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利益获取理论主要包括重商主义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属于古典贸易理论范畴。这些理论从静态角度出发，探讨了如何通过对现存资源进行最有效配置，进而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的问题。

1.重商主义理论

早在重商主义时代（大约在16世纪—18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对贸易利益的研究。以约翰·海尔斯（John Hales）、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托马斯·孟（Tomas Mun）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能使鼓励出口或者限制进口国家的利益得到最好的维护。他们把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标准就是是否使金银流入国内。他们认为，除了开矿外，一个国家只有借助贸易顺差才能使金银流入国内，才意味着该国从贸易中获利。

政治家们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制定了严禁金银私人出口、用关税和补贴的方法奖出限入、发展本国航运业和工业、禁止外国船只从事本国沿海航运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这些政策中有不少至今仍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如禁止国外奢侈品的进口或对其进口征收高额关税、禁止重要原材料出口以及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等。

但是，重商主义的理论也存在明显错误。首先，它混淆了货币与真实财富的概念，将两者等同起来；其次，它把国际贸易看成一种“零和游戏”，即一国之所得就是另一国之所失，认为国际贸易只对单方面有利，强调与关注贸易顺差，错误地把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主张各国利用政策手段来保护本国利益。

对重商主义理论，既要认识到其局限性，也要看到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作为对现代生产方式和贸易利益最早的理论探讨，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对重商主义的评价是：重商主义理论为国际贸易一般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绝对优势理论

18世纪末，随着自由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贸易论者，批判了重商主义论者关于国际贸易只对单方面有利的片面认识，指出让人们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贸易，是既符合国家利益又符合整个世界利益的最好办法，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贸易的互利性原理，提出了两国如何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经典陈述。

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两国都按绝对优势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交换，两国都能从分工和贸易中获利。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斯密以A国和B国为例，分析了两国在分工前和分工后生产铁和小麦的不同情形（见表2-1）。

表2-1　A、B两国分工前后的生产量比较

如表2-1所示，分工前两国都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彼此间没有贸易。为了方便起见，假设两国各投入300天的劳动量。A国将其中的200天分配在小麦的生产上，将剩余的100天分配在铁的生产上；B国将其中的200天分配在铁的生产上，将剩余的100天分配在小麦的生产上。那么，分工前A国的铁产量是1000千克，小麦的产量是1000千克；B国的铁产量是1000千克，小麦的产量是1000千克。由于是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下，两国铁和小麦的生产量也是两国的消费量，因此，分工前两国铁和小麦的总产量和总消费量都为2000千克。实现专业化分工后，A国将300天的劳动量全部分配在铁的生产上，B国将300天的劳动量全部分配在小麦的生产上。那么，A国生产3000千克铁而B国生产3000千克小麦，两国铁和小麦的总产量都由分工前的2000千克增加到3000千克。同时，由于两国开放自由贸易，A国在保持分工前的铁消费量（1000千克）的同时，可以拿出1000千克去跟B国交换小麦（1000千克），^[1]B国也在保持原来的小麦消费量（1000千克）的同时，拿余下的1000千克小麦去换A国的铁（1000千克）。^[2]贸易的结果是，A国在保持分工前的消费量（1000千克铁和1000千克小麦）的同时，多了1000千克铁，而B国在保持分工前的消费量（1000千克铁和1000千克小麦）的同时，多了1000千克小麦，两国都比分工和贸易前增加了生产和消费，两国都从贸易中获利。

绝对优势理论关于贸易互利性的双赢思想，有力地抨击了重商主义。即使是在今天，这种互利双赢的思想对各国破除国际贸易壁垒、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绝对优势理论也存在很大的不足，最主要的是它未能回答当时英国人普遍存在的担忧：如果英国没有绝对优势怎么办；如果荷兰在任何产品的制造上都比英国更有效率，英国是否还应该参与国际贸易，是否还能从中获利。大卫·李嘉图令人满意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际贸易新的理论体系——比较优势理论。

3.比较优势理论

同为自由贸易论者，李嘉图和斯密一样，都认为国际贸易是互利双赢的，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会为一国带来利益，这种获利不是因为一国商品价值总额的增长，而是因为其商品总量的增加。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相比，李嘉图提出了更加系统的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证明了国家能否从贸易中获利取决于该国是否具有某种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一国通过出口在生产率方面具有最大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其比较优势最小的商品，而从贸易中获利。由此，国际贸易的基础不再限于劳动生产率上的绝对差别，即使在生产成本上处于完全劣势的国家，只要存在商品成本的差异，该国依然可以和他国进行国际分工和贸易。该国可以生产其相对成本较低的商品，向他国换取其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商品；他国也可以生产其相对成本较低的商品，向该国换取其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商品。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两个国家都可以从贸易中获利。

