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动力偏好”的变动

在比较利益增进模型中，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比较优势的提升与比较利益的增进。但这种作用体现在比较利益增进的不同阶段，运行过程并不相同。

在基本要素推动阶段，一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源于该国原有的基本要素存量。一国先天的要素供给条件往往决定着贸易基础的建立，决定着比较利益的获取。这可以用国际贸易理论中大量使用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来说明。生产可能性曲线标出的是某个经济体在实现了充分就业，并发挥了其最大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可能生产的不同产品的所有组合。一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是从有关生产要素总供应量的信息，以及各行业的生产函数（即把某一商品的产出表示为该商品投入的函数）信息推导出来的。生产函数是描述技术水平的常用方法。可见，一国要素的供给条件和组合这些要素进行生产的技术条件共同决定着其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形状，造成了不同国家比较成本和贸易利益的差别。

在投资推动阶段，通过持续投资，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国内需求数量与档次不断上升，需求因素的影响逐渐显现。应当说，需求源于供给，没有充足的供给，需求在数量上无法满足，更无从谈及质的要求；反过来，供给总是建立在需求基础上，需求优势的提升为规模经济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也对技术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求与供给对贸易的共同作用，可以用图2-7加以说明。假设在某产品的生产上，A国相对于B国具有资源禀赋的优势（KA＞KB），其技术水平也高于B国（1/bA＞1/bB），从供给角度来看，A国应当是该产品的出口国，B国应当是该产品的进口国。但如果A国国内需求较大，导致其国内均衡价格高出国际市场均衡价格（PA＞PO），A国则可能成为该产品的进口国；相反，如B国国内需求较小，导致其国内均衡价格低于国际市场均衡价格（PB＜PO），B国则可能成为该产品的出口国。可见，到了投资推动阶段，一国产业结构中具有供给优势的不一定就是净出口行业，而不具有供给优势的也不一定是净进口行业。实际上，比较优势应当是供给优势和需求优势共同决定的，当某一行业具有供给优势，而不具有需求优势时，该行业也有可能成为净进口行业，反之，当某一行业不具有供给优势，却具有需求优势时，该行业也有可能成为净出口行业。

图2-7　供给与需求对贸易比较利益的共同作用

在创新推动阶段，竞争的侧重点逐渐转移到非价格竞争上，需求的复杂性日益增强，依靠先天的、固有的供给优势和需求优势已经难以维系，如何借助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实现供给优势与需求优势的提升，成为影响一国比较利益增进的决定性因素。基于此，各国政府纷纷制定政策和法规，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从外部影响企业，形成市场供求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合力，共同推动供给优势和需求优势的提升。在创新推动阶段，制度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难以忽视。

可见，在比较利益增进模型中，供给优势、需求优势、制度优势虽然同为比较利益增进的动力来源，但随着增进路径的演变，不同阶段的“动力偏好”并不相同。在基本要素推进阶段，对某产品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进入投资推动阶段后，可能成为该产品的净进口国；在投资推动阶段亦然。

