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13]问题在于，你站在哪里、从什么角度、以怎样的立场来看。

管理是一种实践现象，几乎与人类活动如影随形，经历了从自然的社会现象到有意识的管理逐渐演化的过程。管理是人类的天然能力之一，在没有施展的平台之前，这种能力表现为无意识的管理本能，如原始社会人类的作息时间安排，采集食物的品种、范围、方法、多少等的选择，住宿的选择，原始的本能的松散的劳动协作，基于体质差别和生育分工而自然出现的男女劳动分工，等等。氏族社会产生了社会管理的雏形，管理已经是自觉的和主动的行为，有了意识的痕迹。到了奴隶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重大进步，生产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有些地方已经有了剩余产品和互相交换剩余产品的市场，奴隶主开始了有意识的行政管理，社会活动也开始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组织和运行。与本能型管理的无意识不同，有意识的管理具有目标导向、分工协作、有奖有惩等几个突出的特征，管理已经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社会职能，社会个体在管理能力方面已经显现出了明显的差别。

作为文明古国的标志，埃及的金字塔与中国的长城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不管我们现在能否准确复原当初的建造过程，我们都不能不承认：没有有效的组织管理就不可能建成这样伟大的旷世工程。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256年之间的中国商周时期就已经实行了井田制、分封制，这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铁证。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虽不系统，但编纂于3000多年前的《尚书》、2000多年前的《史记》《汉书》和《管子》却传颂至今。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帝国推行了郡县制，这种国家治理体制影响中国2000多年。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现了汉、唐、宋、元、明等盛世，出现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具有雄才大略的伟大的国家创建者及管理者，留下了彪炳世界历史的国家治理奇迹，也取得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商业成就——唐长安、宋东京与宁波等，都是开放经济的典范，荟萃了当时世界各地的人才与资源，经济地位与贸易优势无有能够与之比肩者；古丝绸之路，更是彪炳史册的中国与欧洲贸易的桥梁；四川商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山西商人创立的票号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徽商与浙商参与的漕运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物流系统；明朝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晚晴时如火如荼地开展了洋务运动；晋商、徽商、浙商、豫商、川商等都曾各领风骚。本书把这些管理称为前现代管理。那么，为什么古代的管理成就及管理典籍偏偏出现在了中国、埃及，而不是美国、日本呢？因为，中国明朝以前，美国、日本等还没有作为国家组织出现，甚至在当地还没有出现有组织的人类活动的痕迹，换言之，这些地方没有管理的实践，更是无从谈起管理的需要，因而根本不能产生管理。

西方学者往往认为：“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研究领域其实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在许多国家都可以追溯到近200年前。”有的甚至认为：“管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发明，而且是美国人的发明。”^[14]西方学者普遍认为，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和始于18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对管理研究的意义“特别重大”^[15]。前者主张组织和社会将从劳动分工或工作专业化中获得经济利益，后者使机械力代替了人力，从而为大工厂的出现及与之相伴的管理者的出现奠定了生产力基础。

