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非均衡现象非常突出。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对象，宏观经济结构研究领域都存在大量崭新的问题有待探索，需要重新思考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研究逻辑和主要结论。本项研究试图将总量方法和结构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基于投入产出及其扩展模型的宏观经济结构分析体系，对产业关联、需求结构、投资结构、价格结构、行业景气等主要经济结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从结构层面探讨了国民经济组成关系、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周期波动、通货膨胀、行业景气、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

理论是应时代而生的，理论以解释、解决所处时代的重大关键问题为任务。进入21世纪以来，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多重要障碍，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未来我国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2]。如果说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围绕经济总量增长为核心的话，未来将是总量与结构并举、数量与质量并重、增长与发展并行的变革时期。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所处时代经济实践的回应，研究经济结构问题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手段是这个时代最为迫切的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非均衡现象非常突出，包括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市场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不同收入人群结构等各方面，这既有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不平衡、不协调因素，也有体制改革不到位带来的不公平、不可持续因素。结构非均衡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导致企业行为刚性、激励机制不到位和价格信号失灵的重要原因，而这又是进一步导致宏观总量政策效果不理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方式面临实质性转变的深层次原因^[3]。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解决宏观总量层面的问题，更要解决微观企业活力和中观结构优化层面的问题。认清我国的经济现实，必须认清我国的经济结构问题，而建立成熟、均衡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对把握我国经济现实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传统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总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的，总量方法是一种非常抽象、简化的方法，它通过对空间、横向维度的抽象和简化，只关注时间、纵向维度上的问题，也就是关注需求与供给、收入与支出等总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4]。在总量方法的世界里，所有的产品和部门都具有同质性。总量方法的优势是明显的，它通过这种抽象和简化，有助于研究需求不足如何导致经济萧条，进而论证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乘数效应等问题。但是总量方法的这种抽象和简化也是有代价的，它的前提约束是比较强的，市场越接近于有效均衡条件，总量方法越适用，但是对于市场条件结构非均衡性较强的情况，总量方法则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由于我国结构非均衡现象的普遍存在，相比较而言，结构方法比总量方法更能反映我国经济现实，创建的理论更具有解释力，提出的政策建议更务实、更有针对性。如果说总量方法是一种抽象、简化、时间、纵向的分析方法，结构方法则是一种具体、复杂、空间、横向的分析方法。结构方法的优势是明显的，它的研究对象更具体、更系统、更完整，它打开了空间和横向的维度，有助于研究导致结构非均衡的机理，提出结构优化升级的有针对性建议。但是结构方法的代价也是明显的，它的研究对象比较复杂，视角静态，形式上也不灵活。因此，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不能说结构方法是比总量方法更高级的方法，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因此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应尽可能地将两种方法的优势结合起来，在研究空间结构问题时，注意其中的动态变化趋势，在研究总量变化问题时，注意内在的结构变动规律。

本项研究旨在建立宏观经济分析的结构方法体系，寻找总量表象下的结构内涵，打开宏观经济的结构“黑箱”。宏观经济是由各种经济结构所组成的，宏观经济中所经常看到的各种总量现象往往都具有深刻的结构内涵：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分别是由各类经济结构的贡献加总得到的，一国经济发展除了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同时表现为经济结构的变迁，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质上是增长动力方面所表现出的出口导向、内需主导或“双轮驱动”等不同特征，通货膨胀在行业层面具有相应的结构因素、波及效应和传导机制，经济周期波动是由“行业景气轮动”所组成的，等等。

宏观经济结构模型运用结构分析工具，以研究宏观经济的各类结构问题为核心，通过分解、模拟、预测，研究宏观经济在总量现象下的深层次结构因素，为宏观调控、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战略制定等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手段。宏观经济结构分析方法有助于弥补总量分析方法的不足，完善宏观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由于所要解决问题的差异，总量方法和结构方法所借助的数学工具是不一样的，总量方法经常借助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衍生出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而结构方法经常借助于矩阵代数，衍生出投入产出分析（IO，Input-output Analysis）。

