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方重商的文化传统孕育了欧美的企业，从而催生了管理的萌芽，那么，也可以说，工业革命尤其是发生于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企业，从而孕育了现代管理。欧洲文明的演进路径，是从商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这两种文明都能够孵化管理，也都需要管理，其区别仅在于管理的深度与广度。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生产技术方面，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社会关系方面，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与壮大起来。可以说，一方面，没有工业革命，就不可能有现代公司的出现，也不会有现代管理的产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现代公司的产生与发展，没有现代管理的推动，工业革命的快速进程也可能不容易出现。在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官僚机构办事效率很低，组织性差。一旦拥有了现代工业，学会了竞争，官僚机构也变得高效起来。这里的秘密，就是管理。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生产效率爆炸式提升，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管理提出了现实的需要。活跃在工业革命期间的公司，几乎都是规模非常小的公司，可以称之为家族企业。尽管公司规模不大，但是，与重商主义时代相比，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大量生产性的工业公司开始取代传统的商业贸易公司，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在英格兰，实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19世纪20年代在自己的纺织厂里着手解决生产效率与激励问题。

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美国诞生了铁路大王、石油大王、钢铁大王等，德国则诞生了西门子公司。这些大型组织的兴起，迫切需要现代管理。于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在其著作中造了一个词——企业家，并把企业家置于经济的中心，认为是企业家把资源从产出较低的活动中撤出，投向产出更高的活动，从而创造财富。在美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管理，而不是经济力量；经济进步的载体是各种组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现代管理的所有主要方法渐渐成型。这一期间的标志性理论创新主要有：泰罗制，职能原则，分权原则，市场营销，组织理论，人际关系理论，等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人们开始把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来教授。哈佛商学院在20世纪30年代率先开设管理课程，麻省理工学院则在同一时期开始针对年轻的中层经理人员开展管理进修培训。至此，发轫于西方管理实践及以此为依托进行理论研究的现代管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搭建完成。(www.daowen.com)

现代管理源于欧美，从商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基本无违和感。当然，也不能绝对化。只要是文明的演进，就必然出现文明的冲突。比如，泰罗在美国推行科学管理的时候，就遭遇工厂主和工人的联合反对，每一方都认为泰罗的方法是“对方的工具”，甚至要泰罗到美国国会做证，阐述科学管理的观点。

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大市场日渐成型，大公司迅速崛起，欧美各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横行于道，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劳资纠纷普遍而频繁地发生，管理道德命题被提出。这一时期，公司利益侵害个人利益，资本扩张挑战社会公正，公司的权利超越全社会的控制。随着公司规模的无限扩大，财富越来越集中。1890年，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美国底层一半人口的收入总和，贫富差距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工人发现自己成了工资的奴隶。工人工作条件恶劣，工作时间超长，缺乏劳动安全保障，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生产中受伤致残，却没有任何补偿与保障。城市使少数人生活更美好，但多数人的生活却是一团糟。到1900年，美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39.7%，大批农民开始进城，但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分离，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贪得无厌的生产商与销售商经常销售结核病奶牛生产的牛奶，在牛奶中掺水、掺盐。公司管理者认为公司的利益至高无上，他们只对公司的利益负责，其形象就是一个吞噬一切的冷血动物，公司正异化为一朵自己栽培的“恶之花”。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一些有远见的大型企业开始自我救赎。1914年1月，福特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压缩到每天8小时，并把工资从每天2.34美元提高到5美元。这个决定立即引起轰动，福特公司的旷工率从10%降到了0.5%。杜邦公司最早向死亡工人的家属支付养老金，也是第一个为员工建立医疗保险的大公司。在这种背景下，主张管理应以“激发善意与潜能，提升人的价值”为遵循的德鲁克管理思想得以产生，并迅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