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余年的发展，汉江流域农民工群体特点出现了新的变化，已具备了一定的就业和生活能力。这些常年在外农民工的从业能力已经不比一些城镇居民差，差的只是一个城镇居民身份以及附属于其上的福利待遇。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中，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市民化是同步完成的，其乡城迁移过程是彻底的、不可逆的。与之相比，汉江流域城镇化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流出与回流并存的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实现就业上的非农化转换；但另一方面，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却无法真正融入城镇去实现身份及福利待遇的转换，不得不在乡城之间进行着类似于候鸟的“两栖”流动，归属感较弱。

农民工在进行迁移决策时，会对进城后的预期收入、不确定性风险及机会成本进行综合权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及其结构变迁的现象，农民工劳动力的有效流动与一系列制度安排紧密相关。当前，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方面的制度约束得到了一些放松，但仍存在着农民工非农化的就业转换与市民化的身份转换相脱节的深层次制度问题。城市融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退出的土地流转制度，共同构成了影响农民工在进行流动决策时评价不确定性风险大小的核心“制度集”，对城镇化进程产生了较大的阻滞作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