国际上定量研究经济结构问题的主流方法是投入产出分析，投入产出分析在解决结构问题方面具有其他建模技术所不具备的优势。构建以投入产出技术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结构分析模型体系，囊括投入产出原模型及各类扩展模型，对研究我国重大经济结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自从投入产出分析诞生以来，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展，建模技术不断改进，现已成为与经济计量技术、数学规划技术并列的三大主流建模方法。我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引进投入产出技术以来，在产业政策、价格改革、规划论证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对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我国学者对投入产出核算、投入产出模型和投入产出经济学领域的可贵探索与长期钻研也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

投入产出分析是研究经济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表现为投入与产出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数量分析方法，是深刻复杂的经济内涵与简洁直观的数学形式之间的完美结合，目前已经成为三大主流建模方法，被普遍应用于结构分析、经济规划、政策模拟、产业发展、价格测算等领域，尤其是研究经济系统和产业结构问题不可替代的工具。

投入产出分析由投入产出核算表、投入产出经济系数和投入产出数学模型三部分组成。投入产出表是纵横交叉的一张棋盘式表格，其中列向表现了经济部门的投入要素，行向反映了产品产出的分配去向。它以投入产出关系为主线，将国民经济各种活动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有反映经济单位的个体指标，又有表现经济总体的综合指标。投入产出模型是通过引入投入产出系数，分别从投入和产出方向建立数学模型，揭示出单凭直观难于观察到的部门间的间接联系乃至全部联系。

美国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惕夫于1931年开始研究投入产出分析，他利用美国国情普查的资料，编制了1919、1929年美国投入产出表，分析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均衡问题，并于1936年发表了投入产出方法的第一篇论文《美国经济制度中投入产出数量关系》，这标志着投入产出分析的诞生。列昂惕夫也因为在这一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投入产出分析自1936年诞生至今取得了很大发展，无论是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实证研究领域都不断扩展。近几十年，在理论建模方面，鉴于投入产出原模型只能反映流量、静态、线性等问题的局限性，发展出了投入产出对称模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存量投入产出模型、动态投入产出模型、非线性投入产出模型、投入产出优化模型、CGE模型、二阶段投入产出模型、非竞争投入产出模型、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能源投入产出模型、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等扩展模型，而且还发展出了投入占用产出表、存量投入产出表、二阶段投入产出表、非竞争投入产出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能源投入产出表、环境投入产出表等扩展表。实证研究方面，应用领域涉及国民经济、地区经济、区际经济、产业经济、国际贸易、生产率、环境保护、资源能源、信息经济、人口、教育、收入分配、国民经济核算等各个方面。投入产出技术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国家、地区、地区间、部门甚至企业都可以作为一个经济系统进行投入产出分析，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编制了各种类型的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技术已经获得普遍的研究和应用，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荷兰、挪威等国都定期编表。

表13.1 投入产出表样

我国是世界上投入产出研究和应用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研究单位的一部分学者就已经分别成立研究组开始进行投入产出技术的研究，在1973年，编制了我国第一张全国投入产出表。1987年国务院以文件形式^[5]要求，从1987年开始每隔5年编制一次全国基本表，基本表编制年份以后三年编制延长表，编表工作开始制度化。此外各个省级行政单位，部分市级行政单位和大型企业也编制了投入产出表。除编制投入产出表外，我国在编制考虑存量的投入产出表、考虑环境的投入产出表、地区间投入产出表、企业投入产出表等投入产出扩展表方面，也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近50年来我国学者在扩展投入产出分析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原投入产出表和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形式多样的投入产出扩展表和扩展模型，有些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有些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应用效果，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引入“占用”思想的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按照行向分配原则建立的投入产出对称模型，在投入产出流量表基础上引入存量指标建立的存量投入产出模型，以分析最终产品和增加值为核心的二阶段投入产出模型，对宏观经济学有重要发展的结构式凯恩斯乘数模型，对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改进与应用，等等。从研究情况来看，其他的扩展模型还有水利投入产出模型、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教育投入产出模型、能耗投入产出模型、国际贸易投入产出模型、绿色投入产出模型等。2004年国际投入产出大会第十五届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这是国际上对中国投入产出研究的认可。2010年，陈锡康当选为国际投入产出协会的七位成员之一，这是第一位中国学者获得此项殊荣，反映出国际投入产出学界对中国投入产出研究贡献的肯定。

