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的政府行动逻辑研究中，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行动逻辑的研究大都采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进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挥棒下发展起来的。在“GDP主义”至上的发展理念下，我国的政府及政府官员几乎都成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因此，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当前政府及官员的行动是非常合适的。但是现有的多数研究模糊了官员个人理性与政府集体理性的一致性问题。在具体实践中，个人的理性会导致政府集体的理性还是非理性？两者在什么时候会达成价值目标的一致性？什么时候会存在价值目标的冲突？本文的行动逻辑研究是要探索两者价值目标不一致时，个人理性下的政府非理性的行动逻辑。因为官员的理性导致了政府的非理性，那么政府的非理性行动逻辑的改变必须从官员的理性改变开始，影响官员理性的约束条件最终是我们要改变的关键。从而可以得出，行动逻辑悖论的转型应该从影响官员理性的约束条件的改变入手。

费孝通、林语堂、翟学伟、贺雪峰等学者研究了中国人特殊的行动逻辑，并指出中国人行动逻辑的形成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公私观念、传统文化等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研究都强调了研究中国人的行动逻辑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否则将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贺雪峰还强调，如果直接简单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村的一些现象，将会遮蔽真正的事实，还应该考虑地方性知识对农民行动逻辑的影响。在宏观语境下中国人的行动逻辑更多是受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等因素的影响，而在面对基层治理中的问题时，特别是在政府“不出事”逻辑下，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社会行动逻辑是恰当的，不过我们也应该考虑地方性知识的影响，然后对理性选择理论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的修正，以便更加符合中国实际。(www.daowen.com)

现有研究已经发现了政府的“不出事”逻辑和社会的“出大事”逻辑，但是对其特征内涵及特征分析不够透彻，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也没有认清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应星、马骏等学者认为民众通过“闹”“炒”“集体行动”等行动策略来引起政府关注是社会在政府维稳话语下的理性选择，所以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这类行动还是非常有解释力的。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既有基层行动逻辑研究存在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现有研究将政府行动逻辑与民众行动逻辑割裂开来分别进行研究，忽视了两者间内在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第二，现有研究是一些理论简单直接的使用，影响了对事实的真实性认识。第三，现有的研究多是具体现象的归纳总结，没有深入探究行动逻辑背后的原因，更缺少如何破解行动逻辑困局的研究。第四，现有的研究缺少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国际比较。第五，现有研究多停留于就事论事式的对策研究，没有从中观、宏观着眼和从深层次提出政策建议。鉴于当前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今后基层治理研究应将把政府行动逻辑与社会行动逻辑结合起来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应提出新的分析框架，来更好地解释目前的现象及问题，同时分析原因并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