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导向发生了深刻变化，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挑战。民众自身动力不足、政府部门职能发挥不够、外部条件长期制约等问题，严重阻碍着全省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东部省份相比，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从所有制结构来看，甘肃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滞后，是造成差距拉大的直接原因。因此，要加快甘肃经济的发展，缩小与东部省份的差距，就必须加快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也一直在以比东部更为积极的态度谋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成效却不显著。这表明，有必要进一步揭示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寻找加快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有效办法。我们通过甘肃与浙江的对比对此做些分析。一般说来，一个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快与慢，直接来看，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民众自身动力的大小，即民众自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强弱；二是政府部门对待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即支持还是不支持，支持或反对的力度，以及具体政策措施；三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外部条件，即资金供给、管理水平、产业基础、交通状况、市场空间、资源数量等。因此，无论对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原因的考察，还是对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原因的研究，以及二者的对比分析，都应紧紧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

1.民众方面的原因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动力源泉上讲，要么是民众自发的，要么是政府推动的，还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的。回顾和总结浙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浙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最初起步完全是自发的，而不是政府推动的，动力源泉来自民众，而不是来自政府。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非公有制经济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浙江的温州和台州。当时无论在中国党政要人当中，还是在理论界，“左”的思想和某些过时的理论还在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非公有制经济还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因而是要彻底消灭的。在这种背景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犯大忌的事儿，政府部门决不会支持，甚至不敢不明确地反对。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毫无疑问完全是自发的。浙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什么会是民众自发的？或者说，为什么浙江民众自身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强烈愿望，敢冒着极大的风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考察发现，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困窘的生活状况所迫。浙江虽然自然条件很好，但人多地少，“七山一水二分田”，资源匮乏；地处海防前线，出于备战的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国家投资很少。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很不发达，人民生活很困难。当地人们最初把发展小型家庭手工业（也就是个体私营经济）当作谋生的一条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浙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逼出来的，是无奈的选择。另一个是在长期艰苦困难的环境中所形成的浙江文化，即吃苦耐劳、穷则思变、富而思进、勇于进取的精神，千辛万苦、千方百计、自信执着、坚忍不拔的毅力，敢闯敢拼、敢为人先、无所畏惧的胆略，扎扎实实、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的作风。正是这种文化，使得浙江人敢吃一般人不能吃的苦，能干一般人不愿干的活，肯赚一般人看不起的钱。

与浙江不同，在甘肃，虽然自然生态条件较差，但土地、矿产、农业、林业和畜牧业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经济的资源优势。但是，为什么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滞后？在众多原因中，民众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无论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前，还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甚至在今天，甘肃民众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始终不够。如果说在1990年代初期以前，由于政府对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顾虑犹存，还未彻底放松限制，从而民众自身有没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主动性或自觉性还看不出来的话，那么，1990年代初期以后，

鼓励的力度和具体措施如何我们暂且不说，至少已经不再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仍没有大的发展？当然原因很多，但无疑与当地民众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主动性或自觉性不高有关。甘肃民众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自觉性为什么不高？愿望为什么不强烈？从根本上讲，就是缺少浙江人的那种精神。甘肃民众吃苦耐劳，纯朴、善良、厚道，但是，也有一些致命的弱点。安于贫穷，小富即安，缺乏敢想敢干的开拓意识和自信自强的执着精神。这种惰性、保守的文化是束缚甘肃民众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根本桎梏，从而是阻碍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大钱挣不来，小钱看不上，好高骛远。这种思想意识也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赚小钱才能攒大钱，干大事。不积小流何以成江海？仅就兰州来讲，街上修鞋的，有多少是甘肃当地人？菜市场上菜的，有多少是甘肃当地人？各类批发市场中经商的，有多少是甘肃当地人？精神或文化属于制度的范畴，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浙江自己没有皮革资源，制鞋、皮衣等皮革加工业却很发达，如温州的皮鞋和乐清的皮衣；浙江没有金属资源，但小五金产品生产却闻名全国乃至世界，永康小五金产品的生产和交易，竟然与美国芝加哥、德国科隆并称世界三大五金交易市场；浙江的森林和木材资源并不丰富，但木材加工和家具制作也很发达；浙江当地纺织资源并不很丰富，但现代纺织业却规模很大，绍兴中国轻纺城年交易额超过200亿元。甘肃则不同，有白银的铜，兰州的铝，嘉峪关的钢，金昌的镍，发展五金产品加工生产的条件堪称最好，小五金产品生产却不发达；有丰富的中草药材（如党参、当归等），中药的生产却成不了气候；有雄厚的毛纺业基础，服装业却上不去；有充足的皮革资源（甘肃临夏为全国最大的毛皮集散地），皮革加工业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会是如此呢？追根溯源，可以发现，是文化差异使然。浙江人特别能吃苦、敢闯敢干、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大大弥补了他们在资源方面的劣势；甘肃人安于贫穷、小富即安、怕担风险的惰性文化，却弱化了自己在资源方面的优势。

