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改革开放进入到第十个年头之时，中国因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遇到过非常严峻的国家信仰危机。资本主义的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劣势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成为一个分水岭。在姓“资”和姓“社”这个问题上，国内也产生了巨大的争议。邓小平力挽狂澜，在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原则的旗帜下，毫不犹豫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明成果，对于制度问题，提出“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们也进入了制度新时代。今天的中国可以扬眉吐气地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市场配置的主导地位。

在这样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之下，新时代必须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有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作为基础，制度创新的力度一定会加大。我觉得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非常具有想象空间的地方。

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如何处理好改革和开放的关系同样涉及大量的制度设计和创新。比如，40年前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改革和开放都是渐进的，也是收放有度的。

以整个医疗健康行业为例，改革开放之初，这个领域属于上层建筑，改革的力度和开放的力度都不够，因为涉及中国人的生命健康。国际上发达的医药工业和医疗服务进入中国都有很严格的准入制，整个中国的医药工业和医疗服务都主要是国内企业主导，发达国家医药企业在中国独资、合资都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几十年过去了，开放度不够保护了中国医药企业和医疗服务行业，但同时，中国医药工业和医疗服务，尤其是高水平私人医疗服务行业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变得更大。

201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这项改革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医药工业改革开放的步伐。由于过去保护民族产业，开放度不够，国内医疗行业利益固化，产业水平很低。消费升级之后，造成大量消费市场外溢，供给侧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到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城市，都会发现政府在产业规划中均有医疗健康这个产业，全中国到处都在创建健康产业园区，但是，整个医疗健康产业水平全面落后。如果在整个医疗健康产业通过制度创新和开放，从药品生产、医疗设备和器械、医疗耗材、医疗行业的新型信息化技术应用、可穿戴医疗健康器械、综合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生物治疗、抗衰老、保健、医学美容整形到养老产业都能够和发达国家处于同等水平，中国在这个行业的GDP增加值就将在数十万亿元的水平。所以，这个体制机制改革和开放带来的市场机会巨大。

国企改革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新时代制度创新同样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的创新。当然，这是一个难点。全世界很少有国家把国有企业完全搞好的，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探索国有企业改革。40年走来，国有企业数量减少了很多，但是资产总量却增加了不少。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同样需要制度创新。按照目前的改革思路来看，主要有几个核心内容：第一，坚持国有企业和资本的主导地位，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第二，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从管企业到管资本，创建国有企业授权经营体制；第三，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在资本层面混合所有，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如何在公有制主导的基础上解决国有企业和资本的效率问题是一个世纪性难题。我的工作也经常在各个层面上和国有企业打交道，至今我还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国汽研的独立董事。同样，我也和中国很多著名的民营企业打交道，并且，这些年来，由于从事全球并购业务，我和发达国家企业也打了很多交道。国有、民营、发达国家企业三者比较，我还是觉得发达国家不管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企业的整体运营水平都比中国企业高很多，代表着工业文明几百年的积淀。如果用木桶理论来评价，外国企业就像是一个很规矩的木桶，几乎没有木板长短的差别。而中国企业不管国有还是民营，很难看到一个企业没有短板长板之分，长短之间总是参差不齐。所以，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道路很长，还要看政府在制度设计和推动方面的决心。

我个人观点是：能够不用国有控股的国有企业，坚决不控股，完全市场化。国有资本监管机构只是履行出资人责任，同股同权同责同利；在必须控股的国有企业，只管资本到董事会层面，人、财、物完全市场化，不再国有国营。当然，在国有控股企业的制度设计上完全解决效率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智慧。

有人不一定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也是成功的典范。我基本不认同这个观点，新加坡的淡马锡也好，政府投资公司也好，都不是实体企业，都是金融机构，而且是高度资本密集型投资机构。这类机构和中国大量的国有实体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国资委主导的国有企业重组几乎就是不断合并同类项，把相同行业的企业并到一起来增大企业规模，但是这些企业合并之后的内部整合做了吗？富余、臃肿的机构裁撤了吗？这在国有体制内都很难做到。