2.制度因素与增进路径的动态演进

在比较利益增进模型中，不同阶段的比较利益增进来源各不相同。理论上，一国基于不同阶段的“动力偏好”，确定自身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相应的产品，实现比较利益的增进。但由于比较优势存在动态提升的可能，处于比较利益增进路径末端的国家，也有可能站到比较利益增进路径的最前端，成为依靠制度推动创新、实现比较利益增进的生产者。制度因素推动比较利益增进路径动态演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供给优势提升。供给优势的提升主要体现在要素禀赋、生产率、规模经济三个方面。①要素禀赋的动态提升。要素禀赋是一国要素供给条件变化的充分体现。近年来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是天赋的、固有的，只能在国内自由流动，在国际上却不可以，这就使得要素的收益在一国内部往往相等，但在不同国家之间却并不相同。到了今天，古典经济学家指出的这种差异仍然部分的存在，但在制度的作用下，任何一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存量、质量和结构都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如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会促进人口增长，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引进外资政策，会增加可利用的资本总量；鼓励技术创新制度，会激励创新者积极投身技术研发活动，推动科技发展。事实上，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间要素相对价格和收益存在较大差距，受不断追逐更高经济利益的动机驱使，国际间的要素流动已经成为更主要的趋势。^[26]此时，一国以有效的制度供给，促进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利用他国要素缓解本国要素稀缺矛盾，满足本国经济发展需要，可能的结果是，他国原先拥有的要素禀赋优势可能会逐渐丧失，本国原先没有的要素禀赋优势却可能逐渐产生。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颠覆了要素禀赋是先天、固有的传统观点，新的人造替代品取代了生产中所必需的原材料。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包括人造橡胶和人造纤维的诞生，前者剥夺了巴西和马来西亚等橡胶生产国的收入，后者降低了对棉花和羊毛的需求。雷布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证明，在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变的前提下，要素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密集使用这一要素的产品数量增加，如果增加的产品是出口产品，该国的贸易量就会增加。由此可见，有效的制度供给推动着要素存量的改变，决定了相对要素的价格，进而影响到生产和贸易的结构，影响到比较利益的增进。②生产率的动态提高。在要素禀赋不变的情况下，要素边际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影响到该国的生产函数，进而影响到该国的比较优势变动。相对于要素禀赋，将这些要素组合起来进行生产的技术条件更具有可变性，这使得一国在技术方面的供给优势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借助技术创新、“干中学”和技术外溢政策，一国可以比其他国家更快地获取和积累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逐步超越出口国，最终成为原先进口商品的出口国。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中取代美国成为出口领先者。而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中比较优势的丧失，似乎是美国单位劳动力技能发展较慢的结果。有研究表明，自1963—1984年期间，美国研究与发展方面的科学家及技术工人数量的增长速度在主要工业国中最慢。^[27]

此外，阿西莫格鲁（Acemogula）认为，企业选择的中间品投入越多，技术越先进，就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在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契约的不完全程度较高，中间品供应商面临的敲竹杠风险较大，投资就会不足，反过来影响企业对先进技术的采用，导致比较优势的差异。^[28]科斯蒂诺（Costinot）从劳动分工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制度环境的差异会导致不同国家合约不完全程度的不同，进而影响该国的劳动分工程度和范围。劳动分工状况是生产效率的具体体现，在制度环境相对完善的国家，合约不完全程度较低，劳动分工造成的道德风险较小，对于那些生产迂回程度较长，合约依赖较大，分工程度较高的产业或产品来说，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得较强的比较优势。^[29]

③规模经济的形成。规模经济是指企业或产业规模扩大所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增现象，也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各国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一国劳动投入系数的大小取决于该国的生产规模。生产规模越大就越有利于成本的节约，越有利于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的形成。这种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既不是因为要素禀赋的差异，也不是因为技术水平的不同，而是由生产规模造成的。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化和规模经济假设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强调，对规模经济效应的追求决定了贸易的动因和比较利益的获取。很多资本密集行业和技术密集行业都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它们可以更迅速地扩张，降低整个行业的成本，而又不使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促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入，或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组织形式的完善，提高生产的标准化和集约化程度。可能的结果是，产品的排他性增强，单个企业只生产有限的产品系列，这些产品仅由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生产，先进入的企业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能够控制产品的价格以获取更大的比较利益。在国际贸易中，生产规模较大的国家其生产成本往往低于规模较小的国家。前者有能力继续扩大，最终成为该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专业生产和出口国。后者则会逐步减少甚至退出该产品的生产，转而生产和出口其他相对有利的产品。另外，企业还可以借助外部规模经济增进比较利益。根据外部规模经济理论，行业间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差异也可能产生比较优势。一般说来，一国某个行业的发展规模较大，就会产生外部规模经济，进而形成相应的行业规模优势。具体表现为，该行业的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能够共享，企业间的余缺可以相互调剂，技术成果能够迅速普及，企业在资源和要素禀赋不变、自身规模不变的前提下，也能获得比较利益。

