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最为璀璨的部分，也是构建中国现代梯形管理逻辑的基础。儒家学说，由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创立，由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孟子加以发展，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等。整体上讲，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仁”就是“爱人”，在君主，就是要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实行仁政，反对苛政；在个人，就是要推己及人，一方面要“忠”，能够尽己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要“恕”，坚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政治上，儒家主张以礼义治国，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仪，恢复西周时期的德治。孔子创造的正名、仁义、忠恕、知命等儒家思想中的基本观念，一脉相承，但孟子与荀子的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成为仁、义、礼、智的德行。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据此发挥说，只有像尧、舜那样的圣人才可以为王，君主如果没有君主本该具备的道德条件，人民就有道义上革命的权利，此时即使杀了君主也不是弑君，而不过是除一独夫耳，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还区分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王”道与“霸”道。王道是通过道德指示与教育的管理之道，霸道是通过暴力强迫的管理之道。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服孔子也。”可见，王道通过德作用于外，霸道通过力作用于外。孟子的思想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代的人评价他“说理天下而终不得用”。荀子思想则是孟子思想的对立面，是务实的现实主义。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人又与禽兽有别，一是人不可能离开社会组织而生活，也不可能离开合作与互助而使生活变得更好；二是人们必须在一定的社会规则内共同生活。人们之所以必须合作互助地共同生活，荀子给出了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人们各有专长，只有互相协作才能扬长避短，避穷就富；另一方面，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个人力量有限，但合作而成的团体则合力成事。人们之所以必须在一定的社会规则内生活，荀子也给出了解释，因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所以“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制定规则的目的是把人们的私欲控制在不生乱、不因乱而穷的边界内，最好是能够用礼引导人们自我调适欲望，不至于无度。而要实行礼治，就必须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使人们去恶为善。他强调，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创造的，所以，天、地、人同等重要，各有自己的特殊职责。人就应该思考人的职责，做人该做的事情，格物致知，治物蓄畜，而不应该“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颠倒本末，整日沉湎于对天地的思考与理解，思想混乱，舍本逐末。董仲舒则劝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推高到国家唯一的主流思想的高度，并影响百世。董仲舒将阴阳学说与儒家学说融合在一起，在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当时的政治、社会秩序提供理论支撑，将汉帝国理论化。后来的新儒家走向哲学，在管理方面意义不大。

从管理角度认识，儒家学说涉及这几个概念：（1）“仁”——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根据。（2）“仁政”——取王道舍霸道。（3）人性善恶假说——人性善则教育引导，以德化之，人性恶则礼法规制，以利诱之；不管人性善与恶，人都必须生活在社会组织中，制定、遵守礼仪规范，以弥补个人力量之不足，实现只有依靠合作才能得到满足的欲望。（4）圣王才能成为国家管理者——修身养性以成之。（5）仁及仁政的礼法规范。

在今天的语境下，上述概念可以诠释为：（1）自我管理——以德修身，并志于学；（2）以善意处理人际关系；（3）以善意管理家庭、企业、国家以及其他社会组织；（4）管理的取向，要么在人性善假设前提下实行人性化管理，要么在人性恶假设前提下实行制度化管理。依靠这几个概念构造的儒家管理思想体系呈现金字塔形，本书将这个体系称为“金字塔形管理逻辑”。金字塔形管理逻辑，以自我管理为基础和起点，经过人际关系管理、家庭管理最后到达顶点——复杂组织管理的管理逻辑。自我管理的内容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人际关系管理的内容是对由“仁”引申出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管理，当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联系时，主要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关系的管理，要求谨守“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家庭管理，即要做到“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复杂组织管理，就是要施仁政，行王道，能够治国平天下。

将儒家管理思想串联起来的，是曾子的《大学》。曾子所著《大学》，是儒家的经典之作，既体现了儒家的人文情怀，又规范了儒家主张的修齐治平的次第和方法，是“凡有志于学，内养的功夫和外用的知识，皆能达到某一个水准”的“大人”^[11]的学问，其目的是给“大人”指出一条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的道路。