经济学有不同的学派，不同的经济数量模型是不同经济学派分析经济现象的工具，是各学派基本观点和思想的具体体现。数量经济学有三大主要分支：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和数学规划论，它们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

投入产出模型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投入产出分析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魁奈的《经济表》，这是古典经济学中第一次描述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图解。Leontief提出投入产出分析时所受到的直接启发，主要是19世纪下半期瓦尔拉斯（Walras,1874）提出的一般均衡论及其数学模型，这一理论关于经济活动间相互依存的观点，构成了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6]。Leontief在《1919~1939年美国经济结构：均衡分析的经验应用》中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把一般均衡理论发展成为经验分析工具。列昂惕夫在其著作中多次声明，投入产出分析是“全部相互依存（general interdependent）这一古典经济理论的具体延伸”，是“用新古典学派的均衡理论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之间在数量上相互依赖关系进行经验研究”^[7]。

计量经济建模方法以实证检验经济理论或假说为目的，是在数理经济学和推断统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几十年伴随着高质量经济数据的获得和积累以及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计量经济建模方法成为经济建模发展最快的领域。目前宏观计量经济模型赖以建立的经济理论大多基于凯恩斯学派或货币学派^[8]。现代计量经济学实际上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的：任何经济系统都可以看作是服从一定概率分布的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任何经济现象（经济数据）都可以看作是这个随机数据生成过程（datagenerating process）的实现（realizations）^[9]。

数学规划模型的理论基础是最优化理论和规划论，它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按照目标函数寻求最优方案。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理论基础是系统动力学，它是一门以系统反馈控制理论为基础，以计算机仿真技术为主要手段，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系统发展变化的动态行为的应用学科。

投入产出分析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简化形式，概括起来，投入产出模型有两个基本假定：同质性（纯部门）假定和比例性（线性）假定。

基本假定一：同质性（纯部门）假定。作为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瓦尔拉斯的模型体系包含了不可胜数的方程式（或函数式）和变量，这使之失去了实际的应用价值。为了将模型简化到可以实际应用和计量的程度，列昂惕夫用分类归并的经济统计方法，将成千上万种产品及更多的生产单位（企业和个人）归并为有限数量的“纯”部门和行业，从而把按照各个生产单位（企业和个人）的分析改为按照各个经济部门的分析，使方程式和变量的数量大大减少，甚至可减少到几十个或几个的程度，解决了实际计算的困难。列昂惕夫进行部门分类和归并的依据和标准是：每个生产部门只生产单一的产品，并具有单一的投入结构（或工艺技术），而且不同部门的产品之间没有可替代性。

基本假定二：比例性（线性）假定。也就是每个部门的产出量是该部门投入量（生产消耗）的线性函数，随着投入量的增大或缩小，产品产出量以同样的比例增大或缩小。投入产出模型以线性关系作为基本假设是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的：①产品产出量和投入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基本上属于正比例的线性关系，尤其是产品产出量与形成产品本体的原材料消耗量之间更明显地表现为线性关系。②作为投入与产出比值的直接消耗系数不是某个具体生产单位的个别指标，而是同类产品生产者的平均消耗定额，由于影响这一指标的诸因素在较大范围内具有相互抵消的作用，因此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实际上，在生产技术、工艺方式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投入与产出之间、投入要素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它反映了产品生产的消耗结构。

