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开发的创新者与后进者采取不同的开发之路

技术后进者由于经济实力薄弱，新技术开发能力不足，只得依靠进口产品、买进技术或者模仿别人的技术。而技术开发的创新者走的是自主创新之路。

创新不是简单地复制别人的成功，而是指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作出合适的决定而达到预期的效果。创新是一个新点子、好主意，是独一无二的思维亮点。因此，创新的过程是剑走偏锋的思维，张扬另类创意传奇的过程。

在市场经济中，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和个人，他们需要外部的支持，所谓“支持”并不是指社会的认可或政府的推动，而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创新者，不是一个鲁莽的冒险者（Risk Taker），而是在竞争的市场中，让自己成为精明的风险规避者（Risk Shaper）。不断实施可行的试验操作化解风险（De-risk），并把风险转化为突破性成长良机，这正是如今成功企业的经验写照。被称为“利润机器”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推出了混合动力车——普锐斯（Prins），成为新型环保汽车的先锋，并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手中夺走“全球最大汽车厂”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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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商战”这是一个永恒的法则。技术领先者垄断产品市场，谋取高额利润。美国苹果公司凭一款iPod产品风靡全球，但iPod的创新决策过程却鲜为人知。公司建立了一个严格的计划时间表：取得为服务iPod硬件内的核心技术的授权，购买后成为iTunes的软件……于是这些系统化的规划化解了iPod项目的创新风险，确保了苹果公司1亿美元注资的成功。严格说来，iPod不是苹果公司的“产品”，因为苹果公司本身并没有iPod生产线，而是将整个制造过程外包出去。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iPod第五代产品，这款产品是由数国多家企业生产的产品，不但可以听音乐，还可以看电影，每台售价约299美元。这台个人音像产品中最昂贵的部件是容量为30G的硬盘，由日本东芝公司生产，成本约73美元。其次是成本约20美元的显示器模组，成本约8美元的影像/多媒体处理器芯片以及成本约5美元的控制器芯片。最后又在中国组装，其单位成本大约只需4美元。但是这样的分类还不足以显示iPod零部件供应的复杂性，因为东芝公司所供应的硬盘大部分是在菲律宾和中国生产的，而提供两种主要芯片的两家美国公司，其产品大多数在中国生产。综上所述，一台售价为299美元的iPod有163美元为美国的企业和劳工所得，其中的80美元被苹果公司拿走，另外75美元属于销售和物流成本，剩下8美元分给各零部件制造商。日本为iPod创造价值为26美元，大部分属于东芝的硬盘。而中国得到的约为3美元，韩国所得不到1美元。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新产品的制造过程早已打破了地区、国别和关税的藩篱，制造商和产地已不再重要。制造一台iPod的所有零部件和劳动力总成本为110美元，其余的是其真正的价值。因此，真正创造这一新产品的是创意和设计，零部件和劳动力退为其次。苹果公司是iPod的最大受益者，苹果公司不是制造者，而是创新者。只有创新者才是大赢家。

（二）技术后进者依靠不对称竞争战略追赶技术开发领先者

世界市场上的后起企业，应采取不对称竞争战略，这是挑战者的成功之道。不对称竞争战略与常规的正面竞争战略相反，即与竞争对手不正面冲突，不形成争斗，使竞争失去对应的一方，失去了竞争对手的局面构成了不对称局势。正如中国俗语所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只有利用对手优势中固有的弱点，挑战者才能创造和对手没有互动的非竞争局面，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让对手无法反击，做到以弱胜强，以小搏大。企业发展就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而强的演变过程。

通常，领先企业在发展的优势中，其固有的缺点包括信息不对称、认知不对称、优先权不对称、意愿不对称和能力不对称等。后来者采用另辟蹊径的战略，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基因芯片为例：美欧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发尖端生物芯片，即基因芯片（Gene Chip），又称为DNA芯片，这是一种通过特殊方法将特定序列的基因探针有序地固化于1平方厘米的玻璃或硅片上，从而构成储存大量生命信息的芯片。基因芯片的独特优势是：科学家让芯片上成千上万的探针分子与待检测的基因样品杂交，然后通过杂交信号的强弱判断样品上生物分子的数量和活性。而基因芯片一次可检测和分析大量的核酸分子，所以能在同一时间分析大量基因，使人类高效、准确地破译遗传密码。这种新技术可应用到人类的各个领域，如疾病检测、医疗保健、公共卫生食品安全检测、农业、环境保护、司法和军事领域等。

美国先行掌握基因芯片最原始的知识产权，技术遥遥领先。这些产品的价格十分昂贵，美国长期垄断该项技术。

（三）成功企业树立企业创新氛围与机制典范

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指出，生产技术的革新是驱动经济螺旋式发展的核心力量，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Destructive Creation）才是解决增长的长期动力。而模仿、拷贝不可能有长远发展。也正如印度甘地的名言，“Think Different”（不同凡响），即如果你总是像别人一样想问题，做事情，那就不会有创新，也不会成功。甘地还说，“Fine Purpose the Win Follow”即找准目标，途径自通。印度著名的塔塔集团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最终成为印度数一数二的大型跨国公司。2014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评比中，蝉联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的冠军，而亚军的计算速度只有“天河二号”的一半。

没有创新就没有活力。创新首先要有科技投入，没有投入，无资金做后盾，创新只能纸上谈兵。但有了资金，如果没有好的机制，创新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创新要有机制保障，钱要用在刀刃上，要出成果。(www.daowen.com)

