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新时代首先是要理解带领我们走进这个时代的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这个领导集体。

这个集体就是“50后”。很荣幸的是，我也是“50后”。我们同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从小接受着经典的红色教育，沐浴着快乐的春风。当我们都在无忧无虑地幸福成长和憧憬未来的时候，一场我们完全不懂的政治风暴一阵又一阵持久地打乱了我们的生命节奏，颠覆了我们对于人和世界与未来的一切认知。

直到我已经成人走向社会，我的父亲都不知道要告诉我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和我交流。我们无法描述和表达我们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青春期。不管是什么背景，不管有什么地位，不管是什么知识结构和人生态度，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持续十年的疯狂中轻松地微笑着走过。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50后”。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在风雨历练之后脱颖而出，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践行者，肩负着沉重的使命和担当，带领着中国13亿人民走向文明复兴之路。

他们深知中华民族5000年曾经的辉煌；他们未敢忘却近代以来的羸弱与屈辱；他们聆听父辈用血肉筑起的新长城；他们透过屏幕听见“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吼声；他们生来以为口含金汤匙，却经历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他们未醒世便经历饥荒之年，成天饥肠辘辘；他们刚进校门便被赶去社会，莫名其妙地把他们的父辈赶下舞台；他们刚刚长大就要面对背后的烈日和眼前的黄土地，让几乎没有文化的农民担任知识青年的老师，教他们活着比文化有用；他们读书于沃野，思考于没有束缚的天际；他们经历政治的磨难，他们面对经济的难题，他们的人文观被反复颠覆；他们走过文化的苦旅，他们纵览世界乾坤，他们懂得人民才是一切。

40年的改革历程，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领导精英阶层都没有过的经历。亲身见证和经历国际国内那么多重大经济、政治巨变之后，治理中国这个历史上曾经最辉煌的国家的重任终于降临在这样一代人身上。作为承前启后的这一代，他们懂得历史的辉煌和教训，他们经历过童年至今的苦难，见证过、参与过最近这40年的奇迹，当然他们更知晓今天世界的大局与竞争，所以他们可以仰望星空，提出今天的中国是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时候；所以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说，中国进入了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新时代的方法和过去40年的方法已经不一样了，每个人都需要根据新时代的要求来调整已经存留在身上的固有惯性和人生坐标。如果过去40年的主题词是一个“创”字的话，未来40年的主题词应该是“新”。它是新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新的经济政治制度、新的国家与世界治理模式、新的科技、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新的文明形态，等等。所以这个“新”与以往任何时候的“新”内涵完全不一样。

那么中国的新时代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是社会进程的新时代。

社会进程不是一个国家自命不凡的自我感觉。党的十九大在这个历史节点提出关于新时代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这个创新既符合新时代的时间节点，也是对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深刻理解和划时代的区分。党的十九大的英明在于，大会结束后几个月之内，党的这种时代进程的划分界限突如其来地表达出来，非常神奇。

比如，我们原来以为美国总统上任之后，中美两国元首通过交流，会讲清楚各自国家的发展思路和相互合作的空间，然后科学管控相互之间存在的若干分歧，求同存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繁荣。但是，很快一系列国际经济和政治动荡接连出现。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打破沉默，首先发难，通过“301条款”调查，签署要向中国征收500亿美元贸易额的关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撕破了人们对美国的幻想。特朗普上任一年，让我们领略了一个“冷战”以来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总统。而2018年，中美迎来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容忍了中国40年的发展，而中美之间将面临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更迭，两国从过去的有分歧、有合作的战略对话阶段进入全域、全面竞争的博弈时代。

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历史进程转折点。不仅是两个国家，而且是两个不一样的文明、不一样的历史观、不一样的价值观和对世界进程的影响力的历史性转换。

