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对象的选取

美国十分重视食品包装安全工作，是世界上食品包装安全的先驱之一，也是世界上包装安全法规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早在1812年，美国开始罐头食品的生产时，就已开始关注包装材料锡对食品安全的影响。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已逐步形成以联邦和各州法律为基础、联邦政府授权机构通力合作、各州及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科学、严格并有一定程度灵活性的食品包装安全体系。因此，选取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美国有关食品包装安全的法规非常多，大多分散在联邦法规体系中，主要有：《美国联邦法规》第21章（CFR）第170—186节、《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农业法》《包装防毒法案》《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营养标签及教育法》等。考虑到法规的时效性，本书选取近年来美国修订或出台的《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总统行动计划》《食品安全加强法案》作为实证分析的对象。其中，《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是1992年8月3日重新修订的，主要对日用消费品的包装和标签要求作了详细规定。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依据该法令制定了《公平包装和标签法规》，现被编入《联邦法典》　《第16卷——商业规则》中第500—503部分。总统行动计划发布于1997年1月，强调对食品的生产和包装进行控制，鼓励开展包装材料安全性的创新研究。《食品安全加强法案》是2009年美国对《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作出的七十年来最大幅度的修正，强化了对食品生产、加工、包装、仓储等的管理。这三部法规均在原有的基础上对食品包装安全法规作了进一步修订，对进口食品的包装提出了更为严格、具体的要求，对各主要贸易国的食品出口造成较大影响。

2.模型构建

本书采用引力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强调物体间的作用力与其质量成正比，与其距离成反比。廷伯根（Tinbergen）最早将引力模型引入到国际贸易领域，指出两国双边贸易的规模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与其距离成反比。^[3]

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其中，Xij表示国家i对国家j的出口额，A是常数项，Yi表示国家i的GDP，Yj表示国家j的GDP，Dij表示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距离。

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发展，目前引力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区域贸易协定效应的评估^[4]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贸易量的决定因素的检测^[5]等国际贸易各领域的研究，模型本身也在不断地被修正和完善。哈钦森（Hutchinson William K.）引入了“语言距离”变量，用于检验与英语相差很远的语言是否会影响双边的贸易量。^[6]埃特金（N.D.Aitken）引入收入和人口变量，发现收入和人口显著影响贸易流量，且人口与贸易流量呈显著负相关。^[7]

本书选取引力模型研究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对各国的影响。同时，基于分析的需要，又在模型中引入了新的解释变量，如代表进口国美国实施《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总统行动计划》《食品安全加强法案》的虚拟变量，力图更加全面地剖析对美食品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

考虑到面板数据的结构特点，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Mit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出口国i在第t年对美国的食品出口额，反映各主要贸易国对美国的食品出口情况。GDPit代表出口国i的国内生产总值，USGDPt代表进口国美国在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通常出口国的GDP越高，表示其生产能力及潜在出口能力越强，进口国的GDP越高，表示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进口需求越旺盛。PEOPit代表出口国i在第t年的总人口数，USPEOPt代表进口国美国在第t年的总人口数，引入人口变量能够反映经济规模、贸易结构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提高回归结果的显著性。DISi代表出口国i与美国的距离，通常距离构成两国间的贸易阻力因素，两国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贸易额越小。D1t代表进口国美国实施《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的虚拟变量，D2t代表进口国美国实施《总统行动计划》的虚拟变量，D3t代表进口国美国实施《食品安全加强法案》的虚拟变量，通常严格繁琐的食品包装安全法规的制定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从而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见表7-5）。

表7-5　模型变量的含义和理论说明(www.daowen.com)

注：“＋”代表正相关，“-”代表负相关。

3.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本书实证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以《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总统行动计划》《食品安全加强法案》为代表的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的近期调整是否会对各主要贸易国产生反向作用，并对影响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因此在时间序列的选择上采用1991—2010年各主要贸易国对美食品出口的年度数据，共计20个时间序列点。在截面数据的选择中，选取在经济发展、人口规模、技术水平、法律体系等方面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的我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墨西哥、巴西、印尼八国数据（这八个国家对美食品出口总额约占美国食品进口总额的60%），从而将样本数据扩充到160个，力求通过扩大样本数据的代表性和多样性，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的近期调整所产生的效应。

考虑到样本的可得性和数据来源的一致性，本模型所使用的各主要贸易国对美国的食品出口数据均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并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选取SITC第0类（食品及活动物）进行汇总统计。各主要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和总人口数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数据库。为提高模型的拟合度，距离数据的测量以各主要贸易国的主要港口为起点，以美国最大的港口纽约为终点，通过环球海事链网（http：//www.maritimechain.com）的距离测量器计算取值。由于《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是1992年8月3日修订的，故令D1t代表《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的修订，1992年及之前为0，1992年之后为1。同样，由于《总统行动计划》是1997年1月发布的，故令D2t代表《总统行动计划》的发布，1997年及之前为0，1998年之后为1。　《食品安全加强法案》是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通过，故令D3t代表《食品安全加强法案》，2008年及之前为0，2009年之后为1。

4.回归结果

（1）混合估计结果。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自相关，本书采用科克伦-奥科特迭代法，在混合估计中加入AR（1）。同时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UR）方法，利用横截面模型残差的协方差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以修正模型中横截面数据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和短期自相关。结果见表7-6。

分析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具有较高的解释效力。GD⁃PP、USGDPP、DIS三个解释变量均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美国人均GDP对食品进口贸易的正向作用显而易见，地理距离对食品贸易的反向作用也得到验证。同时由于人口增加促进了国内分工的深化，出口国人均GDP的增加减少了国际贸易。D1、D2、D3是本模型分析的重点，从回归结果来看，三个变量也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它们在模型中的影响显著，《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总统行动计划》　《食品安全加强法》对各主要贸易国食品出口的反向作用充分显现。DED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当出口国是发达国家时，由于需求偏好相符，对美国的食品出口也会增加。

表7-6　模型估计结果

（2）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由于在截面数据的选择中，各主要贸易国在经济发展、人口规模、技术水平、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受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调整的影响可能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不同的贸易国，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可能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建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结果见表7-7。

在对回归结果的检验中，发现R2值明显高于混合估计的结果，说明模型拟合效果更好。除新西兰、澳大利亚之外，距离变量均对各主要贸易国的食品出口产生较为显著的反向作用，较好地体现了引力模型的主要特点。本书研究的重点，即三个虚拟变量的系数，均随截面个体的变化而变化，说明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的不同调整对各主要贸易国食品出口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除印尼、墨西哥、加拿大之外，D1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美国《公平包装和标签法令》的修订对其他五个国家的食品出口均产生显著的反向作用；D2变量的系数整体显著性水平低于D1，除加拿大之外，各国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美国《总统行动计划》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其他五个贸易国有较为显著的反向作用；D3变量的系数整体显著性水平最低，只有我国、墨西哥和印尼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美国《食品安全加强法》对我国有较为显著的反向作用，对墨西哥和印尼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其他国家影响不显著。显然，模型估计结果从总体上验证了美国食品包装安全法规的不同调整，对不同贸易国食品出口的不同效应。由此可见，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影响我国饮料比较利益增进的重要因素。

表7-7　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