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利益增进模型的动力源于供给优势、需求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共同作用。供给优势和需求优势相互配合，犹如飞机之两翼，产生巨大的向上作用力。制度优势犹如飞机之发动机，产生强大的向前推动力。在制度优势与供给优势和需求优势的共同推动下，我国传统饮料行业向国际市场起飞和翱翔的梦想才能变成现实，比较利益的增进才能实现。

1.供给优势

供给是指卖方愿意而且能够出售的商品或服务数量。在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大多认为，有可供交换的剩余产品和各自为政的社会实体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前提，由此得出结论：供给是决定贸易动因和贸易利得的主要因素。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说、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以及被誉为新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理论，在分析中往往假设需求强度既定，将国际比价停留在固定的相同便利值上，集中讨论供给方面，强调供给在国际贸易动因和利得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能否从贸易中获得利益，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某种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源于贸易前两国是否具有不同的比价。亚当·斯密认为，所有经济上的“价值”都是由劳动的小时数决定和测度的。受其影响，大卫·李嘉图也认为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劳动成本决定经济价值和价格，即生产1单位某商品所花费的劳动就是该商品的单位价值或价格。可见，一国能否更有效率地进行生产或能否相对更有效率地进行生产，是该国是否拥有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的关键所在。赫克歇尔和俄林对于技术因素能否解释现实世界的大部分国际价格差别提出了质疑。他们发现，相对成本的差别关键在于要素禀赋和要素使用密集度的差异。基于不同国家的相对要素禀赋不同，和不同产品使用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的客观事实，他们预言了国际贸易的格局：各国出口密集使用其充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

2.需求优势

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需求对贸易的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放松原先对需求的假定，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以及贸易利得问题。从穆勒（Mill）的相似需求说和林德的偏好相似理论，到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相关领域的研究与日俱增。

理论上，需求是人们在一定欲望驱动下的有条件的、可行的选择。构成需求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购买方愿意购买商品，二是购买方有能力购买商品。需求是怎样创造贸易基础、影响比较利益的呢？我们可以不同的需求偏好为例加以说明。如图2-6所示，两国都生产大米和小麦，假设供给条件没有差别，两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应当是相同的，生产点都在T点，两国生产同样的商品束。但由于需求偏好不同，B国偏好面包，社会无差异曲线为B0，消费点为R；A国偏好大米，社会无差异曲线为A0，消费点为S。贸易前B国的小麦价格高于A国，而A国的大米价格却高于B国。开放贸易后，A国的小麦被卖往B国，B国的大米被卖往A国，以从中获利。与此相应，B国通过进口小麦，到达B1这条位置较高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消费点上升到U点；A国通过进口大米，到达A1这条位置较高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消费点上升到V点。可见，在供给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偏好的不同也会导致很大程度的消费专门化，进而影响到贸易的产生以及比较利益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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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需求偏好不同所产生的利益变动

对需求的分析可以分为水平构成和层次构成两个方面。水平构成是指对不同种类产品的相对需求，层次构成则是指对某一产业内不同质量产品的相对需求。一方面，巨大的市场需求有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成本优势的获取，促使本产业扩张，巩固和加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另一方面，需求的层次往往与收入水平相适应，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较高，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较低，因此，发达国家倾向于高质量产品的消费，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低质量产品的消费。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各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逐更高质量的产品提供了可能，客观上促使企业在质量要求的压力下持续创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保持竞争优势。这样，在水平构成和层次构成的共同作用下，需求因素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一国的竞争优势和贸易利得。

3.制度优势

理论上认为，比较利益的增进需要制度的保障和促进。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贸易能使贸易国互利，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在现实贸易中，拥有比较优势并不等同于比较利益的必然实现。在贸易国内部，往往同时并存着因国际贸易获利和受损两种情形。在自由贸易体制下，如果一国国内某类产品的价格比外国同类产品高，外国该产品就会被进口到本国，本国消费者就可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该产品，消费者剩余增加，此时，本国消费者就是自由贸易的获利方；与此同时，大量外国廉价进口品抢占国内市场，本国生产者被迫降价销售，甚至关门停产，本国生产者成为自由贸易的受损方。可见，自由贸易在为贸易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直接威胁到其相关行业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出现失业增加和经济动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只要获利方的收益超过受损方的损失，该国就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利益。基于此，各国纷纷制定关税、技术措施或者直接限制进出口等贸易政策和法规，力图保护本国产业，提升本国的供给优势和需求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贸易对本国的不利影响，增加贸易对本国的有利影响。

西方贸易保护理论对制度实现和促进比较利益的作用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李斯特（List）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指出，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会使进口品价格上升，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却有利于本国生产能力的形成，最终，本国产品的价格也会下降，甚至会低于进口产品的价格，可见，国际贸易的长期利益完全能够补偿短期损失。李斯特认为只有幼稚产业才需要保护，而且保护应该是有期限的，一般不超过三十年，被保护的产业经过一定时期还是发展不起来，就不应该继续保护。凯恩斯（Keynes）关注的重点是贸易额变动与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中指出，贸易顺差有益，贸易逆差有害。顺差能够带来黄金，扩大支付手段，降低利率，增加投资，促进就业；逆差则会使一国黄金外流，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他极力鼓吹贸易顺差，反对贸易逆差，主张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和保护措施干预贸易活动，争取实现贸易顺差。由此，凯恩斯的理论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也被称为超保护贸易理论。普雷维什则看到“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在生产资源状况、经济实力、政治影响等方面的客观差距，指出“中心国家”是国际贸易利益的获得者，“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提供原料，引进资本，模仿技术，是“中心国家”的附庸，主要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随着“外围国家”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国际贸易反而成为“外围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对制度实现和促进比较利益进行较为系统阐释的，是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认为，假设生产同一产品的两个国家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无法战胜对方，迫使对方撤出。这时，其中的一国政府如果对本国企业提供资助或其他支持，该国企业就可能将竞争对手逐出市场。这种政府为支持本国企业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措施，被称为战略性贸易政策。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受到各国政府的广泛推崇，国际贸易的实践也证明了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在制度优势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采用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成功增进本国比较利益的典型例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技术发展的结果，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发生在技术赶上西方国家之前，可能是有远见的日本政府通过经济政策有意识培育的结果。^[2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还是一个劳动力充裕而资本匮乏的国家，日本政府超越当时的要素禀赋条件，明确支持将日本变为技术和资本丰裕国家的发展战略，有计划地发展日本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实践证明，日本的这一经济产业政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为日本创造出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的全新比较优势，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比较利益的增进。

新新贸易理论则直接从比较优势角度论证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通过衡量不同产业对制度质量的依赖程度，发现对于制度依赖程度高的行业，所属国家制度质量越高，出口就越多。^[24]制度构成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对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制度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出口往往较多。^[25]可见，制度质量的好坏会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影响对企业生产率的激励，进而影响一国比较优势。

综上所述，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比较优势的提升与比较利益的增进。供给因素总是建立在需求因素的基础上的，需求优势的提升为规模经济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对技术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供给因素反过来会影响需求优势的提升，供给是需求实现的保障，没有充足的供给，需求在数量上无法满足，更无从谈及需求在质上的要求。同时，制度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有效的制度供给能够在供给优势和需求优势的提升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