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利益是两国按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导致的总产量较封闭状态下的增量。比较利益的实现与增进主要来自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与贸易。长期以来，比较优势理论被视为研究国家间分工与贸易模式的基础，学者们围绕其作用机理及成因进行了深入地探索。

1.基于劳动生产率角度的研究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其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指出，生产的绝对优势决定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模式。但是对于现实中，一国在所有产品上都不具有高于别国的劳动生产率（即处于绝对劣势）时，仍能进行专业化生产、出口并获利的情形，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加以解释。针对这一问题，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一书，提出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多恩布什（Dornbusch）等在此基础上扩展出连续产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构建DFS模型，对静态贸易模式及贸易利得作出明确判断。^[27]

戴维斯（Davis）和韦恩斯坦（Weinstein）则放松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关于技术不变的假定，将中性技术差异引入引力模型，构造了有偏的主市场需求，较好地描述了技术差异对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的影响。^[28]克鲁格曼（Krugman）也在技术差距模型中，分析了存在技术差距的国家间依技术比较优势开展贸易的合理性，^[29]这一结论与波斯纳（Posner）研究时滞影响下技术差距所导致的贸易模式时得出的结论相似。^[30]弗农（Vernon）在技术差异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在同一种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会发生改变，伴随着技术的传播，不同国家对于同一种产品的比较优势也各不相同。^[31]针对弗农提出的这一理论，克鲁格曼构建了基于缓慢技术溢出的贸易模型。在模型中，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取得生产新产品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则依靠低工资和技术溢出在旧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成本优势。^[32]

格罗斯曼（Grossman）和赫尔普曼（Helpman）的研究发现，创造知识能力强的产业往往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33]国内学者廖国民和王永钦把资源禀赋比较优劣势和技术比较优劣势分成四种组合，也论证了技术优势的重要作用，得出如果缺乏技术优势，就不可能具备自生能力的结论。^[34]但是，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针对希克斯（Hick）提出的“出口偏向型”和“进口偏向型”技术变迁分类，利用两种产品的李嘉图模型，细化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一国贸易利得的不同影响，却发现技术进步也可能导致一国贸易条件的恶化。^[35]芬德利（Findlay）和格鲁贝特（Grubert）在对要素有偏型技术进步的研究中也发现，随着要素密集使用度的改变，技术进步的效果会削弱或增强，进而对生产和贸易产生影响。^[36]

技术进步对比较优势的作用不容忽视，那么如何来推动技术进步以取得和维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呢？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认为必须积极开展研发和创新。^[37]阿罗（Arrow）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还可能成为生产活动的副产品，并提出了“干中学”理论。他认为，技术进步是学习的结果，学习又是经验的总结，经验来自生产活动，因此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技术进步是经验积累的具体体现。^[38]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将“干中学”理论运用到贸易理论中，根据知识溢出范围和程度的不同，将其分为国家间溢出、国家间不溢出但国内溢出、产业集群内溢出、产业间溢出、有限溢出等情形。^[39]在国家间不溢出但国内溢出时，克鲁格曼认为“干中学”效应会强化，甚至锁定初始分工模式，这时借助补贴等贸易政策，能够增强厂商的竞争力，进而扩大产出，形成新的分工模式，改善贸易条件，提高贸易利得。^[40]对于产业集群内溢出，波斯纳认为能够使产业集群内的其他产业获得比较优势，但这种溢出受地理范围的约束。^[41]对于有限溢出，杨（Young）指出，只有知识溢出足够大的情形下，溢出才不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42]

2.基于要素禀赋角度的研究(www.daowen.com)

要素禀赋理论是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起来的。赫克歇尔和俄林分别在1919年和1933年发表出版《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The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与《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讨论要素禀赋在确定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中的重要作用，并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的内涵，即比较优势不仅源于相对技术差异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动因。俄林将可以用于解释国际贸易动因和贸易利得来源的因素概括为五个方面：基本生产要素的差异、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的差异、技术水平的差异、生产率的差异、国民偏好差异。俄林认为，在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劳动、资本、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差别。

伴随着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逐步展开。凡尼克（Vanek）避开对国家相对要素富裕程度和生产过程中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的判定，将“贸易中的产品”替换为“贸易中的产品所含的要素量”，构建了HOV模型，得出一个国家会成为相对充裕要素的净出口国和相对稀缺要素的净进口国的结论。^[43]莫罗（Morrow）则假设了一个两国、两要素、多产业、产业内多差异化产品的经济情形，通过构建RHO模型，带入1985—1995年20个国家的24个制造业部门数据，发现生产率和要素禀赋共同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国际分工的模式。^[44]

里昂惕夫（Leontief）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要素禀赋理论，提出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论”。^[45]“里昂惕夫悖论”在对传统要素禀赋理论提出质疑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启发后续的学者纷纷放宽传统贸易理论的严格假设，关注到经济的现实。其中，雷布津斯基（Rybczyn⁃ski）基于一国要素总量经常发生变化的现实，在产品价格给定的条件下，研究了要素供给量变动对生产模式变化的影响，发现增加某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的产量以更高比例增加，而密集使用另一要素的产品产量则会同时减少。将该理论拓展到贸易领域，可以得出要素供给量的变动影响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和出口商品的供给，进而影响一国贸易条件的结论。^[46]此外，舒尔茨（Schultz）则在长期的农业经济问题研究中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由此，他在传统的劳动力和实物资本之外，创立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强调存在于人体之中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且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来实现。^[47]波特（Porter）在分析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时，将一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分成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其中，初级要素是被动继承的，高级要素可以通过长期投资获得，但高级要素的创造通常是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初级要素为基础的。^[48]

3.基于需求角度的研究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主要从供给角度来研究国际分工和贸易问题，需求一般被假设为既定的。林德特、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的严格假设，引入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等更贴近经济现实的分析，为解释贸易动因和比较利益开辟了新的源泉。其中，林德特通过分析国内需求结构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发现随着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延伸，产品会出口到需求结构相似的国家，两国的收入水平越接近，需求偏好就越相似，发生贸易的机会就越大。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假设两国初始条件完全相同，即在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均相同的情形下，如果存在规模经济，两国就会选择不同的产业进行专业化生产，比较优势就会出现。另一方面，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厂商的生产更趋于专业化，而消费者却偏好消费多样化的产品，两者之间的矛盾促使国际贸易产生。^[49]克鲁格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得出了在规模经济条件下许多国家都倾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拥有较大市场份额的产品的结论。^[50]塔伯特（Tybout）将这一结论延伸为，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的厂商更容易利用规模经济，在国际市场上也更具有竞争力。^[51]克鲁格曼还构建了垄断竞争模型，假设贸易能够扩大市场规模以及专业化生产规模，进而取得规模经济，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由此产生的比较优势为互利性贸易提供了机会。^[52]在相互倾销模型中，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印证了规模经济是比较优势的源泉之一这一结论。林德特则明确提出贸易是竞争性的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贸易利益如何分配，这个重要问题显然取决于国际价格，而只谈供给（不谈需求）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