投入产出分析在上述两大基本假定的基础上，延伸出了一系列其他假定。

延伸假定一：技术不变（直接消耗系数稳定）假定。这个假设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各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凝固不变，抽象了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另一方面，同一部门内各企业的技术水平、技术条件相同，或者说它们有相同的消耗系数。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数量联系或产品结构是通过直接消耗系数a_ij（生产技术联系）建立的，可以说a_ij是整个投入产出模型的核心概念。但是，事实上，新材料的使用、新技术应用、相对价格变动和新工业出现等原因，都将使直接消耗系数发生变化，这说明它在时间上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因此投入产出模型适合研究静态的空间结构问题，要使其研究动态的时间变化趋势问题，就必须考察技术进步、价格变动的情况与趋势，并掌握由此而引起的a_ij变化的规律性。

延伸假定二：规模报酬不变假定。根据线性假定，投入增加的比例和产量增加的比例相等，从生产函数的性质上来说，投入产出分析中各部门的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函数，这就是规模报酬不变假定，也就是投入产出理论中不存在规模经济问题，生产规模的扩大并不引起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

延伸假定三：无替代性假定。在投入产出分析中，任一产品只有一种生产方法，需求结构和相对价格的改变并不会带来投入产品间的替代，从而也就不影响技术。

主流模型技术包括计量经济建模技术、投入产出建模技术、数学规划建模技术、混合建模技术等。每类模型都有其适用范围，有其擅长解决的问题，也有其不擅长解决的问题。一个模型的优劣取决于以下因素：现实问题与模型技术前提假定的契合程度、技术的先进性与复杂性、与替代技术的优劣比较、模型能解决哪些问题及其解决能力、技术本身实现的难易等。

投入产出建模技术在解决结构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它擅长解决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消耗结构、分配结构、产出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出口结构、价格结构等各类结构问题。但是投入产出建模技术因为数据的限制而只能建立年度模型，而且由于它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前提假定，使得投入产出建模技术缺乏灵活性。

投入产出建模技术包括投入产出原建模技术和投入产出扩展建模技术。投入产出原建模技术侧重于静态的、线性的、流量的、总产出的分析，缺乏动态的、非线性的、存量的、最终产出的分析，投入产出技术在这些方面的扩展形成了各种投入产出扩展建模技术：动态投入产出技术、非线性投入产出技术、存量投入产出技术、投入占用产出技术、二阶段投入产出技术等。动态投入产出技术能够解决前期投资对当期产出的影响问题；非线性投入产出技术放宽了对固定线性系数的前提假定，能够解决规模报酬递减或递增的生产问题；存量投入产出技术和投入占用产出技术都是将存量指标引入投入产出分析体系以期解决经济存量对产量的影响问题，它们的区别在于，投入占用产出技术是将存量指标以生产部门占用的形式“粘贴”在原流量投入产出表的第Ⅲ象限，存量投入产出技术则完全撇开反映流量的原始投入产出表，建立全新的列向反映存量占用状况和行向反映存量配置状况的存量投入产出表；二阶段投入产出技术通过把投入产出表第Ⅰ象限中间产品矩阵替换为消费矩阵，摆脱了原投入产出模型以总产出为核心的分析体系，实现了向以最终产出、GDP为核心的分析体系的转变，完成了投入产出核算从MPS体系向SNA体系（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的转变。

计量经济建模技术是最常用的经济建模方法，因为计量经济模型能够揭示经济行为规律，揭示经济现象中的因果关系，而且建模方法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所能解决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计量经济建模技术在解决总量问题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解决结构问题方面并不擅长。洪永淼^[10]认为，由于经济系统的非实验性、不可逆性和时变性，以及经济数据的种种缺陷，造成了计量经济学理论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从而使得经济学的分析与预测远没有像很多自然科学学科那样精确，当然计量经济建模技术所存在的这一缺陷在其他实证研究方法中也是同样存在的。

