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因其主张以法治国，故称之为法家。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经过管仲、子产、范宣子、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韩非、桑弘羊等人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先秦法家主要划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既重术、势，又重法、教；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春秋时期，管仲、子产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与申不害的“术”，成为法家思想学说之集大成者。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包括《商君书》《管子》和《韩非子》。《管子》现在仍然可以作为依法治国的参考。

西周封建社会根据两条原则办事：一条是“礼”，一条是“刑”。礼是不成文的法典，以褒贬来控制“君子”或“贵族”的行为。刑则只适用于“小人”或“庶人”。所以，《礼记》中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朝的后几百年，封建诸侯社会逐步解体，战争频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开始出现，社会各阶级的固有性被打破，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区别被淡化，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礼”“刑”割裂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动员、组织社会力量扩大诸侯国利益的需要。这时，有些人对现实的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够提出符合诸侯需要的政策建议，从而成为诸侯信任的顾问，有的甚至成为相国。这样的顾问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这些人将其法术理论化，做出理论表述，就构成了法家思想。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东方法家或齐法家。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在管仲辅佐之下，齐桓公做成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一匡天下”，一件是“九合诸侯”。到了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法教兼重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深受齐文化熏陶的荀子，还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法家代表人物。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使“庶人”即平民可以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让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可以说，法家是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法家的政治口号是“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维护法制的刚性，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管子》^[12]，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系统的管理思想、方法、案例汇编，现存85篇，记录了管仲治国理政的理念、方法、制度、实践做法及其与齐桓公的对话、故事。譬如，《牧民第一》论述了统治管理人民的基本方法；《形势第二》论证了治国理政要尊重顺应规律；《权修第三》提醒统治者要修重权力，体现了管仲重视农业，爱惜民力，教化百姓，崇尚法治的思想；《立政第四》条分缕析地解释了执政必须面对的9个方面的大问题；《乘马第五》讲述了运算筹划军赋财政的原则、方法，治军与用兵之道，教育驯化的重要性；《五辅第十》分析了为政辅国的5项政策措施；《枢言第十二》阐述了管仲重百姓轻珠玉的民本思想，阐释了以道义治国王天下的道理；《八观第十三》讲了调查研究的方法，从饥饱、贫富、侈俭、实虚、治乱、强弱、兴灭、存亡8个方面能够掌握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等情况；《问第第二十四》甚至有专门的调查题纲；《法禁第十四》提出必须严格立法与司法，严明法令，严格执行，以法为法，以法行法，立法者应该带头守法、执法，这样法才能得到贯彻执行；执法要坚决严格，公正无私，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大匡第十八》《中匡第十九》《小匡第二十》记述了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事实与言论，其中“人君惟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一句，成为千古名言；《君臣上第三十》《君臣下第三十一》论述了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主张君不干预臣职，臣不侵夺君权，这样才能形成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工商愿的理想状态；其他如管仲略举齐桓公之过，规劝其改正；修心之术；君主治国的方法，等等。(www.daowen.com)

简单地把法家思想与“法律”“法治”或者“审判”联系起来，是错误的。法家所讲的其实是组织与领导的理论与方法，是将“势”“法”“术”综合起来治国的理念与方法，本质上是管理原理，而不是法学原理。要治理好国家，法家主张，首先，统治者要“循名而责实”，就是把职务（头衔）封给胜任的人。那么，统治者怎么知道哪个人最适合某个职务呢？韩非的回答是：“用术”，即如韩非所说：“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之所以能够以赏、罚“二柄”选人任人，是因为人有好赏恶罚的心理取向。统治者选拔了善于立法与执法之人之后，就通过善法者的立法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以及什么不应该做，通过奖罚分明的执法引导百姓应该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做什么，即“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法家思想遂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的主要统治手段，并一直被沿用至今。从现在的学科分类看，法家思想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等社会科学诸方面，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单从管理学的意义上讲，法家是典型的制度管理学派，声明了将制度的合理性、制度刚性与管理人才的不可替代性融为一体的依法治理精神。譬如《管子》，既强调制度刚性，如《管子·重令第十五》：“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以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也特别重视制度的合理性如《管子·牧民第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还不忽视人的重要性如“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