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个性独特，举世无双。对于这种独特的文化，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进行了精辟的总结。他认为，“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1]中国的发展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的中国化。”“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流。”“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进一步分析后认为，这种文化优势通过科举制转化成了制度优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国家治理成就——“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国文明——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祀阶级的文明——的独特的现实主义。”“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2000年才出现。”

梁漱溟先生把中国文化的特征归纳为14个方面^[2]：（1）无兵的文化。因为“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一方面，中国人自然而然的温良敦厚礼让，内心安静平和，不以武力胜人，而以道义服人，所以，中国文化不尚武，不尚斗，带来的结果往往是“每每先失败于武力，后制胜于文化”；另一方面，国家“不像国家”，国家也就无兵了。（2）融国家于社会。“家族生活与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中国人浸浸家族生活偏胜，与西洋人之集团生活偏胜者，恰各走一路。”理性早启带来的结果是融国家于社会，融国家于社会的结果是“以伦理本位代替家族本位”。（3）家重于国。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5种社会关系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3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人们通常也真的是这样来理解的。最早的一部汉语词典《尔雅》中表示各种家族关系的名词有100多个。“从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放大以成之伦理社会。”“惟其缺乏集团组织以为其生活之所依靠，乃不得不依靠于伦理作始之家族亲戚。”（4）缺乏民主。民主与集团生活密切联系。只有组织成员有自由权，对集团（国家）事务有参政权，民主才有必要，才有存在的基础。中国传统上缺乏集团，不像国家，而是家重于国、社会大于国家，民主就没有了必要性和生存的土壤。（5）以周孔教化之道德代替了宗教。冯友兰先生认为，“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的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达到超乎现实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这正如《老子》所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3]“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4]“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5]中国人修身是使自己能够成为人，学习专业知识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某种人，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使自己成为某种具体的人。用哲学代替宗教，是一种更高层次、更成熟、更理性的追求。德克·布德教授（Derk Bodde）在《中国文化形成中的主导观念》一书中说：“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这一切自然标志出中国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的大多数，有根本的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寺院、僧侣起主导作用的。”^[6]《左转》所谓“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也是对宗教的否定。（6）以礼俗代替法律，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7）自觉自律，导致政治上消极，经济上也消极。“好好恶恶而心中了了，是曰自觉；基于自觉而行吾所好，别无所为，是曰自律。”在古代中国，政治上，缺乏集团，不像国家，“化阶级为职业，以相安代统治”，“近两千年来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政治永无进步”。集团生于斗争，国家起自武力。“中国人虽然也跳不出利与力之循环圈，而不能无事于力，但它却于人身之外直揭出人心来，每在有对之中表现无对。”经济上，“农工商业一切不入于学问，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之势，鲜相助之益”。科学也不发展。（8）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衍来，而非衍自集团。亲子关系为家族生活核心，一‘孝’字正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点出。”“中国文化，又与西洋近代之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者相反。伦理处处是一种尚情无我的精神，而此精神却自然必以孝悌为核心而辐射以出”。“中国社会秩序靠礼俗，而不像西洋之靠法律。靠法律者，要在权利义务清清楚楚，互不相扰。靠礼俗者，却只是要厚风俗”。（9）隐士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心的独白与外化的情操，所以，读书人的选择往往是：要么为帝师做名臣，要么退江湖做隐士。在政治上，隐士“便是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虽再三礼情亦不出来”。在经济上，隐士“便是淡泊自甘，不务财利”。在生活态度上，隐士“便是爱好自然而亲近自然，对自然界只晓得欣赏忘机，而怠于考验控制”。其结果“便是使艺术造乎妙境高境，而不能成就科学”。（10）中华文化是优越的文化。文化的同化力极强，通过包容吸收同化了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带来了广土众民，绵绵不断的历史。中国文化，“虽未能以理智制胜于物，独能以理性互通于人”，表现为“仁厚有容，开明无执”。一方面，“宽宏仁让，与人相处易得融合”，另一方面，“开明通达，没有什么迷信固执”。就中国的象形文字而言，字义寄于字形，异族异地学习起来无太大障碍，文字不依附于语言，语言却可以转化为文字。中国文化善于化异为同。与西方人重分相比，中国人重合无疑也是文化优越的表现。（11）“中华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12）中华文化自具特征，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13）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至今岿然独存，举世无双。（14）“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www.daowen.com)

19世纪中期在中国任职的英国领事官员T.T.梅多斯，根据第一手观察资料，对中国的古老文明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中华民族作为同一个民族，其历史空前悠久，人口不断增长的真正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信条和一种制度。这三个信条是：（1）必须靠道义的作用而不是靠物质力量来治国；（2）让最贤能的人为国家效力是妥善治理国家所必需的；（3）如果君主道德败坏，肆意放纵自己，从而导致高压的暴政，那么，人民有权废黜这样的君主。一个制度是：公职竞争考试的制度，即科举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