中美贸易摩擦还没有结果，从韩国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开始，韩朝关系在发生微妙变化。所有人都在期待特朗普和金正恩开展“特金会”的时候，金正恩却突然出现在北京。朝鲜半岛这个全世界瞩目的火药桶瞬间化干戈为玉帛，一个年轻的“80后”元首，巧妙地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打破了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平衡，看似不由中国策划和主导，但是同样非常符合中国崛起的历史性安排，让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国家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把关注点都放在了一个“80后”领导的朝鲜身上。随后中日首脑互访，中日关系得以改善；印度总理武汉之行，显示出一个由亚洲人主导的世纪或许可以进入发展的新时代。紧接着，连续两个盟友和中国台湾结束所谓的外交关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祖国的和平统一还远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说明36年间中国的社会进程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好符合改革开放进程。过去40年的中国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来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的基本需要，也就是解决十多亿人的生存问题。40年过去了，中国城市化率已经从当年的不到20%，发展到今天的超过50%，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中后期，在全球范围内最为积极地拥抱新的技术革命。到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但是，旧的矛盾没有了，新的矛盾产生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出来了。资源减少、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生命健康、医疗教育、社会治理、社会分配以及阻挠解决这些问题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越来越突出，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当时难以解决而采用暂时搁置不争论的方法所回避的一些思想、观念、理论问题，也面临解决。

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过去没有厘清的很多社会问题，体制机制问题，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问题，使中国的发展难度越来越大，必须要用巨大的勇气来回答和解决了。

所以这个新时代必须是一个新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九大还是坚决地定义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只有认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解释我们今天在很多方面的不成熟、不发达、不系统。我们的改革还面临艰巨的任务。

其次，社会主义新时代就必须要有对于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表述。

关于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把这个思想写进党章。我认为这个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参照这个主要矛盾的表述，新时代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解决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问题，是如何创建美好生活的问题，一目了然。如果从投资、创业的角度或者企业战略制定、企业转型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新的发展方向。

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问题，我觉得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第一，消灭贫困。

中国通过多年的努力，基本消灭了贫困，但是要让人民满意，党不会留下空白和遗憾，于是，通过一场精准的扶贫攻坚战，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要在三年之内消灭贫困。

对于如此强大的国家力量来说，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问题是，我们目前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根本方法吗？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坚决要挤出一点时间，到30年前曾经扶贫的巫山去实地考察一下，到我曾经魂牵梦萦的地方去寻求答案。

2018年五一期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抽出非常短暂的时间，重回阔别30年的巫山官阳进行考察。因为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只要四处看看，大体询问一下，我基本上就能知道今天的官阳和30年前的差别。

1987年，在志愿申请的基础上，经时任四川省省长蒋民宽批示，我和我的一个同事赵治平一起，被任命为四川省巫山县官阳区副区长。我不是组织部派下去挂职锻炼的，而是主动申请去扶贫的，所以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为官阳区的扶贫事业工作，完全没有考虑来这里镀金，然后回到城里升官。

今天的官阳和过去相比有几个变化：第一，当年的官阳归四川，如今归重庆；第二，当年从重庆到官阳需要三天，如今一天即可，交通的变化是最大的变化；第三，当年有官阳区，今天撤掉了。

2018年4月30日，我在同学的陪同下，第一天驱车到了巫山县城，第二天从巫山乘船，通过小三峡经大昌到官阳，到达时间为早上十点钟，而以往需要一天的时间。

在百度上检索官阳，会看到这样的描述：一个少有人知的地方——官阳。它位于重庆市巫山县一个偏远乡镇，海拔1200米。地方虽偏远，但它有着古老的传说、悠久的历史和迷人的风景。

1986年寒假，我们去巫山考察，被一位青年农民带去我们闻所未闻的官阳。那可是海拔1200米的寒冷的冬天。早上起来，从古城一路步行，来到古城外去住官阳的山脚码头搭车，若干辆手扶拖拉机在吆喝着生意，一个人五元钱，从大昌坐到官阳。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们在泥泞的山路上摇摇晃晃，直到夜里才到官阳，当时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那个时候山里没有电灯。