2.政府方面的原因

政府作为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和服务者，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或者促进或者阻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得快，除了民众自发性、主动性方面的原因以外，政府部门也功不可没。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因势利导和周到服务，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浙江，虽然非公有制经济的最初出现基本上没有什么政府的作用——如果说有作用，那至多也只是对其默许，即不反对。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之后的发展却一直没有少了政府积极的推动。浙江省各级党政领导较早地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鼓励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例如，台州党政主要领导1982年就率先突破禁区，给牧屿工艺品厂核发“联户企业”营业执照，1984年初正式确认其为股份合作企业，据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在工商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股份合作企业。在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浙江各级党政领导更加明确地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如调整政府政策、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等。1990年代初期以前，绝大多数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生产场所狭小，生产规模有限，资金投入不足，虽然这在发展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到1990年代初期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扩大生产场所，增加资金投入，开拓国际市场。这些问题不解决，必将会阻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开始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单位购买从事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土地，允许甚至鼓励国有银行向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发放生产经营贷款，给予非公有制企业出口经营自主权，并且，加大投入，加快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就浙江来讲，除了个别地区（如台州）以外，非公有制经济的普遍发展，应该归功于浙江各级领导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的较早转变，即较早地肯定和支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以后的积极支持。为什么浙江省各级领导较早地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他们思想解放，能够大胆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较早地避开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用实践来检验一切；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上级的政策，开创性地贯彻和执行上级的政策。在透彻地理解、准确地把握和灵活地执行中央关于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方面，浙江省各级领导是出色的。中央出台的政策一般是原则性、方向性、框架性的，很少细致到具体做法，因此有一个如何创造性地贯彻实施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执行政策的水平和艺术问题，它反映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中央不让做的事情一定不能去做，中央让做的事情应该积极地去做，并力争做好。而对于那些上级没有明确提倡，但也没有明确禁止的事情，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老百姓也有做的愿望，就应积极鼓励和支持老百姓去做。而且，即使老百姓还没有认识到，也应该动员老百姓去做。这些年来，浙江各级领导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且做得很好。对比浙江，反思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什么比较滞后，除了民众自发性和主动性不高方面的原因之外，也有领导干部方面的原因。

（1）各级领导干部观念不太超前，思想的开放度不够，执行政策的灵活性不够。上级让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而对于上级没有明确要求干、也没有明确不让干、如果干了对民众有利或者民众本身很想干的事情，不积极地去干；即使对政策允许的事情，如果上级没有具体告诉怎么干，也就不知道怎么去干。这一点，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就曾明确指出，个体、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但由于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形成的“左”的思想的影响，甘肃各级领导较长时间内一直担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会削弱和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犯方向性错误，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敢支持。在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前，中央虽然尚未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没有明确说明要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央并没有明确提出要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只是因为没有明确允许，则不敢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中央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并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提出“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仅仅由于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去支持和鼓励，即没有明确说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具体措施，就不知道怎样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办法不多，推动乏力。

