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现代管理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国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百家争鸣中进入繁荣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础理论基本建立，之后再没有实质性创新。所以，现在所言的“管理”，就是指“现代管理”。然而，在现代管理之前也存在管理，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长城、意大利的威尼斯、埃及的金字塔，就是管理的成果，也是现代管理之前就已经存在管理的有力证据。本书把这些管理实践及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称为“前现代管理”。互联网兴起之后，作为规模化组织的企业被解构，内组织被外组织替代，他组织被自组织替代，紧耦合不得不变成松耦合，整合外部资源于企业内部以提升绩效目标变成自由协同整合外部资源以实现互利共赢，适用于规模化组织管理的泰罗制、科层制、一般行政管理等正失去其适用的环境条件，管理创新风起云涌，管理绩效令人侧目。像工业文明时代产生的大企业催生了现代管理一样，由后工业文明时代转向信息文明时代的当下，基于互联网的平台与生态必然催生信息时代的管理。本书把正在进行着的管理创新称为“后现代管理”。

现代文明（工业文明）之前，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四种文明形态——农业文明、商业文明、草原文明、自然文明，现在处于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变的过程中。

现代之前的中国，是农业文明的代表。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该流域恰好位于400-800毫米等量降雨带之间，适合旱地作物生长。宋朝以后，800毫米等量降雨带南移，中华文明也渐次向南发展。适宜农业的特定地理环境，产生了当时比较发达的农业，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经济，中华文明也就表现为农业文明。中国古代是农耕文明，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轻末，扬本抑末，贵农贱商。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工业文明之前的文明形态是农业文明。(www.daowen.com)

与中国的文明是农业文明不同，欧洲的文明起源于城邦割裂、不适宜农业却适宜贸易的地中海，凭借海洋便利发展起商业文明。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是用于商业账目的抽象数字，然后才是具体东西。只有通过这些数字才能直接掌握这些具体东西。^[1]他们能够在假设下深入研究某个问题，原因就在此。商人也就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为基础，缘于此，希腊人就围绕着城邦组织其社会，与中国社会制度形成对照，中国社会制度可以叫作家邦。“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因为在同一个市民阶级之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或高于别人。但是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因为在一家之内，父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权威。”亚当·斯密说：“交易可能是人的本性之一，它的历史可能与语言一样古老。”

除了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前的文明形态还有草原文明、自然文明。400毫米等量降雨带以北，文明形态一直是草原文明。400毫米降雨带以北，雨量不足，不适宜农业生产，草原资源又不具备稳定而可持续的保障能力，只有军事掠夺才能获取生活资源，所以，草原文明的经济组织与军事组织是一体的，组织复杂程度并不低，只是没能够将其文明延续下来。位于赤道附近的地区，食物易得，生存容易，加上体力劳动会消耗太多的能量，从而不适宜高强度的劳动，导致位于该地带的人们表现得比较懒散，既没有扩张欲望，也没有进取精神，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温饱式生活方式，组织结构比较简单。譬如：1971年，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发现了塔萨代人。他们一直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是食物采集者部落，共有27人。“在至少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塔萨代人的先祖过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这个小群体的最为明显和重要的特征是，他们完全没有侵略性，他们根本就没有‘武器’‘敌对’‘愤怒，或者‘战争’这样的词语。自从与外人有了接触后，他们急不可耐地采用了波罗刀，即菲律宾人用的一种长刀，因为这种刀优于他们采集食物、砍斫树木和劈开树丛用的石制工具。但是，他们拒绝使用矛和弓箭，因为他们不能运用这些武器来采集食物。他们仔细而平等地在群体所有成员中分配自己采集来的所有食物（番薯、水果、浆果、鲜花、鱼类、螃蟹和青蛙）。”^[2]由于这两种文明在管理研究方面的意义不大，故本书不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