而这一次，从大昌到官阳也就一个小时。当年的官阳区变成了官阳镇，政府办公楼里空无一人，大家都过节去了。四面玻璃框和墙上，都是扶贫攻坚的细节落实和一对一帮扶的表格。走道旁的房间是我30年前的住房兼办公室。虽然楼房已穿衣戴帽，里面的青砖被遮挡起来，但还是难掩建筑的简陋。

30年前我志愿申请来扶贫的时候看到，这里从县里到区里几乎所有干部对于扶贫工作内心都是抵触的，他们没有觉得这边贫困，也没有觉得其他地方就富裕。看到今天力度这么大的扶贫攻坚战，和这么偏远的地区的落实方式，我不认为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地方可以解决脱贫致富。光是靠党的力量、政府的力量而没有市场化、产业化、专业化的方式，最终还是不够深入。

对于官阳，我30年前就说过，最好的扶贫方式就是搬迁。也许至今仍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尤其是当我再次从官阳穿越险峻的公路去当阳乡的路上，发现几乎与世隔绝的峭岩陡壁下，当年那些茅草屋已被一座座砖混小楼房取代。也许大家会觉得，这里没有改变吗？不是土房都变成了洋房吗？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有钱换新房不是因为扶贫使这个地方经济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是这些农民拿着远离穷乡僻壤、到外面打工挣来的钱回来盖的房子。当地原来是什么生活，还是什么生活，原来怎么生产，依旧还是怎么生产。30年来没有根本性改变，再用30年我相信还是这样。

和30年前比较，官阳镇确实感觉换了人间。30年前我之所以来考察，就是听媒体报道中国农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写信给总理和四川省省长，凭着一腔热血来到了这里。结果我来到官阳才发现，农村的贫困让我震撼、超出想象。30年前街道两边没有一幢房子超过两层楼，都是土木结构。街道边一位大妈面前的喇叭形背篓就是当年这里最典型的物件，再配上一个T形的木把，称为“打杵子”，农民背着很重的货物走山路需要歇脚时，就可以把这个“打杵子”垫在背篓下面。

单看小镇的外观感觉换了人间，但街道背后难掩贫困的真相。残破的老屋与今天的新街一墙之隔，同时述说着过去和今天。小镇表面的繁荣背后，是难以述说的艰辛。和一些老乡短暂的交流中，我心里很清楚，过去这30年，并没有真正的天翻地覆。要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山深处到处都盖起了当年不可想象的住房。盖房子的投入来源于年轻一代在外面打工挣的钱，这就是当地人一生的理想。至于能否依靠大山的自然资源发展种植和养殖产业，走上致富的道路，在这样的地方，都很难实现。

我们勇敢地选择了走过去的老路，行进在去当阳乡的乡路上。23.5公里的山路当年修建的时候死了九人，路通了没有多久，区里面部队支援的一辆解放牌卡车有一天就从这里翻滚下去，车上的人无一生存，车被摔成了碎片。这是血和泪筑起来的公路。美丽的风光淡化了道路的恐怖。当年重庆电视台开车来报道的时候，司机开到这里，看到从绝壁上开出的山路和深不见底的峡谷，打死也不愿往前走，他们站在路边，望着大山峡谷对面陡峭山梁上的农田感慨，宁愿判刑20年也不愿意来这里工作。当年我却多次在白天和夜里走过这样的山路。今天重走旧时路，我已经无法想象当年的自己怎么会有如此的胆量。

当阳乡当年是我们区下辖的乡，不是湖北的当阳市。从这里再往北，就进入神农架林区的大九湖。政府非常正确的一项投资，就是打通了高速公路，从大昌开车可以穿过这个大峡谷。前面我们从官阳到谷底，就是从大峡谷的顶部一个湾一个湾地绕到的，过去没有这条路时，大峡谷就是无人区。我管过这里的小水电站，没有这个水电站的时候，区里一直是点煤油灯。而这个200千瓦的水电站当年也只能解决部分照明。