计量经济建模技术按照建模方法可分为经典计量经济建模技术、动态计量经济建模技术等。经典经济计量建模方法又被称作“考利斯委员会方法”（the Cowles Commission approach），它“以先验给定的经济理论模型为基点，以测量估计模型的参数值（结构）为重心，以参数值呼应理论预期值域为估计标准，以发展既不触动先验给定理论模型结构又能覆盖计量模型之统计问题的估计方法为研究主要方向”^[11]。“这种建模途径对先验的经济理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12]。传统建模方法存在诸多缺陷，如其把先验经济理论当作真理、随意选择变量、随意设定外生变量、随意设定误差项的性质、检验的准则无体系等^[13]。对传统经济计量建模方法失效原因的不同认识，使建模方法在不同方向上得到了发展：一是以Hendry为代表的动态建模方法（LSE），二是向量自回归方法（VAR），三是跨时最优方法（the intertemporal optimization/calibration approach）。如果说传统经济计量建模方法是“理论驱动”，向量自回归方法和跨时最优方法则是“数据驱动”的。数据驱动的经济计量建模方法遵循完全依赖数据特征的建模原则，其所建模型不仅对样本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且对样本中的偶然因素和长期因素不加区分。相比之下，动态建模方法则在建模过程中交替利用理论与数据信息，以探求数据生成过程为主要目标，将应用模型的设计过程明朗化。源自系统控制理论的误差修正模型在与协整理论结合后可较好地描述经济系统的这一特性，因而成为近年来宏观经济计量领域内的主流分析方法之一^[14]。从近年来我国公开发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来看，在建模方法上，传统建模方法逐渐向动态建模方法过渡。(www.daowen.com)

数学规划建模技术是运用数学规划和系统科学方法，研究如何在已知约束条件下达到既定目标。数学规划建模技术在研究最优化问题、规划问题、方案模拟评价等方面具有优势，在现代经济管理中应用较广，主要是解决管理中计划安排、资源分配和最佳结合等问题。但是数学规划建模技术假定条件较强，往往只能起到经济实验室的功能，对经济社会现实的模拟能力较差。

混合建模技术就是三大建模方法相互结合或与其他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建模技术，这类建模技术往往能够兼具多种方法的优点。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脱胎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是投入产出模型与线性规模模型的结合与完善，政策模拟分析功能是CGE的主要功能和优势。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是对历史的拟合和对未来的估计与外推，由于缺乏与经济理论的密切联系，往往不能提供有效的外部冲击效应模拟。CGE模型通过对投入产出模型在进口替代、非线性等方面的拓展，使其在进行政策分析时更有力，不过这种拓展也导致了CGE模型算法的复杂性。系统动力学建模技术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也往往与其他建模方法相结合^[15]，由于系统动力学模型从数学上看是一个递归模型，它不允许出现联立方程，因此需要将投入产出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加以改造以避免联立方程问题。

国际上对投入产出分析的研究和应用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迄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编制过投入产出表。我国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已基本形成制度，每逢2、7年份进行调查和编制基本表工作，每逢0、5进行调整系数和编制延长表的工作，投入产出表已构成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6]

从国内外情况来看，投入产出核算方面有很多有待改进的方面，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投入产出研究与应用的重要问题。

（1）投入产出表发布时滞较长。日本的平均发布时滞为3.5年，我国2010年发布了2007年度投入产出表，时滞为三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间隔里，经济结构、技术系数、价格体系等都可能发生较大变化，使得“最新”的投入产出数据往往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对投入产出系数进行修正，而系数修正不仅费时、缺乏统计数据基础，并且当前的系数修正方法本身也不够成熟，限制了投入产出技术的研究应用。（2）由于编表制度原因，投入产出表并非连续时间序列数据，而是有规律的年度间隔数据，其直接的影响是大部分年度没有投入产出表^[17]。由于投入产出数据的非连续性，使得投入产出技术很难与经济计量技术相结合。如何以现有的统计资料为基础，研发推表技术，推算出能够较好拟合经济现实的连续年度时间序列表，成为国际投入产出研究的一大难题。

