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新5%比旧8%好。未来通过改革构筑的5%新增长平台，比过去靠刺激勉强维持的7%~8%旧增长平台要好，经济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增长模式从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升级，产业从重化工业为主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升级，企业利润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迈向繁荣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常态”。能否理解“新5%比旧8%好”，是检验经济学者和市场人士对当前经济形势认识是否有洞察力的标志。

当前对中国经济前景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过度看空，以部分国外机构为代表，迎合了国外部分投资者不了解中国、过度悲观的偏好。虽然唱空，但却可起到提醒的作用。

第二种过度看多，还能回到高增长轨道，“未来20年还能增长8%”，中国经济下行是因为外需不足和周期调整，政策应以刺激投资为主。这类观点貌似唱多，实则产生麻痹效果。

第三种理性乐观，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但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期，近年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应在保持定力、守住底线的前提下，通过改革走出困局。如果通过不断刺激勉强度日，坐等周期回升和外需改善，不仅贻误改革时机，而且会酝酿更大风险。刺激是维持旧增长模式，是加杠杆，改革是释放新活力，是去杠杆。

虽然同属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但笔者区别于第二类学者的核心观点是：“新5%比旧8%好”。未来通过改革构筑的5%新增长平台，比过去靠刺激勉强维持的7%~8%旧增长平台要好，经济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增长模式从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升级，产业从重化工业为主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升级，企业利润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迈向繁荣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常态”。笔者主张的5%是呼唤改革的5%，部分学者主张的8%是呼唤刺激的8%。改革是唯一出路，刺激将酝酿危机。

能否理解“新5%比旧8%好”，是检验经济学者和市场人士对当前经济形势认识是否有洞察力的标志。

1960年以来，在全球100多个追赶经济体中，只有12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追赶任务，迈过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在这12个成功实现增速换挡的经济体中有四个最优秀的毕业生：联邦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这四个“优秀毕业生”大约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11000国际元附近，经济增速平均从8.3%降到4.5%，降幅在50%左右。

这四个经济体的规模大小各异（日本13000万国际元、联邦德国8000万国际元、韩国5000万国际元、中国台湾2300万国际元），增速换挡的时代背景跨越20世纪60~90年代，但增速换挡的人均GDP阈值时点和增速降幅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这暗含着内在的规律性。

根据国际经验，经济增速换挡的驱动力来自供给侧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需求侧房地产投资长周期峰值的到来。韩国增速换挡发生在1989~2003年间，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房地产投资长周期拐点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增速换挡发生在1968~1978年间，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房地产投资长周期出现在1969年前后；中国台湾的增速换挡发生在1985~1993年间，20世纪80年代末劳动力成本出现加快上涨，住宅投资接近峰值；联邦德国的增速换挡发生在1965年前后，出现了房地产投资长周期峰值。

表1.1 “二战”以来101个追赶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12个样本

注：根据世行2013年新标准，人均GDP低于103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地区），1035~408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085~12616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不低于1261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地区）

数据来源：WIND，世界银行

图1.1 国际经验：增速换挡期四个“优秀毕业生”的成绩是4.5%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WIND

近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典型事实先后出现：2008年前后越过了刘易斯拐点，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净减少，2014年房地产投资长周期拐点出现。

中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如果能够实现5%，增速换挡的成绩堪称优秀，这是增速换挡期最优秀毕业生交出的答卷。新5%比旧8%好。

图1.2 中国现实：中国的刘易斯拐点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WIND

图1.3 中国置业人群和新开工面积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WIND

图1.4 中国未来：增速换挡成功后新的档位在5%左右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WIND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可以达到8%的增长率，中国目前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30%，还有很大的后发优势。但经验证据不支持这样的判断，联邦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经济增速下台阶时人均GDP分别相当于美国的68.5%、68.5%、51%、41.4%。

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既缺乏足够样本的证据支撑，也缺乏严谨的逻辑推导。中国相对于美国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这是事实，但为什么必须以8%的增长速度追赶，而不是以5%的增长速度追赶？5%已是美国年均经济增速2%的2.5倍。

