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贸易领域研究中，制度质量的重要作用也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为了探索比较优势的成因，科尔（Chor）从产业层面引入六个制度因素：法律系统效力对投入品集中度、投入品特定供给关系、劳动力市场灵活度对生产不稳定产生的影响、工作复杂度的作用、金融系统发展程度对外部融资依存度作用、人力资本对工作复杂度作用，对1990年82个国家的20个产业部门的相对贸易量进行OLS分析，验证了多种制度因素对一国比较优势及贸易的作用和影响。[103]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在考察新技术的研发和实际运用时，通过构建研发模型，发现为了激励研发，应当对创新者的技术开发给予补偿。在封闭经济中，一国政府通常会制定某些制度来保证创新者获取垄断利润，以补偿其创新成本。但在开放经济中，激烈的竞争则会使创新技术因被模仿而缩短垄断期。[104]一国政府还可以借助补贴等政策干预，鼓励“干中学”和技术溢出，增强厂商的竞争力。[105]此外，由于动态外部规模经济的存在，后进国家依靠政府的推动，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也能进入市场。由此，克鲁格曼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比较优势来自于自我加强的外部经济。这时，政府创造或保护优势的政策就有了理论依据。[106]国内学者也对制度因素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胡伟认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不应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资源也绝非只是劳动力、资本等经济资源，还应包括社会政治资源。[107]任烈则通过分析历史经验，得出了“没有一个相对落后的大国是通过推进贸易自由化发展并强大起来”的结论。无论是19世纪的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还是19世纪中叶的德国、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这些世界经济强国的崛起，无一不是得益于本国制定和实施的严密的贸易保护措施。[108]
对于制度质量问题，安德森（Anderson）和马克勒（Marcouiller）认为，透明度和可实施性是考察制度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制度质量的好坏程度决定价格加成，价格加成又会影响贸易的进行。[109]多拉（Dollar）和克雷（Kraay）指出，高质量的制度能够有效保障贸易主体的权利，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的开展。[110]安德森和杨[111]、阿罗约（Araujo） 和奥尼拉斯（Or⁃nelas）[112]从合约执行制度入手，发现合约执行制度效率越低，贸易量越小，并对正式合约执行制度和声誉机制这种非正式合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比较，发现声誉机制能够取代合约执行制度，缓和其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抑或负面作用。埃伯哈特（Aeberhardt）等也认为，一个好的制度能够减少合约摩擦，降低出口风险，有利于对合约依赖性大的企业的出口。[113]德格鲁特（De Groot）等则从产权保护角度出发，认为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激励企业投资行为，推动已有企业与潜在企业形成竞争效应，提升行业平均生产率，促进贸易扩张。[114]
对于制度差异问题，罗斯（Rose）最早关注到相似制度对贸易的促进作用[115]。德格鲁特指出制度相近的国家更容易彼此认同对方的制度安排，更熟悉对方的商业运作方式，有助于双方贸易的开展，制度差异只会增加贸易成本。[116]潘镇也认为制度差异会阻碍双方贸易的开展。[117]安特拉斯（Antras）分析了跨国间制度的不对称性，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制度的不对称性，认为这种不对称导致了跨国分工中额外的合约摩擦成本。[118](www.daowen.com)
贸易反过来也会对一国制度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塞古拉-卡于拉（Segura-Cayuela）通过模型推导，发现在专制或者精英控制政治体系的国家，对外开放可能会使该国经济制度有效性降低。专制者和精英团体通过操纵价格或者从其他团体抽取收入等方式为自己攫取利益，贸易开放便利了攫取利益的过程，这一过程便是导致经济运行的重要原因。[119]安德森创建理论模型，分析贸易对制度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发现贸易商可以通过改变贸易流程和规则，提高合约的执行效率和概率，但这种积极影响只在贸易商的供给弹性足够大的时候才会产生，反之，这种影响则是消极的。[120]杜（Do）和列夫琴科（Levchenko）将贸易对制度的影响分为两种，即国外竞争效应和政治权利效应。国外竞争效应需要更好的制度，政治权利效应则会转向支持大企业，企业越大，越希望制度更差。可见，在前一个效应中，制度向更好发展，在后一个效应中，制度向更差发展。[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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