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来，真正对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管理取向等产生深刻影响的，不过儒家、道家和法家。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耐人寻味的现象：（1）居庙堂之高的管理者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哪一家的传承者，而往往是杂糅各家之长的兼容并蓄者，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其中以法家居多；（2）普遍被认为已经深入骨髓、流淌在炎黄子孙血液里的儒家价值观，其实常常为表象（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被儒家之表笼罩着的法家、杂家或兵家之里子。春秋以降的中国历史，单纯的儒家、单纯的道家、单纯的法家亦只能当成一种思想或者学说进行传播，在实际政治上（治国平天下）和商业上从来都没有作为唯一的指导性理论。儒家与法家一张一弛、一宾一主地相济并用，倒是实践的真实。至于道家，多半介于其间发挥润滑剂的作用。究其原因，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家与道家都是奔赴理想的学说，而法家则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天人合一与仁义忠信固然是美好的理想，在这种理想环境内，人与人之间应该且能够依理共存共事，而不能靠力量一决雌雄，然而，在这种理想实现之前，却总不免由力量决定一切，靠竞争取胜。法家既能够提出宏观上的主张及架构，用理论与战略指明方向、规划路径及步骤，又能够拿出可行的方案及策略，用战术与方法解决问题、制定方案及措施，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会受到重用。为了缓解法家治理模式产生的社会矛盾，借用儒家或道家的理想作为装饰之表、润心之液，也就顺理成章了。

进一步讲，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然而，儒家学说毕竟是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其专用范围是家庭、族群、社团等社会组织及学术界，而非实际政治与管理。儒家学说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划分并规范各种社会关系，制定并诠释关于精神的、道德的和日常生活的文明及准则。法家学说的专用范围则限于实际政治的理论与技术，法家学者总是能够针对新的政治、社会状况提出新的统治法术，帮助统治者巩固政权。所以，随着中华帝国版图的扩展，统治者们就不能不一方面依靠儒家学说诠释政权的正统，捍卫政权的尊严；另一方面依靠法家的理论与技术统治臣民，巩固政权，从而表现为“儒表法里”。然而，法家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方面与儒家的以礼以德治国发生了冲突。儒家因此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则指责儒家迂腐、空谈。道家很少居于统治思想的主流。但是，在政治、社会秩序大乱的时期，譬如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人们自然而然地走向消极，倾向于批评现存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探求逃避现实、避免伤害和危险的路径，儒家学说就自然衰落，道家学说就自然兴起，要么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要么暂时地成为政府的主流思想。而且，法家在“无为而无不为”的理念上天然地与道家达成了一致。韩非主张君主应当无为，而用统治工具和国家机器让别人替他无不为。《庄子》也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看来，实用主义者往往能够与自然主义者找到交集，而始终难与单纯的学理派找到交集。(www.daowen.com)

以现代理论分析，法家主张与现代的制度管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主张则近似于西方的“有形的手”理论，但西方所谓“有形的手”局限在政府行为里，儒家则将君子修行与贤人治理融合，通过礼与德完美地统一在社会治理范畴内，构造了金字塔形管理逻辑；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则近似于西方的“无形的手”理论，但西方无形的手局限在市场机制与市场规律里，无为而治则本于天道，弘扬并服务于人道，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融合，将“尊道”和“无为”完美地统一在天人合一的理想里，有了规律性的特征，事实上是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