从实践方面看，在英格兰，实业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在19世纪20年代在自己的纺织厂里着手解决生产效率与激励问题，从而使管理者自此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在美国，19世纪初兴起了创办公司的热潮。“1830年，美国大约有8000家公司登记，到1860年，大约有25000家至26000家公司。”^[16]1862年7月1日，林肯签署了《太平洋铁路法》，授权两家公司修建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线。几乎与此同时，在德国，乔治·西门子（George Siemens，1839～1901）把德意志银行建设成了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在日本，涩泽荣一（Eiichi Shibusawa，1840～1931）由政治家转变为商业领袖，其商业活动涉及银行、造纸、铁路、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领域，成功构建了庞大的商业帝国，被日本人尊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日本近代化之父”。这些大型组织的兴起，迫切需要管理的出现。于是，亚当·斯密的早期追随者、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1767～1832）在其著作中自造了一个词——企业家，并把企业家置于经济的中心，认为是企业家把资源从产出较低的活动中撤出，投向产出更高的活动，从而创造财富。付立叶（Francois Fourier，1772～1837）和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追随萨伊，预见到了组织的兴起，“发现”了管理有助于提高资源产出和建立社会结构这一事实。在美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 1804）在其著作《制造业报告》中，强调了管理的作用——建设性的、有目的的、系统的作用。他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管理，而不是经济力量；经济进步的载体是各种组织。亨利·汤恩（Henry Twone，1844～1924）在其《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这篇论文中，提出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个管理计划。“他提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效果与效率、工作的组织与工人的组织、市场和顾客决定的价值与技术成就，等等。从汤恩开始，人们开始系统地关心管理任务和管理工作之间的关系。”^[17]在日本，涩泽荣一出版了其传世名著《论语与算盘》^[18]。在这本书中，涩泽首次提出了工商企业与国家意图、企业需要与个人道德等方面的基本问题，并首次预见了职业管理者的出现。日本经济在20世纪迅速崛起，并进入全球领先行列，涩泽荣一的思想与工作居功至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现代管理的所有主要方法渐渐成型。这一期间的标志性理论创新主要有：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1911年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其内容被全世界管理者普遍接受，他也因此被公认为“科学管理之父”；法国的亨利·法约尔（Henry Fayol，1841～1925）提出了组织管理的合理方法——职能原则；德国的沃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1867～1922）提出了几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大企业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处于一种什么地位？它对社会和国家有什么影响？它的基本贡献和基本责任是什么？”德裔美国人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uensterberg，1863～1926）首次尝试把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特别是心理学应用到现代组织和管理中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次管理热潮兴起。其主要推动人物是：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1874～1964）和捷克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G.Masaryk），前者在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援外活动中成功地使用了管理原理，后者提出管理能够使战后的欧洲得以恢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为新的大型企业发明了一种组织原则——分权原则；西尔斯公司建立了首个以市场营销为基础的企业。“管理学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美国，出现了一些泰罗的继承者，吉尔布雷思夫妇（Frank Gilbreth，1868～1924；Lillian Gilbreth，1878～1972）和亨利·甘特（Henry Gantt，1861～1919）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英国，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lton，1853～1947）基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军官的经验，认识到必须在正式的组织结构与赋予组织以‘灵魂’的政策之间取得平衡。两位美国人，玛丽·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t，1868～1933）和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1886～1961）首先对组织中的决策过程、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管理者的作用和职能进行了研究。英国的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1883～1972）与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1880～1949）分别发展了工业心理学和人际关系理论，并把它们应用于企业和管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人们开始把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来教授。”^[19]哈佛商学院在20世纪30年代率先开设管理课程，麻省理工学院则在同一时期开始针对年轻的中层经理人员开展管理进修培训。美国人詹姆斯·麦肯锡和英国人林德尔·厄威克开始从事管理咨询工作。至此，发轫于西方管理实践及以此为依托进行理论研究的现代管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搭建完成。

20世纪西方管理学之集大成者，当属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09～2005）。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2004年，德鲁克管理学全面进入中国的管理教育。

德鲁克澄清了管理的几个基本问题：（1）人是管理的目的，而不是手段；（2）管理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不同要素组成的系统；（3）管理者的责任是给组织做贡献并对组织的工作成果负责，而不是对其他人的工作负责；（4）管理者必须追求绩效，“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作为无能的借口”；（5）管理必须能够发现已经发生的未来，坚持持续地创新，否则，组织必然衰败；（6）管理是所有机构的特殊器官，是一项社会职能，同时体现在传统价值观、习俗、信仰以及政府和政治体系中；（7）管理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门科学或者一种职业。

20世纪80年代，与改革开放相伴随，西方的现代管理观念和理论被引进中国，并落地生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太久的农村生产力首先得到解放，农村和农业经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粮食产量连年增长，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短缺了多年的粮食有了剩余，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余，农民的存款有了一定的增加，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应时破土，遍地生长。受农村改革成功的启发与鼓舞，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继展开。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引导和规范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转换了几十年不变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机制，进行了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改革性试点、试验，最终确定以股份制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式和突破口，在全国推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一步步解决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本质、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政企分开与党政分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方向等重大理论问题，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20]等治国理政新理念，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国的新征程，受过高等教育的一大批技术管理专家走向中国的各类各级领导岗位。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更是对前述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权威总结和宣传，是全面解放生产力的冲锋号和发动机，从而激发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创业热情，再次掀起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高潮。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与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如春风化雨，在中华大地上浇灌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现代化企业，如海尔集团、格力集团、联想集团、格兰仕集团、双汇集团、伊利集团等，一些传统的国有大型企业也实现了由计划型企业向市场型企业的华丽转身，凭借市场竞争力跻身世界优秀企业的行列，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东方电气、中国船舶、神华集团、中国航天集团等。伴随着中国优秀企业的成长，一大批具有现代化管理观念和能力的优秀企业家（企业管理者）也茁壮成长，如张瑞敏、董明珠、柳传志、梁庆德、万隆、潘刚等。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华为、腾讯、阿里、百度、360等新兴行业巨头成长为世界知名的优秀企业，海尔、格力、双汇等企业成为世界级行业龙头，其掌门人任正非、马化腾、马云、李彦宏、周鸿袆、张瑞敏、董明珠、万隆等堪称卓越管理者的代表。