表1.2 成功追赶经济体的追赶进程和典型事实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WIND

从逻辑上看，一国经济增长潜力取决于供给条件和需求潜力。

（1）从供给条件看，近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典型事实先后出现，2008年前后越过了刘易斯拐点，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净减少，2014年20~50岁适龄购房人群达到峰值后房地产投资长周期拐点出现。(www.daowen.com)

（2）从内需看，增速换挡发生在住行向服务消费升级阶段。住行消费升级是居民最后一轮物质性消费升级，随后将步入服务类消费升级主导，相比于住行消费，服务类消费对物质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明显弱化。这也就意味着，当居民消费从住行向服务升级时，经济将自然减速。那么，居民买车买房行为取决于自身的绝对收入水平还是跟前沿国家比的相对收入水平？显然，取决于自身的绝对收入水平。中国居民不会等达到美国人均GDP一半时再去买车买房。事实上，中国住行消费已经走过大半进程，快速增长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中国居民正在向服务类消费升级。

（3）从外需看，中国劳动力成本还大幅低于美国，但是已经高于东南亚、拉美等出口竞争对手。因此，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经济增速换挡主要因为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引发的消费升级和低成本贸易优势削弱，衡量指标应是人均GDP绝对水平而不是相对水平。

（4）人均GDP相对水平可以部分地衡量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但随着技术进步从简单模仿向原始创新转变，技术进步的速度也会放缓。

部分学者坚持的8%是拒绝减速、不断刺激的8%，是传统增长模式继续维持、新增长模式被抑制的8%，是风险不断积聚后摊、酝酿大规模危机的8%。

笔者主张的5%是呼唤改革的5%，改革创造红利，刺激将酝酿危机。

目前，业界对这一关键性问题没有达成共识。

表面上是增速换挡，实质上是动力升级，根本上靠改革转型。

增速换挡期，产业结构将发生巨变。近年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些具有长期趋势性的迹象和苗头，产业间出现结构性的衰退与成长，以房地产和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日益放缓，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快速成长。国际经验表明，这种分化是追赶型经济体在增速换挡期的共同特征，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

典型工业化国家经验表明，以钢铁、石化等为代表的重化工业比重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时出现峰值，然后大幅回落。随着中国居民住行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中国重化工业峰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呈趋势性而非周期性，未来大幅回落。

根据典型工业化国家经验，以仪器仪表、医药、环保、汽车、电子等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大约在人均GDP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时趋于稳定。服务业中，金融、信息、科技、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最快，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业增长较快。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R&D（研发）投入的提高以及部分领域接近技术前沿面，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将从重化工业为主升级到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

随着产业从中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升级，产品附加值和企业利润将会提高。近年来，中国产业间销售利润率出现了明显分化。

重化工行业销售利润率大幅下滑，包括煤炭、铁矿石、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在2002~2007年的这一轮繁荣周期，这些行业的销售利润率大幅上升，但近年盈利能力大幅下滑，生产经营困难，未来面临深度调整。从国际经验和长期趋势看，这些行业的需求历史峰值临近。由于2008年大规模刺激计划，这些行业需求峰值到来时点比国际经验提前了2~3年。

高端制造业销售利润率有上升趋势或保持较高水平，包括医药、仪器仪表、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行业。这些行业的未来需求空间较大，技术含量较高，进口替代潜力大，增加出口能力较强。这些行业有可能成长为新的主导产业集群。

当前中国重化工业占工业比重高达51.3%，高端制造业只占25.1%。在转型初期，由于旧增长动力结构占比较大，且日益衰退，宏观经济和企业利润下行压力较大。但随着新增长动力结构日益“长大”，当新旧力量达到某一平衡点时，有可能经济增速下降到一个新平台，企业利润则有可能企稳回升。我们预测，到2023年中国高端制造业占工业比重将达到43.1%，超过重化工业比重。