成功企业培养创新氛围和机制可采取以下措施：

（1）培育创新氛围。理想的创新氛围是：一个社会应具有崇尚科学、鼓励创新、人才辈出的共识。要营造创新氛围必须改革行政审批制，打破官本位，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脱离官场，涌入科技行列，进行科技研发活动。

（2）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证明，仅靠政府一家办科研，力所不逮。要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由政府作为创新主体，重点支持基础理论、前沿技术与公益性科技开发研究。这类研究项目盈利比较难，但社会效益巨大，政府作为主体义不容辞。另一类是由企业承担应用技术（Applied Technology）的研发工作。这类研究项目连接生产线，满足市场需求，立竿见影获取盈利。这种研究体系的好处，一是把企业推向创新主体，二是让政府无为而有为，集中财力进行重大科技攻关。我国成功的航天技术就是这种研究体系的典型。

（3）让市场分担风险。创新有风险，企业成了创新主体，自然而然地成为创新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创新成功皆大欢喜，一旦失败，哪怕亏损1亿元，对企业也可能是灭顶之灾。企业在重大风险面前显得很脆弱，长期困扰高科技企业的风险因素已经传递到传统企业。这种风险主要有：持续的科技突破、关键项目失败率增加、转型风险加大、品牌影响力的削弱、行业利润的递减、销售业绩的滑坡等。因此，企业需要有一个预警系统，并能对早期的危险信号进行迅速反应。如果能把主动化解风险的能力发挥到极致，风险就能转化为增长机会。成功靠有准备的头脑赢得机遇。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大，但成功推出新产品的概率小。一项全球研发调查显示，在每七个产品概念中，只有一个可以成功，即使那些成功的项目，也只有1/4能在竞争中获胜。这意味着公司要把很多资源浪费在失败的研究上面。对企业来说，其需要建立开发流程，不断消除流程中效率低下的环节，并在关键节点评估项目的进程，使管理层能适时和果断地终止业绩差的项目，以减少损失。对政府而言，国家鼓励企业创新，要从根本上设置一个风险分担机制，让企业创新无后顾之忧。美国在高科技方面遥遥领先与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密切相关。中国于2009年建立创业板市场，让创新企业上市，让市场分担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

（4）保护知识产权。全球化竞争企业要重视知识产权的价值，它既是获利的方式，又是狙击对手的利器。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国家的责任，这种责任一方面体现为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体现为执法必严。政府对那些通过仿冒抄袭别人的成功技术而获利的行为，一定要重拳出击，不留余地。如果对投机取巧、坐享其成的行为姑息迁就，整个民族最终将会失去创新的动力。保护知识产权事关国家大计，万万不可手软。

（四）技术保护的原则与技术扩散

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且是一种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对其使用不会产生边际成本。

人类在重视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要防范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可能产生的严重扭曲，这种负面效应会造成垄断。如果这种垄断涉及救治生命的药品或是药物器材，其社会成本就会特别高。从社会角度考察，创新的边际收益是让它尽早地被社会所利用，但过严的专利制度有时恰恰起到相反的作用。例如，人类基因计划本应让人类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基因信息，但某些企业对要求基因检测服务的人要收取几千美元的费用，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其费用过于昂贵，可望而不可即。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利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限制公共物品共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复的专利申请制度，更加强了其垄断性，在历史上曾一度严重阻碍了商业飞机的研制工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政府强制推行专利共享制度，这个问题最终才得以解决。

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研发投入不足，本应从知识创新中获得溢出效应，享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创新成果，但现有制度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被置于不利地位。尤其是无力支付昂贵的医药费，部分发展中国家变得越来越贫穷，发达国家的医药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药品专利上的矛盾日趋紧张。因此，过度的专利保护，使许多专利成为限制知识共享的屏障。各国政府共同反对过度的专利保护，有助于真正实现全球公共产品共享，增加社会效益。

政府的职责是，一方面鼓励专利创新和保护知识创新，另一方面要限制过严的专利保护制度。假如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技术可免费使用，企业就没有从事创新的积极性，而专利保护过严，又阻碍了技术的扩散。因此，创新是第一位的，扩散是第二位的，两者不是对等的，而是“源”与“流”的关系。有了奇思妙想的技术创新“源”，才有吐故纳新的技术“流”。专利制度的制定必须在企业的原则和向社会扩散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根据边际成本等于零，取消专利保护以求最大限度的扩散。在实践中，要把握技术保护的原则与技术扩散之间的“度”，要根据市场实践的验证和研究分析决定“度”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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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探索太空技术与地球人的民用技术息息相关、相互支撑。有人认为，与其花费大量金钱去月球、火星寻找生命，不如把钱用于减少地球上的饥饿人口。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家为提高人类现有的科学技术，去寻找探索太空技术。反过来，为探索太空而开发出来的技术，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新产品，让我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更加便利、舒适和安全。目前，世界上有数万种产品的设计来自空间技术。有资料证实，美国航天局在太空技术上每投资1美元，就可以在应用技术上带来7美元的效益。在世界市场上，由太空技术衍生出的新产品比比皆是，如便携式钻头、替代传统水银温度计的耳温枪、抗紫外线的太阳眼镜、活性炭净水器、用航天器燃料泵技术研发出的人工心脏、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美国航天局将其太空技术运用于波音公司“翼梢小翼”技术之中，为其航线大大节省了燃油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