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的中国开创了很多模式。政治、经济、政府、产业、市场、企业等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都是巨大的模式变革和创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走过了40年，是一个从思想到观念到机制到模式的剧烈与渐进的过程。

新时代的现代经济体系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之后，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所有已经形成的既有模式也会进入新的时代。从高速度到高质量，也是对所有既有模式的新要求。

模式是行为主体和行为客体之间的抽象结构形式，当行为主体和行为客体的内在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模式也会发生变化。

当货币在早期形成资本进入工业革命的时候，货币资本在工业企业和产业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当资本集聚，创造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文明的时候，私人资本所主宰的社会被称之为资本主义。这就是早期货币资本的力量和作用。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了40年之后，金融和资本成为社会公共资源，绝不允许私有资本控制和垄断。我记得2004年审判德隆系的时候，唐万新在法庭上的陈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对我的观念造成很大的改变。他说，他完全没有理解金融是社会公共资源，他通过资本控制这些金融机构，给国家、给公共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深感内疚。从监狱出来后，很多人在不同时间给唐万新建议：中国金融市场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回到金融领域？每一次唐万新都坚定回答，绝不碰金融。

很多人会认为，现在对中国这么多家民营金融控股平台采取措施，是不是中国要走回头路，不再改革开放，要回到计划经济年代？这种理解是非常错误的。作为资本市场专业人士，我经历过德隆系金融混业平台的搭建，非常清楚，一旦金融机构被大规模私有化，根据资本的贪婪属性和逐利的特性，以及资本的杠杆原理和规律，整个金融领域很快会被私人资本全部控制，然后再利用资本和产业融合过程中资本和金融的强势地位和天然的能力，很快就会把中国变为私人资本控制的国家了。

在这一点上，唐万新是非常英明的，也是识大体的。

从模式上来讲，是不是必须拥有若干个金融机构的控制权才能从事金融混业经营呢？其实也不是。真正懂得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混业金融服务平台的，完全可以搭建以专业人士为中心的平台，通过发掘市场综合金融服务需求，整合市场金融机构，建立混业金融服务模式，互联网时代更加如此。只不过目前中国市场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模式。

我希望看到这一天的出现。

除了前面这个的巨大模式之外，我还发现了另一个倾向的出现，那就是随着技术进步、人才进步，传统工业时代的资本的主体地位也在下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什么都缺，但最缺的是钱。但是中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关系里面，由于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成为世界经济的低洼地带，于是全世界把钱和技术、产业都带进来了。由于技术进步及经济形态这些客观生态的变化，资本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系统都变了，资本的主体地位严重下降。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发明了电力、发明了汽车、发现了石油等，但是，科学家、发明家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技术成果而成为资本家，成为主宰世界的权贵。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实行私有化，几十年来获得最大的资本性财富的是国家，是国有资本。但是越到后期，国有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越减弱，是什么原因呢？还是资本的货币属性和货币价值，以及货币资本代表的控制力在严重下降。

BATJ（B：百度；A：阿里巴巴；T：腾讯；J：京东）这几家公司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是背后的资本吗？不是。不论这几家公司背后的股东换成谁，这些公司的价值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没有李彦宏、没有马云、没有马化腾、没有刘强东，这些公司的价值都会下降，甚至没有这些人就没有这些公司。工业革命早期和今天的货币资本的价值和非货币资本的价值被颠覆了。技术、团队、商业模式、市场资源和货币资本比较，货币资本的价值严重下降。阿里巴巴最终没有在香港上市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阿里巴巴要求同股不同权。商业模式和团队以及少数资本持有人对于公司的控制权力要超过货币资本持有者的权力。

最近这些年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行为，最能说明技术、模式、团队资本化的价值远远超过货币资本的价值。贾跃亭凭着互联网故事、“生态化反”这样一些全新的新时代概念营造，把手上那些只拥有货币资本的财务投资人以及各类资本家和资本玩家耍得团团转，即使投资150多亿进去、几乎全部打了水漂的货币资本投资人孙宏斌，也没有搞清楚贾跃亭这个新模式的逻辑。

滴滴打车、美团网、摩拜单车、京东等数不清的创业企业以及创业计划，都是在完全不盈利，甚至仅有几张PPT的商业计划书的诱惑下，资本估值已达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甚至千亿。虽然在这些企业和创业行为里，也有不少红杉、IDG、鼎辉这些资本平台的追捧者，但是决定企业、决定公司生死、决定公司价值的是货币资本吗？都不是了。

货币资本主义时代过时了。技术、创新、市场、资源、模式、商誉、团队资本化，已超越货币资本，主导货币资本的时代是最大的模式变化。以货币资本为核心，以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组织体系的纵向运营模式的2.0工业革命体系遇到了挑战。扁平化、横向商业结构、以不同节点为价值取向的新型商业生态所形成的合伙人模式可能对公司组织构成新的挑战。如果区块链发展应用进入成熟阶段，个体户会成为最大的经营群体。以汽车界为例，福特公司和特斯拉的对比最说明问题。