诞生于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从大学课堂走向社会实践，不仅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孕育了数不胜数的优秀企业和各具特色的优秀企业管理者。现代管理观念与理论由企业蔓延开来，潜移默化，逐渐融化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识里或者行为中，提升了我国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各种社会组织整体的现代化管理水平，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放眼当今世界，信息时代的来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计算技术已经如雨后春笋般迸发出勃勃生机。互联网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变革，有人把它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互联网也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升，让全球买与全球卖成为可能，从而催生了阿里巴巴、亚马逊等全天候运行、无缝连接世界各地生意的巨无霸企业；改变了资金流、信息流、知识流的传统方式，让即时联系、即时交流、即时成交、即时学习、即时实现成为现实，使生产、交易、结算、管理、学习效率极大提升，互联网金融、微信营销、社群营销、组合设计等新的业态和营销形式创新得以实现；颠覆了传统的组织概念，肢解着大型组织，微小组织、自由组合组织、组织内组织等也显示出了活力；颠覆了现代管理的概念，不再以是否拥有权力与职责、是否管理他人并对他人的工作结果负责作为区分管理者的标准，而是以其工作是否对组织绩效做出贡献来区分。互联网还是平民化变革，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合作方式，原来很多不能分享的知识、信息、体验、资源等可以便利地分享，如清华等名牌大学的课程、互联网金融、跨交易所交易（如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QQ、微信、换房等，原来分散的、不能实现商业价值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创造价值，如网约车、共享单车、Airbnb等，跨空间合作也变成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使得发展的机会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实现更扁平化的发展，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现代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与机会。人工智能深刻改造了传统产业，诞生了像Tesla这种新兴企业；智能机器人使简单劳动力与程序化工作变得不再需要，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如IBM的沃森可能使美国的年轻律师、护士、普通医生以后找不到工作；自动驾驶技术使司机、驾校等变成不必要；人工智能甚至改变着人本身，让人成为一种算法、一种选择。

在互联网时代，面向人工智能，传统组织观念面临着瓦解，权威性消失、合作性增强，组织弱化、个性强化，工作的依赖性、长期性、被动性、被迫性都在改变，领导型管理逐步向协作型管理转变，如何构建彼此认同、效率与竞争力并举的协作体系是未来管理必须完成的任务。

管理在中西方演进的曲折路径雄辩地证明了，管理是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环境、顺应技术环境、激发人性善良、满足时代需要的一种社会职能，是内容、方式、手段等都必须与时俱进的一系列能动的人类实践活动。这一曲折过程给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启示，^[21]即人类学家们发现的“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中国历史悠久而成就非凡的古代管理实践和发育极早且不断完善的传统管理思想，领先世界了2000多年，却没能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的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适时转变和继续保持领先，反而被西方现代管理实践及现代管理理论所超越。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现代管理及其理论，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奋起直追，创造了经济奇迹，谨慎地、耐心地、严谨地、系统地构建着既根植于中国文化又适应着技术发展水平和时代需要的管理学科体系。这就是管理的历史逻辑。本书将以这条逻辑为主线，尝试揭示、解释管理的文化逻辑、人性逻辑、技术逻辑及哲学逻辑，以找出管理创新的规律。

【注释】

[1]陈志武著：《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2]陈志武著：《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5页。

[3]《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页。

[4]《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页。(www.daowen.com)

[5]《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页。

[6]［以］尤瓦尔·赫拉利著：《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

[7]［美］德鲁克著：《管理》（上册），辛弘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上册），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9]徐贲著：《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页。

[10]《朱镕基讲话实录》编写组：《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11]《朱镕基讲话实录》编写组：《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12]《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19页。

[13]《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4]［美］德鲁克著：《管理》（上册），辛弘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15]［美］罗宾斯·库尔特著：《管理学》，孙健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6]《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4-65页。

[17]［美］德鲁克著：《管理》（上册），辛弘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4-15页。

[18]［日］涩泽荣一著：《论语与算盘》，李政译，江西美术出版社，2010年。

[19]［美］德鲁克著：《管理》（上册），辛弘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

[2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上下册），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