国际上投入产出核算中的问题同样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而且我国还存在编表方法未完全与国际接轨、部门不具可比性、调查数据质量等问题。（1）编表方法与SNA体系尚未完全接轨。1993年SNA建议，应当首先编制供给表（V表）和使用表（U表），在此基础上再推导投入产出对称表。而我国采用的是直接分解法，首先编制出V表和对称表，然后再推导出U表。我国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方法之所以与SNA推荐的编制方法不同主要是我国的基础统计比较薄弱，我国现行的基本生产统计单位是企业而不是产业活动单位，无法得到UV间接推导法所需的基础资料。（2）投入产出调查方案的多变性，给基层企业填报增加了困难。1987年以来的4次投入产出调查，在调查方案设计和指标设置上变动较大，一是部门划分多变；二是投入产出核算某些指标设置与现行企业财务制度和成本核算方法不尽一致；三是基层调查单位在填报投入产出基层调查表时，需要翻阅大量的原始凭证，出现部分企业敷衍了事，造假数和假表的现象。

寻找规律和探索创新是学术研究的使命。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对象，宏观经济结构研究领域都存在大量崭新的问题有待探索，需要重新思考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研究逻辑和主要结论。本项研究试图将总量方法和结构方法结合起来，在研究空间结构问题时，注意其中的动态变化趋势，在研究总量变化问题时，注意内在的结构变动规律。本研究建立了基于投入产出及其扩展模型的宏观经济结构分析体系，对产业关联、需求结构、投资结构、价格结构、行业景气等主要经济结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从结构层面探讨了国民经济组成关系、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周期波动、通货膨胀、行业景气、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

通过建立投入产出系数新体系来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产业关联关系。将国内外近几十年来在投入产出分析方面的新进展纳入投入产出经济结构系数新体系里，构建分析产业关联的指标体系。新的体系由原模型系数和扩展模型系数两部分组成，其中原模型系数包括流量系数、直接系数和完全系数等，扩展模型系数包括分配系数、占用系数、存量系数、二阶段系数、非竞争系数、区域间系数等。在投入产出系数新体系基础上开展了我国产业关联分析和产业选择研究。（1）不同层次的投入产出系数，揭示了经济系统的内在产业关联关系，打开了国民经济系统有机构成和循环互动的“黑箱”。投入产出表在列向反映了生产的投入构成，在行向反映了产出的分配去向。中间投入占比上升和劳动投入占比下降趋势揭示了我国资本替代劳动的进程，影响力系数揭示了各产业部门对国民经济的需求拉动能力，感应度系数揭示了各产业部门对国民经济的供给推动能力，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这些指标变化则揭示了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或瓶颈地位的变化趋势。（2）经济增长不仅是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过程，更深层次的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通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产业关联系数，认清不同产业部门的属性，遴选出具有不同功能和作用的产业部门，有针对性地实施产业政策，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升级。笔者分析了我国的主导产业（基于影响力系数）、基础产业（感应度系数）、支柱产业（基于产值比重）和核心产业（基于产业影响力系数和产业感应度系数）等不同产业类型。笔者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的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开始转向以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这时政府角色、产业政策和微观激励机制都应做相应的改变，这一阶段政府应该更多地将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市场，以提供制度环境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在完成由“低成本优势—中低端制造业—生产”推动的第一次增长浪潮，迈向由“创新优势—高端制造+服务业—创新+消费”推动的第二次增长浪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建立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和动力源泉，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模式，笔者提出两个重要基准：一是看三大需求对一国总需求的贡献，二是看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GDP）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当前国内外经常采用国民经济核算公式或总需求公式来分析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这两种方法存在低估或高估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角度进行科学衡量，并建立了区分加工贸易出口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我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显著成就，以及外向型程度的快速上升，在世界上引发了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后果的广泛讨论。笔者测算结果表明，从比重份额所反映的需求主体来看，我国经济符合大国以内需为主的一般规律；从贡献份额所反映的动力结构来看，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基本特征。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快解决困扰这两股增长动力的深层次机制问题，使得这两股驱动力量能够保持持久动力。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应与对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全面认识相结合，应与对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机制的深刻理解相结合。

