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关部门管理人员对政策缺乏了解。一是受知识水平的限制。我国基层干部中有正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不多，一些基层干部市场经济管理知识缺乏，因此在政策执行中不能很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二是犯形而上学的错误，片面追求民营经济增长速度，强迫民企上项目，既出政绩，又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三是没有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价值观，没有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没有看到个人的政绩是建立在人民生活幸福之上。

2.忽视了适宜的政策执行环境。首先，政绩考核指标带来现实困境。经济指标与基层干部的升迁联系在一起，经过量化后的经济指标看上去富有刚性，但实际操作中由于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实难为人所控。为完成经济指标，在微观领域干预民营企业经营活动，同时也加大了地方保护。其次，依法行政变成了部门行政。如土地使用，虽然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国有企业拥有土地所有权，地租收入实际上归这些企业所有，几乎不征收资源税。民营企业没有土地使用权，就需要买土地，交易成本就高。常常要靠“公关”、找“门路”，政策执行人在协调民营企业用地上往往束手无策。

3.没有把握好政策执行中利益关系的平衡性。非公经济政策的执行往往直接牵涉到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损益关系，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如各级地方政府、各种所有制以及具有隶属关系的经济组织，甚至个人、利益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制约，无疑会成为政策有效执行的强大约束。《非公经济发展意见》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但各级政府都有独立的发展目标，包括扩大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负担，扩大地方对资源的配置权利，保护原有既得利益等等。虽然《非公经济发展意见》颁布后一些政策法规亟待清理和细化，但使民营经济真正获得公正平等的竞争机会，真要打破垄断实属不易。(www.daowen.com)

4.政策结构不够合理。（1）职权范围不明确。多年来民营经济工作职权范围不明，各部门职能既有交叉又有疏漏，造成多头管理，致使部门权利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各种政策规章不能相互衔接、相互补充，造成基层无所适从，难以落实。各机构之间的职责划分不够合理，不够明确，有些事多个机构管，有的没人管，有利争无利让，相互推诿、扯皮、拆台、指责，分歧争吵不断。（2）税费体制不顺。按照法律，只有中央政府有权制定税收政策，地方政府无权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决定自己的税种，但允许它们征收费用。这样地方政府就可以发文件收费而无须通过立法批准，造成乱收费现象。此外，由于执法机构与收费行为之间的利益联系没有切断，使一些地方的执法机构“三乱”行为屡禁不止，“权力寻租”现象时有发生，民营企业的营业利润大量被剥夺。（3）干部责任追究制落实不到位。一是干部职责不明，责任不清，使市场监管部门的管理没有刚性。二是具体职能部门的处长、科长握有“实权”，而内部监督机制不到位，各机关的纪检部门大多游离于本单位主体业务之外，又难摆脱本单位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各处室使用权力的情况完全在监督视野之外。三是由于收入低，待遇差，经费紧张，一些处长把工作职能当成了“创收”的工具。

5.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如政府审批制度环节多、效率低。审批项目虽然削减了不少，但大多属于闲置不用、与部门利益关系不密切的事项。《非公经济发展意见》颁布后，一个项目还是层层审批，公章旅行，从立项到施工，得盖100多个章，有时一个部门就盖好几个章，常常使企业丧失发展良机。有的职能行为前移，有的职能自我细化延伸，结果事前审批代替了事后管理和政府服务，政策不能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