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起源于大河文明，具有鲜明的农耕文明特征，在管理方面就表现为人本主义倾向，如重视合作厌恶竞争，依赖人甚于依赖物，重视人际关系轻视制度规范，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或者以利为本，相信贤人甚于相信制度，等等。中国式的人本主义管理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是崇尚贤人治理，而不是制度管理，即所谓“人在政存，人亡政息”；二是坚守管理的目的是有益于人而不是有害于人的理念，即所谓执政为民。

何谓贤人？即道德高尚、能力超强的人。所以，贤人治理的起点就是人的教育和道的教育，而不是物的研究与术的教育。贤人教育的内容包括道德教育和能力教育两方面；教育的方法包括相辅相成的两条路径：第一步是先修身后学习，即正其心、诚其意方能够致知、格物，第二步是通过进一步学习提高个人的修养，即通过格物致知强化其意诚、其心正，而且“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检验两方面教育成果的标准是能够做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只有完成了道德教育和能力教育，贤人才能够渐次进入管理实践——齐家、治国、平天下。承担了管理任务的贤人，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明白“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贤人还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中国传统的贤人，不是进取型的，而是随遇而安型的；不是商业竞争型的，而是治国理政型的。带着这种传统文化基因的贤人，是发展商业的阻力，而不是推动力；是社会的稳定力，而不是革新力。

那么，中国文化孕育出的管理，为什么这么相信贤人而不是相信制度呢？一是，农耕文化本身相信经验，厌恶不确定性，而经验是靠代代贤人观察、总结传承下来的；二是，农耕文化的人群世代集聚、居住在一起，彼此了解，互帮互助，相互宽容，已经建立了信任关系，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时人际关系的作用和贤人的智慧远远超过制度等规范的作用；三是，“文化早熟，理性早启”^[4]的中国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人修改的，还是人执行的，并非刚性的，所以，管理绩效不在于制度或其执行，而在于制定、修改、执行制度的人。正像荀子的《长短经》总结的：“故，法不能独立，令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贤人治理下的价值观是民贵君轻，依法治国或以德治国则是方法论的范畴。在中国传统管理中，等级意识的反面是平等观念，规则意识的反面是权变观念，依法治国的反面是以德治国。这正反面虽然有不一致的地方，却不是必然冲突的，而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所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没有“刚性原则”，却多“变通原则”。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认为“道不直，术必偏”，所以，中国的传统教育，缺乏以专业为主的专科教育，而是以思想教育为基础的全能教育，因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全能型的知识分子，而缺乏专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道的探究与遵循远远超过对术的探求与使用。中国的传统管理，虽然发轫久远，但终究没能发育成系统的学问，其管理成就集中于国家治理方面，却始终没有在企业管理方面开花结果，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传统管理多了些情怀，少了些方法。可是，没有情怀无以致远，缺乏方法不能完胜，二者只有完美统一起来才能使管理臻于完美。

本书第三章专门论述了中国的文化特征与传统管理思想。(www.daowen.com)

中国传统管理的基因缺陷，并没有泯灭中国文化的学习基因。正如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总结的：“在整个历史上，每逢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的、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第一种是割断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第二种却是力图采纳外国社会的许多特别吸引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们以平等的地位对付外国社会，从而有效地抵抗外国社会所必需的。第一种反应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前者的口号是‘返回美好的从前’，后者的口号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5]中国文化属于后者。中国文化的拿来主义传统，是由其开放性、自主性、学习性、创新性、融合性所共同决定的。粗看起来，中国现代管理似乎与传统管理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好像是中国版的西方现代管理，然而，认真研究起来就会发现，中国现代管理与传统管理有着割舍不断的精神纽带，文化上的路径依赖鲜明且顽强，它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现代管理，而是现代管理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之初，企业管理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如遵循客户至上、物美价廉、童叟无欺等传统观念，全国学习邯钢的成本倒推法，等等。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开始进入大学课堂，国人开始走出国门，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访问学习，逐步地以现代管理理论为指导，以西方优秀企业的管理为典范和蓝本进行中国现代化管理的探索。90年代的中国激情燃烧，“振兴民族工业”的口号不绝于耳，广告站、价格战风起云涌。三十多年，历经个体工商户时期、草莽英雄时期、模仿现代管理时期，中国的现代管理终于发展到了创新现代管理时期，中国的企业也从野蛮生长型、炒作依赖型、许褚上阵型逐步成长到稳扎稳打型、创新引领型，中国的现代化企业茁壮成长，出现了海尔、华为、格力、腾讯、阿里等优秀的现代企业，它们的管理创新对互联网时代后现代管理作了有益探索，甚至预示着信息文明时代未来管理的方向。现代化企业与现代管理相互借力给力，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融合发展，开创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式现代管理新领域。

本书第四章专门论述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工业化与现代管理的关系及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