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式管理，能够讲透的人并不多。按管理学家孔茨的观点，美国是管理的丛林。任何理论都有拥趸，但任何理论也有其边界和极限。所以，虽然现代管理主要发源于欧洲和美国，但美国管理却没有明显的标志，只能说是管理丛林。

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受到重视，业界甚至一度认为日本的管理有颠覆西方管理的趋势。对日本管理的研究大致在三方面：（1）是管理工具，比如JIT、TQC，虽然这些工具背后也有思想体系和理论支撑，但仍然属于提升效率的方法论和工具；（2）对“日本三大法宝”的总结，比如年功序列工资等，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以果推因”，经不起时间检验；（3）对日本管理的全面系统研究，比如1981年日裔美国学者威廉·大内出版的《Z理论》，其研究的内容为人与企业、人与工作的关系。这一理论的提出是鉴于美国企业受到日本企业的严重挑战。大内选择了日、美两国的一些典型企业（这些企业在本国及对方国家中都设有子公司或工厂）进行研究，发现日本企业的生产率普遍高于美国企业，而美国在日本设置的企业，如果按照美国方式管理，其效率较差。根据这一现象，大内提出了美国的企业应结合本国的特点，学习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形成自己的一种管理方式。他把这种管理方式归结为Z型管理方式，并对这种方式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称为“Z理论”。

在管理的吸收和应用上，中国企业非常开放，包括欧美日的几乎所有管理理论和工具，都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并没有形成典型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和工具。如果总结中国式现代管理特点的话，可以这样总结：基于德鲁克的系统管理思想的权变管理。因此，中国管理同样类似美国的管理丛林。

从现代管理在中国30多年的进步看，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西方100多年的现代管理的演进过程。因此，可以说中国现代管理的演进是一个压缩式的追赶过程。中国压缩式的追赶，与西方自然演进的路径当然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崛起，恰逢第二次工业革命。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次“重回起跑线”的竞赛。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点，是工业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但距离信息文明还需时日。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在工业文明内的追赶。类似的追赶，只有“亚洲四小龙”。中国的追赶，既是文明内的追赶，也是“扁平化世界”的追赶，经济全球化在中国加入WTO后达到了顶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顶峰，工业文明已经高度成熟，而中国工业化进程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就如同一个刚进小学大门的学生，遇到一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学生，有人告诉他们：你们是对手，现在竞争开始了。显然，这是不对称的竞争。当然，竞争的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很多专家学者曾经忧心忡忡，然而，现在中国制造业总量是美日之和，是美国的150%。有人说，这是牺牲环境和劳动力廉价的结果。可是，与中国同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很多，为什么不是他们？没有现代管理的支持，即使有劳动力廉价，也无法支撑中国巨量的制造业。

MIT教授谢德华在其著作《中国的逻辑》中，提出了中国制造业的成功是“制度性外包”的观点。中国发展选取的路径，是制度性外包（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即“将制定重要社会规则的权利转让给第三方，而正是这些规则深刻影响着中国内部的各种社会活动”。

目前，世界制造业有两种转移模式。一种模式是，除了劳动力外，几乎所有资源严重依赖母公司“进口”——“内包”模式。管理者、机器设备、资金、技术和管理策略从母公司“进口”，仅仅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源，依赖当地市场。当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枯竭时，所有资源又全部转移到其他国家。除了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另外一种模式是制度性外包。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研发“就地取材”，对母公司的依赖降低，市场是国际化的。制度性外包的结果，不仅增加了GDP，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www.daowen.com)

显然，很多人对中国制造的认识还停留在第一种模式阶段，很多结论就是以此为视角的，而中国制造的成功恰恰是制度性外包的结果。中国成为制度性外包国家，有两大原因：（1）外部原因。制度性外包模式的出现，是现代IT技术发展的结果，互联网的发展使瞬间交流变得极其容易；（2）中国的战略空间和政策原因。

制造业遗产的积累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一个国家缺乏战略空间，或许还未来得及留下什么遗产，资源性因素已经不具备优势，制造业再次被转移出去。很多东南亚国家就是如此，它们曾经承接了制造业转移，但还未扎根就已经转移到中国了。从制造业角度讲，中国的战略空间举世独有。（1）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呈现阶梯状态；（2）二元经济结构为制造业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制度性外包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配合。在一个制造业基础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单个企业无力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地方政府独立建设也没有财力。制度性外包是企业与政府的一种“集体共识”，跨国公司的集体决定，地方政府“筑巢引凤”，共同打造了中国的基础设施。

制度性外包给中国留下了重要遗产。（1）（培训了一大批掌握熟练技能的产业大军，可以说，中国的产业大军不是中国教育的产物而是中国制造的结果；（2）围绕中国制造形成了一批研发与设计机构，一些跨国公司的地方设计总部（如微软等）已经布局中国；（3）在学习和模仿过程中，本土企业开始“与狼共舞”；（4）中国的重装备业开始形成，为中国制造提供装备。在制度性外包过程中，完成了现代管理在中国的快速启蒙，现代管理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比预想的快得多。按照制度性外包的观点，正是西方把制造业基地搬到中国的时候，也把现代管理带到了中国。中国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跨国公司带来了技术、培训的产业工人，也让中国人更快地学会了现代管理。

现代管理在中国的启蒙，必须考虑两个重要因素：（1）西方企业规模巨大，管理高度成熟，而中国企业弱小，现代管理刚刚起步；（2）因为世界经济的模块化，中国成为制造业最大的模块，引发了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制度性外包，制度性外包促进了中国现代管理的快速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