从这里可以到我们区最贫穷的乡庙堂，没有公路。当地农民要走整整一天，干部来区里开会来回四天，开一次会一个星期就没有了。我刻骨铭心地记得去庙堂走过的三天时间。我带着我的工资，以及从区里领的200元五保户慰问金，带着照相机还有一些年画，在离1989年过年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去慰问五保户，踏着膝盖深的积雪走了整整三天。当最后一天从山上往山下走，快到庙堂乡政府的时候，山坡的积雪小道被许多人踩过，变得又硬又光滑，一步不慎就可能滑到山脚，生死难料。我只能滑一步就用手上带的尖刀在脚窝子处挑两下，增加摩擦，直到被乡里的干部看见才被接了下去。回想起来，我也曾经从这里步行翻过大山，两次横穿神农架，也是至今为止我对生命最勇敢的挑战。(www.daowen.com)

打通当阳大峡谷对于开发旅游业非常必要，但是峡谷里的流水已经不如当年了。当年我到处发掘旅游资源，写文章呼吁开发旅游业，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觉得我是在痴人说梦。但是真正的旅游业发展机会到来的时候，除了这条道路带来的游客和景观的发掘之外，旅游产业的价值链远远没有打造出来，高品质的资源、低层次的开发是为必然。

短暂的行程结束了，很快又要回到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状态。有趣的是，十天前我在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和最繁华的纽约，十天后却置身于中国最贫穷的山区寻找30年前后的关联。中美的空间比较与官阳的纵向时间比较看似没有多少联系，但对于喜欢天马空地思考的我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要重回官阳？这是我这些年的一个心结。作为中国较早的主动扶贫开拓者之一，我在30年前提出过一系列的扶贫方案，也因为当年巫山三年的工作，我对“三农”的理解和别人不一样，没有这三年，我不可能在2006年提出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改革的“三权分置”改革方案。比中央的“三权分置”改革早11年。

再回官阳，这么短的时间我到底看到了什么？

第一，我当年几乎用生命换来的思考和建议在今天证明是对的，在这里发展旅游业就是我的第一建议。我两次横穿神农架时，早已发现了这样的机会。可惜今天对它的开发水平还是不敢恭维。

当年在安宜乡的大峡谷，我们考察一个溶洞出来后无法再回到山顶，只好在绝壁上一步一步下到深渊。饥渴难耐之下，我们吃了野生螃蟹，结果一行人几乎全部患了肺吸虫病，其中身体最好的老师几天之后去世，死因不明。我和我的一位作家同学王永贵（费声）都感染了肺吸虫病，好在抢救过来得以康复。

第二，我当年的扶贫创意，有一部分得到了实施，但还有根本性的建议没有得到实施。即使现在的扶贫力度比当年大很多，我还是认为在官阳这样的完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达不到扶贫的根本目的。这次我终于知道当年的庙堂乡已经成建制地撤掉了，很多农民都搬去其他的地方生活。

第三，我们花了很多精力解决经济结构两头的问题，一头是限制私人资本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和占有，灭掉若干个私人资本大规模控制金融资源的“系”，防止金融寡头出现；另一头通过精准扶贫的扶贫攻坚战来尽可能消灭贫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但是对于巨大的金融市场，公有制控制的低水平运转的金融市场如果开放，没有能力和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竞争，也面临一定风险，这是倒逼金融改革之举。而对于扶贫，以中国目前的实力来看，不是大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给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效机制是什么。

第四，官阳镇上虽然表面有些繁荣了，但是我们的文化教育进步了吗？唯一庆幸的是老百姓还没有像城里大多数人一样变得利欲熏心，仍保持着淳朴的民风，但是我们的文明素质、文化内涵并没有提高，繁荣的表现下，我们的综合规划、环境治理、社会治理还是欠账严重的。

第五，中国在扶贫的方法上应该要创新。习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的模式绝不应该仅仅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东西南北一个模式，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从科研、教育、产业、金融的角度，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提高扶贫的专业含量和技术含量。

