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性的管理角度

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性的管理角度

时间:2023-05-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悠久而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积淀,于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国的民族性。论工具理性,中国不如西方;论人文理性,西方不如中国。[8]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决定的民族性,突出表现为柔与和、知足与不争、重修身轻力利。中国传统精英追求并以此为骄傲的“耕读传家”,其实就是对主要生产方式与知识修养相结合的生活方式的崇拜与依恋。

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性的管理角度

悠久而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积淀,于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国的民族性。梁漱溟先生把中国的民族性归纳为11个方面:(1)理性早启,本能衰弱。中国人讲仁慈、平等和忠恕之道,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竞争、斗争的本能始终不突出。(2)勤俭。(3)爱讲礼貌。(4)和平文弱。(5)知足自得。(6)守旧,缺乏冒险精神。(7)马马虎虎,不求精确,不讲数字。(8)残忍。(9)坚忍,表现为韧性及弹性,中国人养心而涵养了生命,西方人爱身从而发达了工具进行对外扩张。论工具理性,中国不如西方;论人文理性,西方不如中国。(10)圆熟老道,人们为了达成共识往往不惜降低标准。(11)自私自利。中国人并非真正的自私自利,而是因为公私皆顺乎人情自然,出于生活习惯,以至于公私不分。[8]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决定的民族性,突出表现为柔与和、知足与不争、重修身轻力利。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6个方面:(1)大陆中国决定的先哲们视野狭窄。“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土就是世界。汉语中有两个词都可以翻译成‘世界’:一个是‘天下’,另一个是‘四海之内’。”“从孔子的时代到上世纪末(注:指19世纪末),中国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冒险的经历。”[9](2)农业中国决定的重农轻商,导致企业管理不发达。“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有他们所谓的‘本’‘末’之别。‘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生产,而商业只关系交换。在能有交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从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轻视。”在士、农、工、商等4个传统的阶级中,‘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个。中国传统精英追求并以此为骄傲的“耕读传家”,其实就是对主要生产方式与知识修养相结合的生活方式的崇拜与依恋。如果在今天,“耕读传家”就该置换成“商读传家”或“工读传家”。(3)乡土中国决定的农业思维,以及由此决定的安土重迁、自然崇拜、知足常乐与殆于创新,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士”(通常是地主)与“农”(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的命运都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意味着他们命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反应和看法。”[10]吕氏春秋》里《上农》这篇文章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农”也比“商”高尚。(4)历史中国决定的厚古薄今和法古而不创新。大陆中国、农业中国与乡土中国历史悠久,政治上统一的时间远远长于分裂的时间,渐渐就形成路径依赖,崇拜祖宗之法,每遇新问题及新事物总习惯于从历史中找答案,如果没有成例就托古喻今,而不是主动地探寻新的路径与解决办法。(5)无宗教有哲学的中国让中国人多了理性,少了敬畏,不仅没有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而且缺失法制观念、权威意识、归属意识、集团意识与竞争意识,对很多事情都无可无不可,马马虎虎,顺其自然。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没有培养起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反而很快被儒家文化道家观念所同化,变成了中国式的佛教。道家文化与中国本土的道教世界观上相互对立,导致道教也没有占上风。(6)道德礼俗社会决定的法制不张。尊礼守俗与弘道明德让中国非常人性化与人文化,崇尚和合,鄙视争斗,规则意识、产权观念、底线意识等始终没有遇到肥沃的土壤。

上述文化特征与民族性给传统中国带来的结果,就是思想封闭、社会平稳、技术停滞、不事创新、不善竞争、艺术成就很高、科学精神缺失、政治求统一、商业不发达,国家治理理论不断发展与完善,国家治理成就无出其右者,商业管理理论虽有萌芽却始终没能够茁壮成长,更无系统、发展与完善,商业成就大大落后于不少国家。(www.daowen.com)

然而,竞争毕竟是作为生物界的人类的本能,是人们处非太平盛世的必然选择。为了生存与发展,不能用理性消灭本能。长期趋势上固然是柔克刚,但短期表现上则是刚胜柔。“柔克刚”与“刚克柔”这两种认识必然带来不同的行为取向,导致不同的结果。古代中国“先失败于武力,后取胜于文化”的历史认知与文化自豪感,非常容易让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精英变得骄傲、懒散、懈怠,不愿主动作为,显得被动。可是,在武力失败与文化取胜之间的漫长时期内,国家往往变得支离破碎,民族往往遭受生灵涂炭,人民身陷水深火热,中国的元气(文化精神与国家实力)被无情而根本地消耗,中华民族的自尊与自信遭到沉重打击。中华民族的每次消沉,几乎都发生在长期和平与繁荣之后;中华民族的每次崛起,几乎都发生在遭受外敌蹂躏之后。所以,中国人相信“多难兴邦”,管理学上解释为鲶鱼效应。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内向的文化与柔和的民族性需要革命力量(革命、改革等)时不时地冲击一下,以激发其危机感、斗志、血性与活力,不让其又在四平八稳中沉沉睡去。管理上讲的创造性破坏,就是一种革命力量。

管理者必须明白: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短期制胜靠硬实力,长期取胜靠软实力。文化属于软实力的范畴,利益与工具属于硬实力范畴。软实力与硬实力必须配合使用,相得益彰,作为组织的国家和企业才能彰显优势,才能富有竞争力,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阶段,不管是国家治理还是企业管理,中国都需要积极、主动、谦虚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引进以崇尚竞争、注重实验、重视科学与技术、提倡创新与效率为基本取向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中探索适用于当今中国的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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