表2-2　英国和葡萄牙分工前后的生产量比较

为了说明比较优势所带来的贸易利益，李嘉图假设了葡萄牙和英国两个国家进行葡萄酒和棉布贸易的例子。如表2-2所示，分工前两国都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彼此间没有贸易。为了方便起见，同样假设英国投入了220小时的劳动量生产1码棉布和1桶葡萄酒，葡萄牙投入了170小时的劳动量生产1码棉布和1桶葡萄酒。那么，分工前两国葡萄酒的总产量为2桶，棉布的总产量为2码。由于是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下，各国棉布和葡萄酒的生产量也是各国的消费量。但如果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实现专业化分工，即英国集中生产其比较劣势较小的棉布，葡萄牙集中生产其比较优势较大的葡萄酒，则在两国投入的劳动量不变的前提下，两国棉布和葡萄酒的总产量分别增加到2.2码和2.125桶。同时，由于两国开放自由贸易，英国在保持分工前的棉布消费量（1码）的同时，可以拿出1码去跟葡萄牙交换葡萄酒（1桶），^[3]葡萄牙也在保持原来的葡萄酒消费量（1桶）的同时，拿余下的1桶葡萄酒去换英国的棉布（1码）。^[4]贸易的结果是，英国在保持分工前的消费量（1码棉布和1桶葡萄酒）的同时，多了0.2码棉布，而葡萄牙在保持分工前的消费量（1码棉布和1桶葡萄酒）的同时，多了0.125桶葡萄酒。可见，两国都比分工和贸易前增加了生产和消费，两国都从贸易中获利。

综上所述，比较优势理论将国际贸易的基础由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别，拓展为相对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对成本差别，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国际贸易的产生和比较利益的动因问题，解释了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之间贸易的原因，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但是，无论是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造成成本差异的唯一因素，在分析中都假设生产技术不变，只有一种要素（劳动）投入。在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要素投入的分析框架下，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递减，其许多结论往往不再有效。

4.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从实际出发，认为除劳动之外，商品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比例和一国的要素禀赋也影响着该国商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决定了该国的比较优势以及生产和贸易模式。

赫克歇尔和俄林是要素禀赋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注意到，不同的商品需要的生产要素配置不同，有的需要较多的劳动投入，有的则需要较多的资本投入；另外，各国的要素丰裕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劳动相对充裕，有的国家资本相对充裕。^[5]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要素的分析框架下，商品的生产成本是由劳动生产率、该商品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比例以及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共同决定的。因此，劳动相对充裕的国家，劳动力价格往往较低，生产中可以投入较多的劳动力，一般拥有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而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资本价格往往较低，生产中可以投入较多的资本，一般拥有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赫克歇尔和俄林认为，一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要素的商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商品。

要素禀赋理论也从“双赢”的角度论证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性，认为一国不仅可以从扩大出口中获得利益，也可以从开发市场中提高社会福利。以我国和美国的纺织品和计算机生产与贸易为例。(www.daowen.com)

假设图2-1是两国贸易前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和社会无差异曲线。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中，由于生产资源有限，我国和美国生产和消费的最优组合在S0点上，社会无差异曲线为L0。假定我国拥有生产纺织品的比较优势和生产计算机的劣势，美国拥有生产计算机的优势和生产纺织品的劣势。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会专业化生产并出口纺织品，进口计算机；美国则会专业化生产并出口计算机，进口纺织品。贸易的结果是使我国纺织品的价格相对上涨，纺织品的生产增加，计算机的生产减少，使美国计算机的价格相对上涨，计算机生产增加，纺织品的生产减少，生产点由S0点转移到S1点。同时，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低于国内，我国计算机的进口会增加，美国也会大量进口纺织品，使得消费点由原来的S0点转移到C1点，从而达到一条更高的社会无差异曲线L1。可见，贸易能使一国消费超出其生产能力的商品，提高社会满足程度，获得贸易利益。