第六，除了关注贫富两端之外，中国最应该培育的是位于社会中间的中产阶层，激发中产阶层活力，减少他们的压力。这才是促使中国更强大的根本方法。

第七，从官阳看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涵盖中国所有农村，包括贫困地区的发展战略，很显然，在官阳这样的地方，看不见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子，把扶贫与乡村振兴当成两件事情，各地在理解乡村振兴战略方面还不到位。

中美两国，一个是公有制主导，一个是私有制主导，在中国从北京到最遥远的农村，都可以看到公有制主导的力量和优势；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北京到最遥远的农村，看到我们在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方面与美国的差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是一门系统的科学，我们还需要努力学习和实践、思考。我觉得这也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0年后重回官阳，虽然在短短的时间里我已发现今天我们很多扶贫攻坚的工作在官阳这样的大山里尚有困惑，但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完全深入下去，好想像当年那样，一家一家地从容地拜访，贴心地交谈。很遗憾，对我来说时间太奢侈，期盼着什么时候能再来一次，我深深地爱着这里的一切！

第二，调整城市化率。

评价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市化率。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今天，已经把城市化率提高了很多，成绩惊人。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我认为仍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标准，主要是衡量从事农业种植、养殖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中国的这个比重是非常模糊的。虽然绝大多数农民已经通过进城打工改变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原有的收入来源，家庭总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种植和养殖的收入已经占不到20%，但是有一个长期问题没有真正解决，那就是农民的身份。由于农民没有城市的身份，也就没有城市户口，在城里没有社保，没有办法解决子女入托、入学、购置住房，享受医疗保险等。所以实际上是人进了城，身还在农村，在农村还有家、有户口、有宅基地、有承包地。

这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解决了农民的自由与生存问题，但是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没有被打破，一个巨大的问题留到了今天，造成了最大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

新时代必将勇敢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并且把它当成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要解决的问题，毫不含糊。

我不清楚中国的城市化率是怎么统计，我认为中国城市化率提高得太快，这么高的城市化率我认为更多是房地产城市化率。房地产城市化率提高过快，如果支撑城市化率的制造业、服务业收入和税收、就业、人均国民收入跟不上，这个城市化率是要出问题的。

解决城市化和乡村关系，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解决的方法就是乡村振兴战略。

这个问题在过去就是一个疑难杂症。在这个领域的很多专家、学者，尤其是掌握着政策制定权和给中央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的专家们，他们多年的观点都是保持今天的农村现状，即使土地流转，即使土地“三权分置”，也不要去对土地下乡大动干戈，即使在今天习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样的伟大构想之后，他们依然保持着原有的观点，不敢去面对这个巨大的深层次的改革空间。其实，中国的农村在面临巨大的困惑时候，巨大的商业机会也随之而来了。

第三，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创建美好生活的基本要求。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首先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逐步减少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除此之外，中国需要在国民经济收入结构中，减少进口的依赖，减少投资的拉动，提高消费的比重。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增长得很快，2017年，社会零售消费总额达到366262亿元，比上年增长10.2%。但是消费增长的同时，供给侧力度不够，消费外溢比较严重，进出口贸易顺差收窄，而我们又面临扩大进口美国商品，缩小中美贸易顺差的压力。

从这些结构来看，中国产业结构中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明显处于劣势。整个产业结构需要提高产业附加值，从产业链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这个调整的难度同样很大，需要加大技术投入和提高技术研究水平，提高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水平。如果中国和发达国家同步完成工业革命，现在就已经进入发达国家阵营，就能和发达国家同步发展自己的产业，找到适合我们产业发展的最佳结构。关键是中国在历史上错过了这个机会，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仅仅用了40年的时间，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200多年的历史积淀不一样，我们的产业构成是严重不平衡的，而我们往往看不到整个系统性的差距。面对和发达国家这样的差距，我们还一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观念，在发达国家已经有现成参照学习目标的情况下，什么东西还都靠自主研发来达到追赶人家，实际上会是巨大的浪费。