此外，制度供给可以借助外部经济，推动更大规模的扩张，降低整个行业的成本和价格。外部经济指的是同行业内部单个厂商规模的扩大给其他厂商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成本下降等效应。基于外部经济，整个行业规模的扩大，为行业内各厂商提供了更多的接触机会，进而为各厂商平均成本的下降提供了可能。外部经济是对单个厂商来说的，对行业来说，外部经济却是内部的。技术密集行业往往表现出显著的外部经济特征。在技术密集行业，新技术可以通过直接的信息传播或技术人员的流动，从一个公司扩散到另一个公司。受制度供给影响，外部经济会加剧行业规模的扩大，提高整个行业的产出量，厂商之间的接触更频繁，更多有用的信息得到相互交换，生产率得到进一步提高，整个行业的成本也进一步降低。厂商将获取较低的供给曲线之上的生产者剩余，本国和外国的所有消费者也将获取价格下降带来的利益。

（2）需求优势提升。需求既来自国际市场，也来自国内市场。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越旺盛，就越有利于出口额和出口价格的提高，进而带动比较利益的增进。另一方面，国内需求总量越大，越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和技术的积累，从而为国际市场竞争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国内需求。他将需求分为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两个方面：需求总量指需求市场的容量和规模，需求结构指需求在不同商品之间的分布。需求结构又可以划分成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的细分结构，一国在某一市场细分部分的需求量越大，该国在该部分就越占据优势；二是尖端而紧迫的需求，国内消费者越挑剔、要求越复杂、标准越高，对生产者改进产品品质、性能等的压力就越大，对该国国际竞争优势的提升就越有利；三是消费者的先行需求，国内消费者向其他先进国家看齐的心理越强烈，越有利于本国厂商加快产品改进、提升本国竞争优势。

需求因素是比较利益增进的重要动因，但需求作用的提升，往往需要借助有效的制度供给才能实现。首先，突破要素禀赋的限制。对于大国来说，即使不具有生产某种产品的要素禀赋优势，也能借助促进消费的制度，激发国内消费潜力，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获得规模效益，降低单位产出的平均成本，形成价格优势。价格竞争力提高后，在其他非价格竞争力一定的情形下，一国原先难以和别国竞争的产品，也可能成为出口产品。其次，强化要素禀赋。借助减税降费等制度扩大内需，增加需求量，促使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在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成本不断降低，价格竞争力不断提高，一国原先拥有的要素禀赋优势随之不断增强，有效地限制和阻止了其他竞争对手的进入，巩固了该国已有的分工地位。最后，为差异化生产赢得先机。在一个具有庞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其代表性需求往往能够对产品的创新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消费者越敏感、越挑剔，激发的创新潜能就越大。通过完善收入分配等制度，构建更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促进消费不断提档升级，能够有效地推动新产品研发，为差异化生产赢得先机，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可见，一定规模的需求借助有效的制度供给，不仅能够突破要素禀赋的限制，为竞争优势的获取争取更大空间，还能加强一国原有的要素禀赋优势，并借助科技创新赢得差异化生产的先发优势，推动具有这一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优先发展起来的产业凭借资源禀赋和规模经济等优势，不断降低成本和价格，又会激发出新的消费需求，推动产业竞争优势的进一步提升，实现比较利益的进一步增进。

