨师的对象。年仅20岁的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马上结婚的现实，于是做出了那时的农村女性少有的举动：逃婚去新疆投奔在那里的亲戚，她骨子里桀骜不驯并不甘心命运的摆布，想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性格，这也为她今后在城市能艰难打拼顽强生存的经历埋下伏笔，她坚持了半年的抗争在母亲的妥协后取得胜利返回家乡。

她成为20世纪80年代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历经生存困境的她并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当了几年保姆，她在餐馆打工的过程中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结婚后历经千辛万苦在城里摆地摊卖小商品，但一场车祸使她失去了自己的女儿，30岁的她在痛苦与期待中生下儿子，她很感慨没有文化的痛苦，因此对儿子的教育十分上心。但也带来她在教育孩子认识上的偏差，她一直想实现孩子在城市里上学乃至上大学后成为城市人的梦想。但儿子从小就对学习不感兴趣，可她坚持花钱让儿子上兴趣班，找老师辅导，后来勉强考上职业高中，在大城市顽强打拼的夫妻俩通过在租住房中开小商店积攒属于自己的血汗钱，后来他们通过熟悉的房东买下了一块所租住城中村的宅基地，夫妻俩拿出毕生打工挣下的18万元钱，再找亲戚朋友借了近十万元，建了一栋每层三间房的三层楼私宅，一楼用于自家居住并继续做小卖部生意，二、三楼几间房用来出租，每月有近千元的租房收入，成为家乡人羡慕的对象。前几年夫妻俩所建私房列入拆迁计划，房子拆迁补偿了120万元，在替儿子在城市买房的心愿达成后，夫妻俩回到家乡镇上买了一套房准备过后半辈子，但是他们不得不继续外出打工，因为城里买的房子还没装修，职业高中未毕业的儿子不知道未来前途在哪里？夫妻俩还要挣自己的养老钱，似乎出现了在大城市有了梦寐以求的商品房还要打工的奇怪现象。在大城市定居近30年的一代农民工由于不能享受城市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权益，不得不面临重新返回农村养老的困境。

【案例四　技术型的农民工代表】(www.daowen.com)

生于1968年的小儿子基本上被学者称之为技术性农民工，他高中毕业，80年代末期考了三次大学，无奈名落孙山，回村先是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可是由于薪酬微薄，他最终也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与他的大哥不同的是，他不只是单纯拼体力，而是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很快掌握了通风设备的安装技术，由于他能看懂图纸，并能为其他农民工作技术指导，所以很快赢得老板重用，成为凭知识赚钱的一代农民工。具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他，全力支持两个儿子读书，无奈大儿子对读书不感兴趣，初中未毕业即随他外出打工，他则有时间回家就督促继续读书的小儿子努力学习，希望小儿子向家族中唯一的小表姐学习力争考入大学，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

3.发展与过客：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与分化

相对应Z姓家族第二代，作为80后、90后的Z姓家族第三代人，由于各自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不同，其人生轨迹也有差距，Z家大儿子的两个孩子在初中未毕业就分别选择外出打工，他们带着野心进城，他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返乡的念头早就被抛得远远的。同样，Z家小儿子也带着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走上了父子偕同外出打工的道路，这三个Z姓家族第三代成为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

【案例五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与分化】

Z家大儿子的两个孩子在初中未毕业就分别选择外出打工，两个儿子的发展道路迥然不同。长子干活讲究心情，看不惯哪个老板立马辞职走人，平时只喝可乐雪碧等饮料，从不喝白开水，理由是每天有一百多的收入，喝得起，否则被一起干活的老乡笑话，会失面子的。他休息时间喜欢玩网络游戏和聊天，经常和老乡相约在网吧里玩通宵，“除吃喝外，生活费主要是上网费用和通讯费用”，在外打工一年，经常仅带千余元回家，有时来年出去打工的路费钱还要父母掏，父母恨铁不成钢，经常责骂，但他充耳不闻。有一年好不容易赚了几千元回家，也要安网线买电脑，春节在家不到一个月，哪怕在家的父母连电脑也不会开，放在家中成摆设。

与此相比较，Z家大儿子则对自己的幼子赞不绝口，夸他有礼貌，有孝心，平时不乱花钱，每年打工赚的几万元都自己存起来，有理想，有抱负，“年轻气盛”的他不甘心安于现状，不断地在寻找新的机会。慢慢的，他和几个有远大志向的朋友不再甘心替别人打工挣小钱，在经过几年的经验积累和人脉积累后，开始策划自己做老板大干一场，2014年春节过后，他自己出来接工程单干，接了一个十余万的大单，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家中的大哥一边为幼子的做法而担心，一边又不得不佩服儿子的胆量，这样的事情对这个家庭中的一代农民工来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Z家小儿子的第一个孩子刚开始和父亲在一起打工，但慢慢的感觉父亲对行动自己管得太严，经济上对自己卡得很死，主动提出自己独自外出打工，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打工收入上交，其余归自己。由于年轻，学技术学得快，很快工地设备安装的技术他都掌握了，他雄心勃勃地打算存几年钱，然后像表哥那样接工程单干，再也不像父亲那样一辈子给别人打工。