我的建议是，必须通过多层次的国际化，尤其是通过从贸易国际化到资本国际化的转变，通过产业整合、跨境重组并购和产业集群导入的各种创新方式，来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方式。

第四，新时代必须要提出新时代的发展目标和战略。

新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当然是要在20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分为三个阶段：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样的目标听起来绝对是令人振奋和激动人心的，但是它们的实现确实需要动员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才有可能。我认为，影响中国实现这些目标最大的障碍不是我们不聪明、不勤奋，而是我们的深层次体制障碍。这种体制障碍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和市场经济的融合性障碍，这个障碍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深层次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过去都没有遇到过。

第五，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要有新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式。

根据2018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所做的宪法修改和党政机构改革来看，从十九大到全国两会以来，中央要实现“三个发展”目标的所有理论准备、组织准备、机构准备、人事准备已经全部完成，完全有别于过去已经走过的40年道路的新时代开启了。

所以这个新时代一定是一个理论创新的新时代、制度创新的新时代、深化改革的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新时代、发展方式的新时代、文明的新时代……

那么，新时代给经济发展、金融业、创业创新带来了什么样的空间和机会呢？

我认为，所有这些机会一定要从开放的空间去寻找，这个开放就是向发达国家的开放。在整个过去40年的过程中，改革和开放是两个重要的主题词，改革不够，简单开放，会丧失我们对于经济和金融的主导权；改革力度加大，但是开放程度不够，难以提高中国产业和经济的质量、技术水平。但是过去40年，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程度远远高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开放程度。以我多年考察、工作的经验看，中国目前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已经不是制造领域，而是金融、医疗健康、科技、教育、文化体育这些领域。为什么会在这些领域呢？这些领域至今还牢牢掌控在政府管制下，而我们在这些领域开放力度不够，最大的代价就是发达国家最强大的产业正好是这些领域。它们几乎都是以服务业为主，轻资产为主，高产业附加值为主，不破坏生态环境，不消耗自然资源，而这些最需要开放和学习、最需要发展的领域，开放度反而是最低的。

习近平主席已经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金融的开放信号，我相信对金融都有这么大的开放力度，其他上层建筑领域的开放力度也会加大。那么加大开放力度之后，中国创业创新的机会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在全球化的机会上。因为如果不开放，海外的优势产业进不了中国，中国的国际化程度也提高不了，中国企业和资本也走不出去。一旦开放，发达国家的金融、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医疗都可能进入中国寻求市场机会，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有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强大的投资融资能力，中国各行各业的企业就可以通过全球并购、对外投资和合资及授权经营的方式，加大中国和发达国家产业之间的互联互通，资本走出去，产业带进来。在这些领域就会出现非常巨大的投资创业和创新机会。

例如，我们利用十年来在发达国家的合作、并购，掌握了非常丰富的全球产业资源。我们在考察山东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时候发现，菏泽生物医药产业（实为医药工业）产值达到780亿。但是这些产业里，几乎一半是医药中间体和原料药。这些产业的附加值都很低，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完全处于中下游，高级仿制药很少，原创药为零。几乎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产业都是这样一个水平，怎么能够支撑城市经济的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很清楚，不是淘汰这些产业，而是将这些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应该怎么发展呢？

我提出的发展建议就是我们和菏泽经开区合作，帮助其提出产业转型升级的产业规划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我们负责从全球发达国家引进医疗健康产业领域的高端产业资源，以这些产业为主导，与菏泽当地企业通过资本的纽带进行重组、并购、投资、研发、整合，在菏泽形成现代医疗医药产业集群，吸引大量投资者、创业者合作参与，在帮助菏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同时，我们也会在经济产业园区设立、创办和产业集权有关的产业研发孵化体系，吸引各地风险资本和创业者来此参与创业创新，形成中国城市和发达国家产业集群与各种投资融资在菏泽地区的高度融合。这样的创新思维和全球产业视野获得了菏泽领导的高度认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