新时代来了，这样的世纪性难题有解吗？(www.daowen.com)

对于这么高难度的问题，已经有科技型民营企业家刘强东和马云涉及。刘强东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预测制造和创造过剩就会出现共产主义，而马云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以实现计划经济。其实我觉得这些观点都还是在非常早期的片面的解读关于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曾经让我们耳熟能详，又已经让我们很陌生的词汇。对于过去40年不争论的、埋头发展经济的敏感地带，目前官方还没有将这些搁置多年的话题拿出来进行研究、讨论。我相信党不会继续这样在理论不清晰、制度不清晰的政治经济环境里继续发展自己。最近一个公开的观点还是中国人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就是公有制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会允许私有财产、私有资本的存在，而且私有资本、私有财产的拥有人群还在增加，私人财富的数额也在增加。公有、私有并存的时候，公与私两种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需求一方面会让公有体制掌控者因为私利而寻租，造成巨大腐败；另一方面私有主体同样会出于本质性需求，总希望在公有体制内获得更多资源。虽说公有制为了提高效率，希望通过市场主导的配置模式来配置市场资源，但是所有配置行为的背后都和配置主体的所有制相关，于是我发现，配置不是由计划或者市场决定的，而是由在市场中起主导地位的资源所有者决定的。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创新尝试。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中国的富豪和中产阶层都在把财富转移到海外。2015～2016年之间转移数额巨大，导致整个外汇储备严重下降。这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影响巨大，中国迅速采取紧急措施来遏制外汇储备的下降。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期之内快速下降呢？第一，是担心人民币贬值，因为中国结构性通胀已经很严重；第二，是中国实业投资和实业经营成本太高，从事实业经营的意愿下降；第三，国内资产性投资风险加大；第四，中国房地产这个保值增值的产品投资风险加大；第五，中国是公有制国家，私有财产、私有资本的法制安全保障和金融服务生态严重缺乏。中国严重缺乏吸引中国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财富的金融服务机制。

这些问题，我觉得不仅是一个体制问题，而且是家族文明丧失、断层、残缺导致的。中国人均拥有和人均实际拥有的财富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什么会有人均实际拥有这个概念呢？中国是公有制国家，国家和公共机构占有财富的比例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均拥有的财富被公共平台摊薄不少。直白点说，中国是国家富了，人民不一定富裕，当私有财富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这些财富拥有者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们针对中国这样一个财富观念和结构，认为中国必须以家和家族为核心，建立财富创造、财富管理、财富传承模式。这种模式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整个发达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创建的金融服务体系，所以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家族财产信托等金融机构非常发达。由于中国的金融服务体系主要是为公有制和公共资源提供金融服务的，针对中国高净值人群的量身定制服务在国家层面几乎就是空白。中国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如中信、招商、民生等，由于主要功能是为所有泛银行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在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业务领域没有竞争优势，这些领域的业务只是它们的差异化服务和产品之一。国内最近几年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已经有一些民间创办的家族办公室平台创建起来，但是由于缺乏对于家庭办公室的专业理解和投资银行家的数量积淀，中国的家族办公室虽然数量增长很快，但实际上还处于初创阶段。