通过建立结构式乘数模型来研究结构式乘数对于发展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对于改进财政政策效率的实践意义。自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近一百年来，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通过扩张性政策创造需求，拯救经济于衰退之中，似乎成了宏观调控的天然法则。但是，“投资乘数失灵”“挤出效应”等现象的存在制约着政策的实际效果，成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一大缺憾。乘数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中具有基石地位，它是其他派生理论及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可以通过放松凯恩斯总量乘数模型关于“各部门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相同”的隐含假定，建立结构式凯恩斯乘数模型，实现从总量乘数向结构乘数的扩展。笔者研究发现，结构乘数思想的实质是收入非均衡问题，它可以看作结构主义观点的组成部分，是对新古典传统和凯恩斯思想的重要发展。为了启动处于衰退之中的经济，政府不仅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干预经济，而且由于各部门乘数效应不同，政府更需要采取结构性的干预政策，通过优化财政投资结构来改进财政政策效率。在扩张性政策的实施中，收入政策和税收政策应向国民收入的短板部门倾斜，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效应；财政投资应向“乘数效应”大、“波及效应”广、“挤出效应”小的部门倾斜，以扩大投资对工业生产和居民收入的带动能力。根据实证测算，我国投资乘数较大的部门主要是农业、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和教育科研公共服务业，这些部门普遍具有就业系数高、收入水平低、消费倾向高、产业链条长、需求诱发系数大、私人投资不愿进入等特征，如果要实现更好的扩张政策效果，应更多地直接刺激这些产业的投资需求。结构式凯恩斯乘数理论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将为各国政府应对外部冲击和经济衰退风险提供更加科学的分析视角与更加丰富的决策手段。

通过建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体系来研究通货膨胀的结构因素、波及效应和传导机制。笔者建立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体系包括价格形成模型、价格影响模型和成本传导能力模型。价格形成模型研究价格形成过程和组成结构；传统的价格影响模型研究部分产品价格变动或初始投入因素（非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因素，包括工资水平、折旧率、利润率、税率等）变化对物价水平的潜在影响；成本传导能力模型（CTC）研究各行业对成本涨价的向下传导（转嫁）能力；将成本传导能力模型与传统的投入产出潜在价格影响模型结合，建立了投入产出实际价格影响模型。从国内外已有的文献来看，笔者提出的成本传导能力模型和投入产出实际价格影响模型是一项创新。投入产出潜在价格影响模型是国内外测算能源价格波动对总体物价水平和各行业各环节影响程度的经典方法，但是该方法的局限性是不能解决传导阻滞和传导时滞的问题，因此测算结果在影响程度和影响时间上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笔者创建的投入产出实际价格影响模型较好地解决了传导阻滞问题，采用成本传导能力将价格潜在传导效应进行了缩减。投入产出实际价格影响模型是解决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我国物价水平冲击、能源价格改革对通胀和居民影响、重要能源产品调价效果模拟、提高工资和税收对通胀影响等问题的有力工具。最后，采用上述模型实证研究了以下问题：能源产品价格波动对物价水平的潜在和实际影响、国内外通胀的传导机制、通胀的贡献因素分解、我国在全球通胀中的角色等。