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慢慢产生了疏离感，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感逐渐减弱，甚至持批评态度，对农村的一些习惯传统和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不认可；具有更多的融入城市的冲动，正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部分人开始尝试去认同流入地社会，但自己的根仍在农村，矛盾心理异常突出。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体制和自身素质的约束，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挑战并存，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极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个案家庭中3个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与分化明显，对于家庭中的三伯读书改变命运的辉煌人生经历，他们既羡慕又表达质疑，在如今的农村这一信条正受到很大的挑战与质疑。他们各种费用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新生代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着，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绝大多数人也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是求生存，经济利益是主要问题；那么，新一代农民工还要求发展，有很多社会和精神问题。他们中的一部分，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顺利走上市民化的道路成为新市民，而另一部分，则由于种种原因，很难顺利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过客。

4.脱离与发展：两代农民工的相互影响与变化

从代际关系来看，20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一部分农民“洗脚上田”进厂务工，他们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成了最早的一代农民工；到了90年代，随着沿海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又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群体：一些人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下过田，绝大多数仍然把回乡作为最终的归宿；另一些人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基本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直接从学校出来进城务工。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需求，希望继续学习，重视技能培训，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特别强烈，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就业、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大量80后和90后的加入，这部分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目前约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80%，已进入了城市化进程的快车道，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

打工伊始，一代农民工凭自己的经验和资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期城市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初次打工地点、行业、人际关系交往起着引领作用。在经济生活等方面也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阅历逐渐丰富，一方面打工经济收入与务农所得的巨大差距，加速了家庭经济权力从老辈向小辈的转移，另一方面则因为青年打工者群体的形成和他们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加剧了老一代家庭权力的衰落。因此，流动，既是农民中年轻一代从家庭中被剥离出来的过程，也是一个独立个体身份生成的“原子化”过程，在此期间，第一代农民工对家庭和后代的影响作用渐渐弱化。

5.压力与融入：农民工留守子女与随迁子女的变化

【案例六　留守子女与随迁子女】

随着父亲和哥哥相继外出打工，小儿子家的幼子被母亲照管并留守乡村，成为家族中的留守儿童，父亲只有在农忙季节匆匆赶回家帮忙干农活，留守村庄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母亲由于文化水平低，家中事务繁忙，没时间也没有能力辅导他的学习。他的学习成绩虽然一般，但他不想像他的父亲和哥哥一样一辈子在城市打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大学，像三伯家的表姐一样在城市定居和生活，这也是他坚持把书读下去的原因。他说：“想到我父亲身体很瘦弱还坚持出去打工，我就想自己要努力，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帮妈妈种菜、种地，要好好读书，以后找一份好的工作。”

农民工随迁子女，是个案家庭中的女儿在城市长大的独子。他出生在农村，生活在城市，说着一口标准的城市话，只是在寒暑假回乡下老家，俨然一个正宗的城市人，但他的平时玩伴大多还是租住在此城中村的外来打工者的子女，由于父母忙于生计，文化水平不高，也缺乏有效的教育方法与手段，经常是考试得高分就金钱奖励，考试差了则非打即骂。孩子缺乏管教，玩性很大，学习成绩一直提不上去，却沾染了说谎、逃学、打架、迷恋上网等不少坏毛病。但母亲的期望值很高，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考上大学扎根城市从事体面的工作，不再像他的爸爸妈妈一样靠体力赚钱，但最终儿子的考试成绩仅够上职业中学，母亲也被迫接受这一现实。

乡村教育的落后，空心村的现实，使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存处境压力很大，从中折射了这一群体背后更为广大的整个农村儿童教育的困境甚至农村发展的困境，乡村社区缺乏生机与活力，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直接导致了乡村儿童精神世界的荒芜。落后地区的乡村很少组织和开展自发性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也因为缺乏农村中坚力量的参与，客观上被边缘化。

而作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子女的“他者”角色进入城市接受教育的过程，其实是作为弱势方的农业文明介入作为强势方的工业文明，并产生碰撞、妥协、交融、适应的互动过程。由于农民工子女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所处的天然“他者”地位，他们参与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是接受城市社会“文化改造”的过程，呈现出“主动介入、被动接纳”的矛盾特征。农民工子女容易自我定位为课堂角色与社会身份方面的弱势群体，从而导致自我孤立、自我贬斥、自我封闭，不愿融合城市同学，难以融入集体，校园里异质群体间的冲突难以避免会发生。在生活的不稳定，学习中缺乏外源性心理支持，缺少积极引导、有效疏导与及时干预因素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失却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建设性学习动力，最终成为城市校园里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