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地理、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西方文化及其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壤之别。简言之。（1）中国融个人于家庭，融国家于社会，是道德礼俗社会，视礼仪、道德、乡俗、传统、人伦为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法律必须服从而不能践踏这些社会规则；西方融个人于集团，融集团于国家，是宗教法治社会，视契约、规则、法律、宗教仪轨为社会准则，个人自由与权利必须在这些规则内行使而不能超越这些规则。（2）中国是乡土社会，重农轻商，安土重迁；西方是商业社会，尊重商人与贸易，习惯航海冒险。（3）中国重义轻利，贵官贱商，社会精英多从事国家治理等政治活动，鲜有从事商业活动的；西方认为追求利益是天经地义的，社会精英多从事商业活动，部分从事政治活动。（4）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不用力求利，反对争斗，主张向内用力，修身养性；西方文化“强势崛起，本性十足”，以力求利，习惯竞争，鼓励向外用力，力求完胜。（5）中国的管理长于国家治理，短于商业管理；西方的管理长于商业管理，短于国家治理。

文化的迥异，必然带来管理思想上的差异。概而言之，中国的传统管理与西方的现代管理相比，前者是人本的，后者是物本的；前者是人治的，后者是法治的；前者是哲学的，后者是技术的；前者传播着普遍性的结论，后者传播着具体性的结论；前者的管理理论是形而上的，后者的管理理论是形而下的。

中国改革开放后，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现代管理理念与方式，西方现代管理的许多观点在中国都有追随者和实践成功者，中西方管理甚至形成了藤缠树树抱藤的奇观，分不清主次和你我，均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

但是，在中国最受欢迎与尊崇的西方管理大师只有德鲁克一人。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他西方现代管理观点工具主义色彩过于浓厚，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相去甚远，而德鲁克管理思想中的人文情怀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的人文情怀（“仁”）自然亲近，二者均把管理工具融合进了人文精神中，实现了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完美统一，以人为本与绩效目标的基本统一，效率与公平的基本统一。(www.daowen.com)

表1-2列举了中西方管理因为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种差异彰显着管理的文化逻辑。

表1-2　管理的文化逻辑

在互联网时代，中西方管理面临着共同的创新任务。当代管理创新的方向，就是要把人从组织中、从制度管理中、从单纯逐利中解放出来，让人重获自由，能够自由地创新、自由地创造、自由地工作、自由地组合、自由地销售、自由地生活，让管理成为人的需要而不是枷锁，让管理激发人的善意而不是唯利是图，让管理给人带来快乐而不是痛苦，总之，当代管理应该朝着个性解放、个体自由、合作共赢、自我实现、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进行创新，而不是相反。事实上，人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多大程度上解放了单个国民，决定了它在人类历史进步历程中的位置与高度。无论身处何种文化环境之中，唯有更好地发挥自身文化中激发个人潜能的优势，更好地解读人与组织的关系，才有可能赢得竞争。作为20世纪最成功的学习者与追赶者，日本完成了文化的嫁接、融合、新生。它曾经独领风骚，从文化的输入者变成输出者，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它似乎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超越者。原因可能在于，唯有具备原创力的文化基因，才能长久地支撑起经济奇迹。而在这个方面，中国文化自我发育，别具一格，源远流长且不弃细流，充满善意且具有韧性，虽一度遭受蹂躏却生生不息，具有开放精神与学习基因，是我们的国家及国民企业最核心最持久的竞争条件，有足够的实力与自信长久地支撑起中国奇迹。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管基础条件多好，愿景多美，路线设计得多合理，我们都得一步一步地走，边解决问题边向前走——有时需要迂回着朝前走，只有解决了眼前的问题，才能继续朝着愿景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