《大学》开宗明义地讲了大学的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的宗旨，首先在于通过自我修炼，使自己能够明白哪些是必须弘扬的道德以及如何明明白白地向别人昌明道德，然后才能深入民间做亲民的工作，最终达到极其圆满的至善境界。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进入了这一正道呢？《大学》认为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1）明白任何事物都有本有末且能够明晰本末、守本舍末。（2）明白任何事情都该有始有终且能够做到锲而不舍、善始善终。（3）时时处处都明白什么应该优先什么应该劣后且能够坚守该先后次序。如何达到这3个标准呢？《大学》指出了七正的修为方法：“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思虑而得的精华就是“明德”，就是大学之道这个道体的外用，此时，“大人”才算具备了“明明德”的修养和功夫。

作为管理者的“大人”如何做到“明明德”呢？《大学》接着进行了缜密的阐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齐家”的“家”，古代指卿大夫的领地和政权，可以引申为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家族”，但并非仅仅指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或本末倒置还想把事情做好，这同样是不可能的。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式逻辑实施管理，渐次达到家和事兴、国强且大和众民归顺了天下太平和百姓安居乐业的递升式目标。图2-3直观地诠释了这些内涵。

图2-3(www.daowen.com)

按照金字塔形管理逻辑，修身是成为管理者的基础条件，是管理的起点，必须一以贯之，持之以恒。修身的起点是格物致知，就是要接触、认识、研究万事万物，彻底研究透彻它的原理，使知识达到顶点，继而要修到意念真诚，即要做到心中无愤怒，无恐惧，无偏好，无忧虑，真诚无私，不自己欺骗自己，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像有十双眼睛看着，十根手指着一样，怀着敬畏之心。普通人修身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为德才兼备的贤人，儒家尊崇的贤人则是接近了圣贤之道的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已经“近道矣”。只有这种贤人才有资格有能力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进入主流社会的精英管理队伍。从管理的意义上讲，《大学》中的修身是自我管理，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是组织管理。“齐家”可以理解成初级组织或者小组织的管理，“治国、平天下”可以理解成高级组织或者大组织以及巨大组织的管理。在自我管理向组织管理过渡的过程中，管理者还必须经过处理人际关系（“仁”）的训练。管理者志学，基础在修身，始于格物致知，初成于意诚心正，小成于齐家，中成于治国，大成于平天下。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管理逻辑。

高层管理者的修身，可以参考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三习一弊疏》是清代名臣孙嘉淦（1683～1753）上给乾隆皇帝上的一篇奏疏。在这篇奏疏里，孙嘉淦指出了高层管理者容易染上的三个坏习惯和“三习”必然滋生的一弊，以及避免染上“三习”的途径与方法。孙嘉淦指出，越是道德高尚、内心明白、智慧超群、身边人才荟萃的皇帝，越容易在潜移默化中染上“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等三个坏习惯，进而滋生“喜小人而厌君子”之一弊，酿成“小人进而君子退”的恶果，以致祸国殃民。那么，皇帝为什么会不知不觉地染上这三个坏习惯呢？因为“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在德才这些大的基本的方面，唯独君子品德高尚，而才干是君子与小人都具备的，且小人的才干有时会高于君子。可是，在跟皇帝上奏与交流时，君子木讷呆板，小人却工于心计，善于阿谀奉承，这恰恰投合了皇帝喜欢听谄媚之言而厌恶直率之语的“耳习”毛病；在与人交往中，君子往往显得笨拙，而小人巧于周旋，这恰恰又投合了皇帝喜爱柔顺而厌恶刚直的“目习”毛病；到了考核业绩、论功行赏时，君子只知道按照自己的想法踏踏实实地做事而耻于表功，小人则善于察言观色，表功邀赏，这就迎合了皇帝喜欢顺从其意而厌恶违背其意的“心习”毛病。