根据国际经验，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是从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升级，从非耐用品向耐用品再向服务升级，更具体地讲，沿着衣食—耐用品—住行—服务的路径升级。增速换挡期发生在从住行消费向服务类消费升级的阶段。

对比国际经验可以发现，中国居民消费升级符合一般规律，先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完成了衣食、耐用品消费升级，2000~2014年处于住行消费升级期，近年来以健康、传媒、“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服务类消费崛起。

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处于从住行向服务消费升级的转换期，住行消费已临近峰值阶段。2014年初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大幅调整，当前的房市调整符合人口周期规律，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峰值，城镇户均住房已接近1套，需求和投资长周期见顶信号明确，利率市场化使之略提前。预计未来中国房地产投资名义增速将从过去的20%下降到0~5%。2013年中国千人汽车拥有量接近100辆，已从高速增长期步入中速增长区间。

与此同时，近年中国教育、文化、旅游、医疗、保健、娱乐等服务类支出呈爆发式增长。目前，中国食品、衣着等生存型支出比重偏高，发展享受型、服务类支出比重偏低。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食品类支出比重高达36.2%，明显高于美国的8.7%、德国的14.7%、日本的16.7%以及韩国的15.6%。在新兴经济体中也偏高，比如此支出比重印度为33.7%，俄罗斯为39%，墨西哥为26.9%。未来中国居民食品支出比重有望下降20个百分点，为发展享受型、服务类支出腾出空间。

表1.3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与结构升级

近年来，中国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的重化工业国企形成了资金需求“黑洞”。这三大融资主体有政府信用背书，财务软约束，对资金价格不敏感，通过不断占用信用资源负债维持，变成“僵尸企业”，进而推高了无风险收益率，对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产生挤出效应，企业利润不断下滑，股票市场投资者普遍悲观。

这三大资金需求“黑洞”是旧增长模式的代表，刺激就是维持旧增长模式，由于旧增长模式以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导，是拒绝出清的，并且在体制内有相当强的话语权，不断输血的结果是杠杆率和负债攀升，酝酿更大的风险。

未来通过改革“破”掉旧增长模式，中断无效资金需求，彻底降低无风险收益率，才有望“立”起来新增长模式，提高企业盈利水平。

中国当前正处于增速换挡的关键期，刘易斯拐点到来，住行消费峰值出现，供求两侧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这一轮经济回落的原因不主要是外需不足和周期调整，而是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市场本该出清却由于体制性障碍难以实现，去产能和去杠杆进展缓慢，经济下行压力长期存在，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攀升。2009年重启“银政”“银企”联系之后，政府隐性担保泛滥，大量资源错配到低效部门，在加剧金融风险的同时，也增加了增长阶段转换和增长动力升级的困难。

鉴于当前经济下行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而非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此政策的应对主要是结构改革，而非大规模刺激。改革是唯一出路，刺激是最大风险。通过不断刺激勉强度日，坐等周期回升和外需改善，不仅贻误改革时机，而且会酝酿更大风险。刺激是维持旧增长模式，是加杠杆，改革是释放新活力，是去杠杆。面对经济下行，应在保持定力、守住底线的前提下，通过推动改革培育新增长动力和构筑新增长平台。

进一步地讲，未来新常态经济增速究竟是多少并不重要，它是通过改革释放活力以后市场自然实现的均衡状态，是供求关系重新匹配以后的增长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家争论未来经济增速究竟是8%还是5%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取决于我们做什么。如果只刺激不改革，即使短期稳定了经济增速，迟早还会出问题。如果改革成功了，企业盈利提高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未来增速是多少都可以，那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如果只刺激不改革，即使短期稳定了经济增速，迟早还会出问题。

我们反对一味唱衰中国的观点，也反对一味唱赞歌的观点，我们支持理性客观的声音。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研究扎实和逻辑缜密，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口号式观点。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在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时刻，我们特别需要勇于讲真话的学者，我们向业界呼吁，请肩负起一名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