2014年，我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谷的蒙特拿详细考察过具有300年传承历史的菲利普家族，通过和这个家族目前的掌门人菲利普本人的多次交往，彻底理解了菲利普家族这个单一家族办公室的内涵、文化、理念和操作模式。2015年在伦敦，我又发现伦敦的一个多家族办公室甲骨文。大股东兼董事长马丁先生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金融家，担任过伦敦交易所另类投资部负责人，在英国金融界有非常丰富的资源。甲骨文一共管理27个家族办公室，管理的家族基金超过10亿美元。通过和他们的业务合作，让我对家族办公室产生了浓厚兴趣。马丁先生也非常乐意和我合作，他第一次告诉我，家族办公室是投资银行家的最后一站。我们达成了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的基本协议，主要方法是我们和甲骨文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可以用甲骨文的品牌，由他们培训团队，提供他们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和产品，中国市场业务由中国合资公司执行，海外业务由甲骨文去执行，与中国合资公司收益分成。但是我们后来还是觉得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好，暂停了这个合作。2017年，瑞士最古老的私人银行邦豪客银行董事长和总裁来我们公司访问，这家银行创立了202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私人银行之一，他们在和我交流之后，非常认同我的中国资本全球化的理念和思路，积极邀请我去瑞士参观考察。我在2017年年底专程去对这个私人银行进行深度考察之后，才对瑞士银行业有了真正的了解。中国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金融为公有制服务，但是40年来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巨大的私人财富怎么办？如果没有系统的金融服务，这些财富一定会流向发达国家，寻求投资理财和财产配置的机会。

几年过去了，我终于带着一种强大的使命感，决定要来创新私人和家族财富管理这项业务，但是我认为应该根据中国国情来开创中国私人财富和家族财富的管理创新模式。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来创办这样一个模式呢？也是因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已经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发展到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是有钱，但是中国人有钱就有了幸福吗？我从27年投资银行的从业经历中感受到，私人和家族财富的增长虽然满足了一部分富裕人群的获得感和高水平消费愿望，但是我觉得并没有增加多少幸福感与生活品质。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的本质，私人财富和家族财富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法治环境的保护，所以有了钱也没有安全感。我认为除了应该从顶层设计角度去解决中国私人财产、私人资本的保护立法之外，中国应该关注具有几千年传承历史的家族文明。通过对家族传承历史的挖掘和中国思想史的梳理，来重构中国社会基本细胞——家族文明。

先人早在春秋时期就创建了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些哲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文明最发达的顶端的基础，也是中国国家兴盛、家庭幸福的思想基础。道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孔子的“仁义礼智信”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经济、政治、社会治理秩序的基本规范。那么，要在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传统的中华文明和传统就是我们需要重建和复兴的基本内容。

所以，我的基本创意就是：以儒家文化思想作为基本内涵，重构中国家族文明体系。建立以家族为单位涉及家族愿景、家族理念、家风、家训、家规等内容的家族文明系统，以此作为提高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创建家庭和睦美好秩序的方法；同时，针对家族为单位的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家族财富，编制家族资产负债表，定制家族财富创造、管理和传承模式，使家族财富能够在高水平综合金融服务体系管理下，通过全球配置，实现创造、管理、传承的三位一体；另外，在家庭生活方面，从家庭成员的健康需求全覆盖到家庭日常生活的科学管理，都建立系统管理模式，使整个家庭和家族在精神、财富、身体和生活三个维度，创造一个符合中国家族文明特征的生态系统。如果从这三个维度来创建中国的家族文明，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把中国的每个家庭建设搞好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就会大大提高。

我认为，一个国家从大的方面来看，就是三张资产负债表：一张是财政部、国务院需要随时关注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一张是企业和股东关注的企业资产负债表，还有一张就是家庭和家族资产负债表。对这三张表能够有科学的管理，这个国家的经济秩序就不会出问题；忽略任何一张表，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国家。

所以中国式家族办公室和私人银行业务绝不是发达国家多家族办公室和私人银行模式的翻版以及简单借鉴，必须要注入中国几千年家族文明的传统思想体系和方式。这样一个创新模式的操作难度是什么呢？第一，创业者和运营者必须深度认同与懂得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儒释道思想体系，以及对这些思想体系的现代解读。第二，需要整合全球高水平家族财富管理机构资源，为中国高净值人群和家族提供综合财富创造、管理和传承服务。好在中国刚刚宣布对外金融开放的政策，这对于全球私人财富管理机构、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进入中国都是一个绝好的时机。第三，需要根据中国家庭成员的文化、健康、旅游、娱乐等各种生活方式来对接中国和发达国家的高品质美好生活方式，提高中国家庭生活方式的质量，创造中国家庭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