那么，问题来了：皇帝该如何避免染上这样三个坏习惯呢？孙嘉淦建议，一方面，皇帝要明白，“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能如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另一方面，皇帝要“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也就是说，天下大治还是大乱，就取决于皇帝对君子与小人的擢拔与逐退的取舍之间，而取舍的把握全在皇帝是慎重行事还是肆意妄为。所以，作为国家高层管理者之首的皇帝不能刚愎自用，不能武断专行。

关于齐家，儒家并没有制定可参考的标准。意大利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在《父性》中对父亲职能的描述可作参考。他说，父亲这个身份包括五部分职能，即供养、护佑、规训、传道、胜利。顾名思义，供养就是为家庭成员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与发展保障；护佑就是能够保护家庭成员的安全、尊严，保护他们不受别人侵犯；规训就是能够设定家庭规则维持家庭结构；传道就是传递给孩子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胜利就是父亲要比其他男人强大有力，要能够取胜，能够获得社会荣誉，要有令人尊敬的个人尊严与社会地位。如果能够尽到这5个职能，就可以说已经能够“齐家”了。

管理者身修、心正、意诚之后，就能够以善意恰当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用以规范、调整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所谓“仁”，儒家解释为“爱人”，即与人相处时，能够做到融洽和谐。其实，仁，开始仅指个人之间简单的关系，孟子提出“仁政”学说后，仁才扩展到国家治理的人性化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仁，也指人际关系管理。义，即不能自私自利，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礼，敬人即为礼，但在管子看来，礼又指上下、贵贱、长幼、贫富的等级秩序，以及人们必须遵守的规则、法律等。智，就是能够深刻认识日常的东西，把平时生活中的东西琢磨透了，了解宇宙运行的规律，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信，即相信别人，取信于人，所报无谎，所言无虚，做事正大光明，不怕人见，不怕人笑，问心无愧。

按照金字塔形管理逻辑，并非谁都有资格作为家庭和家族的管理者，只有通过格物而致知且意诚、心正的人才有资格；并非谁都有资格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只有能把家庭和家族管理好的人才有资格。“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内容、路径和方法，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目的及任务，“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修齐治平的标准、使命与终极目的。专业知识（格物、致知）的准备、品德素质（意诚、心正）的培养和理想使命（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担当，是预备管理者的必修课，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只有这种德才兼备、有理想、愿担当、能作为的贤人才能担当起齐家的责任，具备进行初级管理训练（齐家）的资格。换言之，作为家庭和家族的管理者，经过修身，已经成为贤人，除了知识准备之外，还需要爱的奉献、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他不只是关爱自己，还必须关爱家人，关爱族人，热心组织、协调、裁判家庭及宗族事务，与利益相关者良好地互动，捍卫家庭与家族的利益，忘我地奉献自己的时间、能力、精力、感情及财富，服务于家庭其他成员及宗族。同样的道理，只有优秀的家庭与家族管理者才有资格成为国家的管理者，有能力治理好国家。作为国家的管理者，除了必备的管理能力之外，还需要有超越家庭与家族利益的格局、胸怀及大爱，坚决而彻底地捍卫国家及国民的利益，公而忘私地奉献自己的时间、能力、精力、感情及财富，服务于国民及国家，以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人人能够安居乐业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的君子，还应该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超越一邦一国的利益，胸怀天下，施大爱于天下，用高尚的理想带动天下人编织各自的梦想，把自己的时间、能力、精力、感情及能够整合的资源全部奉献于造福天下苍生的事业中，即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唯因如此，从身修者中脱颖而出的齐家者、治国者、平天下者渐次减少，以至于形成了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形管理者结构。这种金字塔形管理结构天然地决定了：整个管理体系就是精英治理体系，任何层面的管理者，都一定是社会精英——君子或者贤人；越是层级高的管理者，对其责任、能力、品质、胸怀的要求越高，平天下者几乎接近完人或者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