图2-1　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

图2-2　出口纺织品所产生的利益变动

对贸易利益的度量可以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假设图2-2是我国纺织品贸易前后的情形。贸易前我国的国内市场价格为每单位600元，生产量和消费量都是100单位。贸易后价格上涨到每单位1000元，生产量则增加到120单位，消费量下降到80单位，供大于求的部分（40单位）用于出口。由图2-2可见，在我国纺织品贸易中，“消费者剩余”减少了，我国消费者没有从出口中得到好处。图2-2中的ABDC部分就是减少的“消费者剩余”，根据图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是3.6万元，即我国消费者因为纺织品自由贸易损失了3.6万元。但对我国生产者来说，纺织品出口能够使价格提高，产量增加，增加“生产者剩余”。图2-2中的AEDC部分就是增加的“生产者剩余”，根据图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是4.4万元，即我国生产者因为纺织品自由贸易多赚了4.4万元。“生产者剩余”超过“消费者剩余”，多出的部分就是图2-2中的BED部分，根据图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是0.8万元，即我国因为纺织品贸易纯获利0.8万元。

图2-3　进口计算机所产生的利益变动

同样，假设图2-3是我国计算机贸易前后的情形。贸易前我国的国内市场价格为每单位2000元，生产量和消费量都是100单位。贸易后价格下降到每单位1000元，生产量则下降到80单位，消费量增加到120单位，供小于求的部分（40单位）依靠进口。由图2-3可见，在我国计算机贸易中，“生产者剩余”减少了，图2-3中的ADCB部分就是减少的“生产者剩余”，根据图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是9万元，即我国生产者因为计算机贸易损失了9万元。但对我国消费者来说，却可以支付更少的钱消费更多的商品，“消费者剩余”增加了。图2-3中的AECB部分就是增加的“消费者剩余”，根据图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是11万元，即我国消费者因为计算机贸易增加了11万元。“消费者剩余”超过“生产者剩余”，多出的部分就是图2-3中的CDE部分，根据图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是2万元，即我国因为计算机贸易纯获利2万元。

从局部均衡分析对贸易利益在数量方面的衡量可以看出，我国无论是出口纺织品还是进口计算机，都能获得贸易利益。因此，国际贸易应当是互利双赢的，一国获利的大小取决于该国贸易后价格变动的幅度。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规则是，按贸易带给双方国家价格变化的直接比例进行分配。

要素禀赋理论被认为是继比较优势之后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发现，被普遍接受并用于解释工业革命后国际贸易的产生。在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上，要素禀赋理论提供的预见与实际颇为相符，即国际贸易必然会将社会分为贸易的受益者与贸易的受害者两个部分，从而为我们鉴别哪些集团因为贸易而受益、哪些集团因为贸易受损提供了度量的手段。

5.启示

综上所述，对贸易利益及其动因的探讨是传统贸易理论永恒的话题（见表2-3）。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要素禀赋理论，都强调贸易利益的结构应当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国际贸易利益应当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间分工和贸易的利益，我们将其称为比较利益。应当说，这些理论在分析现实中比较利益的获取和分配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以要素禀赋理论为例，为了实现预期的比较利益，贸易的典型流向应当是劳动力充裕的国家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充裕的国家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但要素禀赋理论在实证检验中也遇到了挑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里昂惕夫悖论”的提出。

表2-3　传统贸易理论比较

续表

里昂惕夫对1947年和1952年美国200个行业部门进出口产品的投入产出进行分析时，发现其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只有进口产品的77%和95%（见表2-4），这说明美国实际上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这一结论与要素禀赋理论相违背，因为，众所周知，美国在资本上是具有资源优势的，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它应当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继里昂惕夫之后，很多学者在检验其他国家的贸易结构时，也发现存在类似的现象。

表2-4　1947年和1952年美国进出口产品资本和劳动比率

注：根据每100万美元进口替代产品和出口替代产品中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计算。

不容忽视的是，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其比较优势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前提和假设基础上的，这些前提和假设包括：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在所有市场上竞争；产品是同质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不存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需求是给定的，等等。由此可见，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通过假设，把现实中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抽象为静态凝固的世界，排除了时间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作用，忽视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和培育，容易导致一国的比较优势被长期固定在某些商品上。按照这种静态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应当专业化生产和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与知识密集型产品。伴随着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将会陷入“贫困化增长”的不利局面。

“里昂惕夫悖论”和“贫困化增长”的提出，促使学者们从更深入的角度思考传统贸易理论。在这之后，学者们纷纷对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补充和发展了传统贸易理论，推动着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的研究由静态向动态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