（2）对经济活动的管理，较多地采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较少地采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在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的企业集团的组建中，靠的是行政命令撮合，搞拉郎配，而不是靠市场机制和激励机制。在名牌战略问题上也是如此，下指示，定指标，结果把本属于市场行为和经济行为的事，搞成了计划行为和行政行为。所以，虽然借助于政府行为，搞了多年的企业集团战略，但没有搞出一个像样的企业集团；搞了多年的名牌战略，也没有搞出一个真正在全国有影响的名牌。(www.daowen.com)

（3）各级党政领导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转变得较晚不说，即使在真正认识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并开始寻找办法鼓励和促进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之后，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动员仍停留在召开会议、下发文件的层次上，缺乏对具体实施情况的检查，甚至由于本身就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而使得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路难以贯彻。回顾一下这些年来我们在鼓励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的做法，不就是这样吗？

（4）政府部门服务意识不强，服务职能发挥不够。在较长时期内不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未能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甚至在有些项目的招投标上，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行政权力干预招投标工作，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使得优不胜劣不汰。在有些地区，特别是一些落后地区的基层，对非公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现象依然严重。

3.外部条件方面的原因

我们强调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的民众和政府管理部门方面的原因，并不否认外部条件方面的原因。就自然资源的拥有量来讲，甘肃是有优势的，但是，除此之外，甘肃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许多不利外部条件的制约。

（1）资本积累不足，资金供给有限，融通资金困难。甘肃自然条件较差，生产落后，居民收入水平低，剩余和积累很少，甚或没有，从而难以甚至无法提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所必需的资金，哪怕是启动资金。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更为严重。甘肃不是侨乡，也难以寻求海外资金的支持。由于发展环境差，开发成本高，投资收益低，东部地区的资金也不愿进入地处西部的甘肃。因此，发展资金的不足，一直制约着甘肃各地非公有制企业的创办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2）甘肃既有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大。东部地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得益于当地工业的技术扩散。东部地区的工业结构中，纺织、服装、制鞋、家电等占有相当比重，这些工业技术水平不是很高，资金密集性程度较低，劳动密集型程度较高，比较适合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更是如此。因此，对周围地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带动作用。其实，东部地区许多个体私营企业最初就是靠给当地国有企业加工零配件，或者利用当地国有企业的旧设备，或者选派人员去当地国有企业接受培训和学习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与之不同，甘肃地区的工业，主要是以军事工业和国防工业为核心的三线工业和以钢铁、石油、机械为主的重工业，这种产业结构明显地具有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特征，甘肃个体私营企业不易模仿，从而对当地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不具有带动作用。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甘肃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滞后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3）一些部门管理经济活动的水平不高，投资的软环境较差。“三乱”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吃拿卡要仍未杜绝；项目审批程序烦琐，管理部门办事效率低下。例如，据民进天水市委反映，某公司与一家港商签约拟在天水投资修建一个生产便携式电脑的工厂，首批资金3000万元港币及时到位，但因部门之间扯皮，几个月厂址无法落实，工作难以开展，结果港商不得不抽走资金，公司也不得不赔偿50万元利息，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4）交通运输条件较差。浙江路多，路好，四通八达，畅通无阻。交通的便利，为浙江在获取市场信息、开展城乡协作、进行要素与商品交流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浙江相比，甘肃的交通设施显得比较落后，仍然处于供给瓶颈状态。道路供给的瓶颈，加之区位上的劣势，削弱了甘肃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强化了东部地区对甘肃地区在人才、资金和其他资源方面的“虹吸效应”。因此，抑制了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5）当地市场空间狭小。甘肃经济发展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居民购买力有限，当地市场空间狭小。例如，就最能反映一个地区居民购买和市场空间大小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来看，1995年甘肃为229.9亿元，占全国20620.0亿元的1.1%；2001年甘肃为395.4亿元，还是占全国（37595.2亿元）的1.1%。因此，个体私营经济缺乏市场拉动而难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