通过建立行业景气模型来研究经济总量周期波动背景下行业景气变动的规律。宏观经济是由行业经济所组成的，在宏观经济由繁荣到衰退周期性的发生背景下，在行业层面也会表现出相应的线索和规律，经济总量波动通过产业关联和供求关系在行业景气层面进行传导。经济总量波动与行业景气变动之间存在着一致的对应关系，行业景气的强弱波动及其共振与扩散，形成了宏观经济的复苏、繁荣、衰退与萧条。笔者整理了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中国年度、月度行业景气模型”，创新性地设计了行业成本指数、行业成本传导能力指数、行业生产指数等行业景气指标体系，探索了经济周期波动与行业景气变动之间的因果联系、传导机制与政策含义。笔者研究发现：（1）经济发展阶段与增长动力结构决定经济周期波动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受到内外部双重因素的影响，从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有世界经济景气周期、全球产业转移等，从内部因素来看主要有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等。纵观近30年来我国经济波动历史，以内部消费升级和外部出口提升为主线的经济增长波动清晰地展现出三大历史阶段。（2）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多元化决定了国民经济景气先行行业的多种类型。国民经济景气沿着产业链条逐次传导，形成了“行业景气轮动”现象，“先行行业”能够提前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势。我国的先行行业是多种类型的，包括消费类先行和生产类先行、内需类先行和外需类先行，这与美国以可选消费类为主的先行行业有很大不同，主要是因为当前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呈多元化。（3）经济景气周期和通货膨胀周期都存在“行业景气轮动”现象，现实中的行业景气度由二者叠加而成。实体经济周期下的“行业景气轮动”反映的是在行业利润普遍增加情况下，由于增加幅度差异而导致的行业景气度差异，而通胀周期下的“行业景气轮动”则反映的是利润在行业间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实体经济周期下的“行业景气轮动”一般是下游先导行业率先受益，并逐次向上游传导；而通胀周期下的“行业景气轮动”一般是随着通胀上涨，利润逐渐从下游向上游流动，上游行业景气度不断提高，而下游行业景气度不断下降，当通胀反转，利润则开始从上游回流下游。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应该采用“从长期看短期”“从中观看宏观”的更为全面的视野。行业景气分析方法作为一种结构分析方法，有助于弥补总量分析方法的不足，完善经济形势分析的方法体系，提高经济形势判断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特别重要的是，利用先行行业法有助于提高经济形势判断的前瞻性。

[1]本章为作者专著《宏观经济结构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证》的“导论”部分，由格致出版社2012年出版，入选“当代经济学文库”。

[2]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3]厉以宁认为，经济的非均衡分为两类：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和企业缺乏活力条件下的非均衡。现实的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条件下，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应当以所有制改革，即产权改革为主线，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使经济由第二类非均衡状态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状态。参见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本书认为非均衡现象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均存在，微观上主要表现为企业缺乏活力，中观上表现为结构升级缺乏动力，宏观上表现为资源错配和总量失衡。宏观层面的非均衡问题一部分可归因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善，另一部分则归因于微观和中观层面的非均衡。

[4]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参见1.陈璋，张晓娣.投入产出分析若干方法论问题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9）.2.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马克·布劳格等.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4.任泽平.投入产出乘数模型初探[M]//许宪春，刘起运.中国投入产出理论与实践（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5]《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国办发〔1987〕18号）。

[6]Leontief W.,1936,Quantitative input-output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8,105-125.

[7]W.列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142.

[8]基于凯恩斯学派建立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通常以收入—支出作为基本结构，模型总体上从需求开始、供给居中、供需平衡结束，以此三部分形成模型的核心。基于货币学派建立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强调金融变化对整个经济的影响。目前所见到的大部分模型基本上维持收入—支出结构，而且都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货币金融部分。关于对当前宏观计量经济建模现状的总结参见：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9]洪永淼.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J].经济研究，2007（5）.

[10]洪永淼.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J].经济研究.2007（5）.

[11]Hendry,D.秦朵.动态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2]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3]赵文奇.传统经济计量建模法的缺陷[J].统计研究.1997（5）.

[14]何新华，吴海英.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5]例如贺菊煌等（2001）建立的中长期系统动力学模型是系统动力学与投入产出方法、经济计量方法相结合，王其蕃等（1999）建立的基础设施系统动力学模型是系统动力学与计量经济建模方法相结合。

[16]三十多年来，我国已编制过全国、地区、部门和企业等各个层次和各种类型的投入产出表。除西藏之外，全国三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国家同步编制了1987、1992、1997、2002和2007年本地区基本表，部分地区还编制了1990、1995、2000和2005年本地区延长表。

[17]按照我国编表制度，10年中有6年没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