（3）制度自身优势的发挥。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视为更广泛定义的资源禀赋的组成部分。每一代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中都包含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制度，人类发展的早期，只拥有少数制度安排，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大的制度集合形成，逐渐取代自然资源禀赋，成为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更重要禀赋。在原始社会，天气、地理、动物、植物、矿产等初始禀赋的差异，使得各个原始部落从制度和技术变化中产生了不同的获利机会，此时，资源禀赋是影响制度预期回报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们能够通过物质投资、科技创造、知识传递等途径提升禀赋，从而突破初始禀赋的限制，禀赋来源地与禀赋使用地发生分离，初始禀赋对制度的影响逐渐减弱，制度本身作为经济内生增长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由制度转化的资源在禀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对“资源诅咒”现象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规律。　“资源诅咒”指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产生限制作用，以及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反而呈现令人失望的经济绩效的现象，也称为“富饶的贫困”。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包括：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波动大，对储蓄投资和创新研发等产生挤出效应、制度弱化效应等。也就是说，“资源诅咒”的发生并不是绝对的。以制度弱化效应为例，一国所拥有的制度质量降低，往往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导致较差的组织制度、交易效率改进，产权制度缺失或不明晰，取而代之的是资源使用的掠夺性制度，结果只会导致“公地悲剧”。

从合约角度的考察也表明，合约执行力比实物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形成更有解释力，完善的合约以及良好的执行效率，能够有效降低某些行业的制度成本，形成出口的比较优势。^[30]产品越复杂，交易双方不可控的因素就越多，就越需要好的合约监督机制促进合约的有效执行。由此，一国拥有的制度质量越好，该国在复杂性产品出口方面越具有比较优势。^[31]较为完善的制度，能够促进某些部门采用互补性更高、更先进的技术，拥有更高的生产率，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这些部门往往是对合约依赖较大的中间品供应部门。制度越完善，合约不完全程度越低，它们采用的技术就越先进，生产效率就越高。^[32]相反，制度质量越差，合约执行效率越低，资产专用性投资就会减少，额外成本就会增加。由此导致的效率损失，依专用性投资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作用的不同而不同。^[33]

【注释】

[1]假设交换比例为1∶1。

[2]假设交换比例为1∶1。

[3]假设交换比例为1∶1。

[4]假设交换比例为1∶1。

[5]一般用资本/劳动的比率（即人均资本）来衡量。

[6]胡求光：《结构因素、需求变动与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www.daowen.com)

[7]［美］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范国鹰、陈生军、陈捷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8]Antràs Pol，“Firm，Contracts，and Trade Structu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8（2003），pp.1375-1418.

[9]郑辛迎、聂辉华：“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3期。

[10]Henisz Williamson，“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within and between Countries”，Business and Politics，1（1999），pp.261-278.

[11]［美］大卫·柯兰德：《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寻租和DUP行动分析》，马春文、宋春艳译，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2]卢现祥主编：《新制度经济学》（第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13]［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14]卢现祥主编：《新制度经济学》（第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页。

[15]卢现祥主编：《新制度经济学》（第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16]倪正茂：《激励法学探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17]姜明安编：《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4页。

[18]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209页。

[19]谢邦宇等：《行为法学》，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5页。

[20]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标与鼓励交易”，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21]丰霏：“当代中国法律激励的实践样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5期。

[22]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23]［美］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范国鹰、陈生军、陈捷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24]Levchenko A.A.，“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4（2007），pp.791-819.

[25]Nunn N.，“Relationship-specificity，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atten of Trad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2（2007），pp.569-600.

[26]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曾指出，流动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27]［美］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范国鹰、陈生军、陈捷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28]Acemoglu D.，Paul Anstra，Helpman E.，“Contract and Technology Adop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7（2007），pp.916-943.

[29]Costinot A.，Contract Enforcement，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Mimeograph，Princeton University，2005.

[30]Nunn N.，“Relationship-specificity，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atten of Trad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2（2007），pp.569-600.

[31]Berkowitz D.，J.Moenius＆K.Pistor，“Trade，Law and Product Comlexity”，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88（2006），pp.363-373.

[32]Acemoglu D.，Paul Anstra，Helpman E.，“Contract and Technology Adop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7（2007），p.916-943.

[33]Levchenko A.A.，“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4（2007），pp.791-819；Nunn N.，“Relationship-specificity，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atten of Trad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2（2007），pp.56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