2017年特斯拉市值超过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但是2016年的财报显示，2016年特斯拉全年营收70亿美元，销量76285辆，通用汽车的营收是1664亿美元，销量1000万辆。特斯拉的营收仅仅是通用的1/23。从利润来看，通用盈利93亿美元，而特斯拉却亏损6亿美元。如此大的反差看起来虽然是传统技术和新技术、传统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差距，但背后所体现的资本价值显示出货币资本向新时代、新经济、新技术资本形态的屈服。(www.daowen.com)

互联网时代和传统产业时代相比，创业行为和创业投资最大的特点就是真正好的项目、好的创意和好的创业团队都是没有钱就开始创业的，而货币资本还没有形成，项目的资本价值就已经估值到数亿了。有很多项目，货币资本投进去很多钱，估值高达数百亿的时候，公司还在亏损。所以，单纯的货币资本拥有者越往后越没有主导地位，你的投资机会如果没有非常专业、非常有影响力的投资人指引，风险巨大。

新时代的模式体现在很多方面。2018年全球最为紧张的事件莫过于扑朔迷离的中美贸易战了。原来以为特朗普上任，习主席美国之行可以构建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党的十九大之后，特朗普访问中国，签署数千亿美元贸易投资大单，中美大局一定，我们就可以迎来良好的国际环境继续发展中国经济，实现中华崛起的中国梦。殊不知中国“两会”刚刚结束，特朗普即签署对中国征税的文件，挑起中美贸易纷争。

一时间，国际国内舆论沸腾。国务院、外交部、商务部坚决回击，态度鲜明。中美贸易战还会出现什么技术或者技巧上的措施，我们没有必要去预测，也难以预测。但是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一定会发生，就是中美之间关于世界第一大国的争夺已经开始了。

特朗普选择在中国“两会”之后签署征税文件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因为“两会”通过修宪，中国将会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一个稳定的政治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毫无疑问是要回到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上去，本质上说中国不是在和谁竞争，不是要成为世界霸主，而是要实现对历史的承诺和人民的承诺。但是这个目标客观上会造成对于美国的超越，必然会受到来自美国的掣肘，形成中美之间的竞争，因为中国的发展不是封闭的发展，是在不断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巨大的分歧，就是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代的创业创新模式也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首先，我们不希望出现“修昔底德陷阱”^[1]，但是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所以，利用军民融合模式的创新、创业，投资于军工产业，具有很大的空间。

其次，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之间千丝万缕的经济关系也会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必须完成祖国统一。中国证监会以超快的方式审批富士康在A股上市，就是一个信号。中国台湾的企业家、资本和技术都有可能遵循一种新的市场逻辑和模式，与大陆发生投资融资关系。

再次，我十年前开始通过中日产业和资本的关系发掘“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商业机会，也同时提出这个创新的模式，预测将会出现世界第六次并购浪潮。之后也确实看到市场在往这个趋势发展，但是到了2016年，当中国资本海外投资并购超过2000多亿美元的时候，一系列问题出现了。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中国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等因素的变化，导致2017年海外并购急剧下降。我们手上开发的许多非常优质的海外并购标的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买家。

通过2017年到2018年一年的思考和尝试，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模式创新机会——“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模式。

第一，不管中美贸易战怎么进行，中国已经和全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以进出口贸易和投资为特征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关系，我称之为“三链关系”。以发达国家为例，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资本、品牌、市场、原材料等产业要素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中国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发达国家处在产业链的中高端，同时处在价值链的最高端。但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对发达国家价值链的最高端，中国已成为主要贡献者，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率已经超过30%。

第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和技术应用都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对中国这个国家从文化、体制到价值观缺乏理解，充满不确定，对中国市场的进入方法不熟悉。

第三，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已经形成非常有规律的产业集群关系，分别分布在日本、英法德意、美加以及瑞士、瑞典、荷兰、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家，如果按照一定的模式，通过并购、投资、合资、产业整合、技术孵化、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把这些产业集群导入中国，同样按照规律性分布，非常符合发达国家企业和产业意愿。

第四，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新时代经济发展要从高速度进入高质量发展模式，不再进行以速度为目标的GDP考核，通过产业链、价值链的重组整合方式，导入发达国家产业集群，与中国各地方进行深度融合，完全可以实现中国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也符合发达国家高端产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需求。

第五，这些产业集群能否进入中国，关键是产城融合度以及链接产业、城市融合的金融、资本手段。这是中国目前已有的政府主导的招商模式所难以达到的，涉及产业、金融资本、城市规划建设等多方面专业和高超的组织整合能力。

在这样的模式创新过程中，同样存在全新的创业、投资、孵化和并购机会。一年来，我们在模式设计和项目试点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一个反对者，不管是中国的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金融家，包括国外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也持同样态度。

但是问题同样出现了，这些创新的顶层设计模式需要产业政策、产业审批部门、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高度理解和配合，没有这些配合还是不能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