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作为惩恶扬善的重要工具，法律的激励功能总是与惩罚功能并列存在。早在夏朝时，启发兵攻打有扈氏时的动员令（即“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的规定）中，就同时包含了惩戒性和激励性的法律规范。伏尔泰（Voltaire）曾感叹，欧洲的法律不如中国，依据就在于中国古代法律不仅可以用于治罪还可以用于褒奖善行。^[16]但总体看来，法学研究对激励问题的关注并不多。二战后，“服务性政府”　“柔性管理”等理念相继提出，强调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应尽可能使用发号施令、施加权威之外的新方法。在这一背景下，行政奖励作为一种新的方法，受到崇尚与重用。孟德斯鸠（Montesquieu）、边沁（Bentham）、哈特（Hart）、弗里德曼（Friedman）等学者纷纷著书论述，表达对法律激励规范的推崇与肯定。我国学者对法律激励问题的关注始于改革开放，姜明安在《行政法学》一书中，将行政奖励作为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专门加以分析；^[17]沈宗灵在《法理学研究》一书中指出，大量具有奖励表彰后果的规范的制定，体现了法律由“约束”消极行为向“激发”积极行为的发展；^[18]谢邦宇在《行为法学》一书中认为，法律对个体控制的重要部分，就是激励个体的合法行为；^[19]王利明在《合同法的目标与鼓励交易》一文中，指出了合同法对法律激励的关注，即《合同法》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和目标，就是鼓励合同的订立、促成合同成立并生效、保障合同利益的实现。^[20]这些研究成果或是从法律规范、法律行为视角进行不同区分，或是从法的功能和目标视角进行进一步的探究，缺乏对法律激励概念、内涵、外延等的系统深入论述，因此，只能说是对法律激励理论的一些模糊认识，或是法律激励理论的萌芽状态。

进入21世纪后，行政法学领域率先开始对激励机制理论及运用进行系统论述。以倪正茂为代表的学者，在科技法的研究中提出了激励法的概念。之后，丰霏、胡元聪、夏黑讯等学者纷纷加入，尝试从法律激励的内涵、概念、类型、模式、契约化特性、理想形态等角度进行完整的理论阐述，法律激励理论雏形渐现。

法律激励理论认为，在法律这一层面，存在激励法、惩戒法和组织管理法的划分，这些法均具有法律的一切特征，即权威性、稳定性、普遍性和强制性，其中对人的特定行为实施激励的法就是激励法。激励法所具有的激励性是正向的、积极的，是利用奖励进行的正面引导，表现为一种动力或拉力。这种奖励许诺隐性存在于法律文本之中，只有当人们按法律去行事后，才能予以兑现。激励法建立在激励契约的基础上。没有激励契约，激励法就无法发挥实际功效，激励法的实施应按激励契约的要求展开，违反激励法的行为，也应按激励契约规定的违约责任处理。

法律激励按部门划分，可分为宪法性激励、行政性激励、民事性激励、刑事性激励、国际性激励，其中，以民事性激励内容最为丰富。按法律实务划分，可分为实体性激励和程序性激励，前者规定实体权利和义务，后者用来保障前者的实施。按激励标的划分，可分为奖赏性激励和授权性激励，其中奖赏性激励包括物质性奖赏和精神性奖赏。物质需要是基础，精神需要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很难截然分开，实践中往往需要将两者同步使用，才能最大限度实现有效激励。授权性激励是指授予相对方一定的权利，使之能够在授权范围内有从事一定行为的自由。由于其激励效果持续时间较长，对象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内容可能涉及根本性事项，往往被视为最重要、最持久、最高级的激励形式。法律激励按内容划分，可分为行为激励和结果激励两种类型。这两种激励都指向人们的法律行为，但行为激励仅止于人们的法律行为，结果激励则是通过对行为结果的评价来激励人们的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制约因素包括行为主体的需要、法律的价值判断、资源的具体分配、行为的方式、行为的机会、行为的耗费等，对这些因素的调控，往往能够达到激励人们积极从事某种行为的效果。现代社会，行为激励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如通过专利法、著作权法，法律保护智力成果、鼓励发明创造；通过减免税收，法律鼓励企业安装使用环保节能设备；通过奖励举报，法律鼓励个人参与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督。但这些受到法律保护与激励的行为，并不一定都会产生预期的肯定性后果。发明创造带来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花费巨资安装的环保节能设备，可能因各种原因搁置不用，却又造成环保假象，导致对偷排等行为的疏忽监管。总之，与行为激励相比，结果激励既激励行为，又激励结果，更有利于鼓励人们的进取心，更有利于激励目标的真正实现。因此，大力发展结果激励，应当是当前以及未来立法的重心所在。(www.daowen.com)

从法律文本角度看，法律激励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制定专门的规范性文件、制定专门章节、制定专门条款。这三种激励方式的激励力度与效果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情况下，制定专门的规范性文件的激励力度最大，制定专门条款的激励力度最小。对于需要产生较大社会效益的情形，往往会采用制定专门的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在明确客观的激励原则的同时，还要细化具体的激励措施。在三种激励方式中，这一方式的激励效果也是最明显的。相反，制定专门条款的方式，往往体现为若干宏观性的指导原则，内容简单冲动，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具体落实，法律激励效果在三种激励方式中是最差的。

从激励模式角度看，法律激励分为三种：着眼于权利义务责任的分配、着眼于成本收益的配置、着眼于荣誉资格待遇方面。三种模式激励的侧重点不同，实施条件也各异。其中，后两种模式往往直接涉及经济内容，经济激励特征明显，经济收益看得见摸得着，法律激励效果非常直接；前一种模式一般不直接涉及经济内容，被激励者得到的只是获得经济收益的可能或者权利保障，不会立即获得经济收益，法律激励效果相对间接。但后两种模式资金需求较大，需要一定的国家财力作为基础；前一种模式一般不需要国家财力支持，但相关立法制定和实施的周期较长，牵涉问题太多，影响历时久远。因此，解决好法律激励模式之间的衔接问题，合理配置不同激励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法的激励功能。

综上，法律激励理论关注到法律激励规范的客观存在，以及法律激励功能的重要实践价值，虽然从纯理论角度看，它并未形成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对于激励本身是否包含“赏”与“罚”两个维度、是否同时兼具“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等问题尚存在争议，但都强调法律应被看作一种激励体系，^[21]应当从法学理论重构层面对法律激励理论进行研究，探索社会由惩罚性法治向激励性法治转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