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市场领域的创业生态，一种是直接由金融从业者创办金融平台的创业行为。还有一种和这种创业行为几乎同等重要，就是企业家参与投资行为，成为投资家的创业模式。这种模式我没有称之为转型，是因为它既不是简单的转型，也不是从零开始的创业。

这个概念是2017年由著名财经媒体人和企业家吴晓波通过他的“吴晓波频道”提出来的，一年时间，“企投家”这个概念被吴晓波先生隆重推出之后，他和团队也专门为此打造了一个培育企投家的平台，叫“企投会”。这个概念一年来在中国引起不小的关注。

2017年这个概念提出之初，吴晓波团队专程来北京拜访我，一是想听我对企投家这个概念的理解，二是希望邀请我担任企投会首席学术委员。通过担任这个职务和给这些企投家授课，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

前面介绍了金融领域的创业创新机会和模式，但是没有介绍这些创业者来自哪里，都是什么群体。其实有很多投资创业者不是金融这个圈子的，而是来自其他领域，尤其是实业领域进入到金融领域的，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参与金融领域业务投资，既是企业家又成为金融家；第二种是将原有业务放弃，转型做投资，成为金融家或者投资家；第三种是在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进行多元化经营，把金融当成产业的同时，寻求产业和金融的融合。

这三种应该都属于企投家这个范畴。通过一年的交流和工作，我想分享几点感受：

第一，中国的企业家对于投资、对于资本非常缺乏系统性理解和知识。

第二，中国很多企业家不清楚自己适合做企业家还是做投资家。

第三，许多企业希望从传统产业转型进入金融产业，但是不知道怎么转，即使转了也不清楚怎么在金融、投资领域获得成功。

第四，大型集团在实业非常成功、资产规模很大的情况下，对如何参与金融，并且将金融和产业进行融合的战略非常不清晰。

作为一个企业家，不管是在创业阶段还是创业成功达到一定规模，我都建议大家掌握资本金融学这门系统科学。发达国家创立的工商管理这个体系基本上成为企业家的必修课，一个企业家有没有学习过系统的工商管理课程，只需要几句话基本上就可以听出来。中国的创业者或者企业家往往没有机会学习系统的资本金融学，但是对于资本市场的基本常识又在投资融资创业的过程中，以及北大、清华、复旦、交大、长江、中欧这些商学院的总裁班、资本运营班里面学了一些，懂得怎么算市盈率、创投和PE、对赌、市值管理等，于是就把这些概念不停地挂在嘴边，断章取义，同时做出很懂资本、投资、资本市场的样子，其实是非常有害的。可惜，直到今天，中国除了刘纪鹏的《资本金融学》之外，这门知识和学术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管是不是要做投资，不管是不是要转型，也不管是不是要做产融结合，资本金融学都应该成为和工商管理同等重要的知识体系，需要系统学习。很多人到美国、英国等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学习金融，都没有掌握这样一门课程。尤其是中国很多留学生到美国、英国学习回来之后，不熟悉中国国情和特点，简单地把发达国家学习到的金融学内容拿到中国应用，会非常不适应。

中国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经验已经有几十年了，进入新时代，我们也需要从理论上结合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国情，开发属于中国的金融学理论系统，这样我们整个国家就不会再到深水区去摸石头过河了。

对于中国企投家这个生态，我觉得应该健康引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从企业家发展成为企投家。企业家和企投家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

作为企业家，首先需要学习投资，学习投资是为了更好地做企业，因为企业创业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和投资有关。创业本身就是投资行为，也是和投资者合作打交道的行为，不懂得如何与投资者打交道，创业和实业经营都会出问题。俏江南的创始人张兰就是在创业和经营过程中和投资者打交道失败，把自己辛辛苦苦创办的品牌企业搭进去了。

其次，企业家在实业经营过程中会遇到不断出现的投资事件，自己设立子公司也好，和其他投资者合资成立公司也好，都是投资行为。如果企业发展到集团化公司，就需要上市，一旦上市，企业就是一个资本平台了。很多企业上市后都不清楚为什么要上市，上市和不上市到底有什么区别。包括褚时健、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他们关于公司不上市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没有把上市的本质搞清楚。

再次，企业家学习投资一定要清楚学习目的。只是学习，有利于企业发展，建议大家都学；另一种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积累了不少资金，需要把闲置资金用于投资，而且自己还有时间和兴趣，这就要搞清楚想学习什么样的投资。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通常是交给专业机构去打理；第三种是自己不愿意再从事原有业务，需要将原有业务放弃，通过学习投资，完成转型；最后一种是企业壮大了，需要懂得更深层次的投资，通过掌握投资技术和方法把企业做得更好。

作为企投家，只要把这些目的搞清楚，就不会乱了方寸。针对不同的目的，如何学习投资呢？我给大家一些建议：

第一，对于始终要坚持企业经营的企业经营者，需要通过学习投资来健康地发展自己。

这类学习我建议主要掌握工商管理系统知识中投资发展的知识就可以了。这类投资主要是学习三类投资。一是项目投资（绿地投资）；二是股权投资；三是企业并购。

第二，对于不放弃自己企业的经营业务，需要将自己多余的资金用于投资，而这些投资和自己业务没有关联的，既做企业家，又做投资家，是一门非常不容易的学问，也就是典型的企投家。首先需要清楚这个选择的目的是什么，准备拿出多少资金学习投资，投资兴趣点是什么，想自己学投资还是希望委托专业机构投资。很多人在这个环节上犯错误。错就错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企投会最应该为这个群体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小企业有几千万个，很多中小企业主都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连自己经营的企业做到什么规模也不清楚，就愿意一边经营一边把多余的钱用于投资。事实上，我看到很多惨痛的教训。有的经不起高回报的诱惑，拿去放高利贷；有的被高回报幌子下的投资机会欺骗；有的直接做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证券投资，也打了水漂；有的做对冲基金、投资金融期货和衍生金融产品等。总体来说。成功的不多，失败的不少。

第三，对于需要转型进入投资领域企业的，这些年非常普遍。

这些年从实体企业向投资和资本市场转型的企业很多，原因就是中国的产业生态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很多人在实体企业经营领域已经很难持续下去，有的逐渐通过资产和财务转移手段把钱拿出来参与投资，还有的直接把企业出售、关闭或者破产。需要做企业转型的，主要是一些从事低附加值行业的企业，还有的是前些年依靠矿产资源赚钱的企业，最多的就是房地产企业向投资领域转型，这个领域我看过不少案例，也见证过不少企业家的转型。

2011年，我认识了一位房地产做得不错的企业家，他提出想往资本市场转型，但是不知道方法。我提出了转型建议，他希望和我一起合作来实施转型。两年时间，这家企业从一个上市公司都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进化成为三个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同时赶上肖钢主席推动上市公司重组并购的大好时机，于是这个集团在市场上声名鹊起，俨然成为“某某系”。但是由于他不清楚转型成为资本平台后怎么和产业结合，与什么产业结合，产业资本融合的方式是什么，导致这个企业既不像一个财务投资人，又不像战略投资人，即使完成了从房地产向资本市场的转型，但仍然像悬浮在空中，不知道属于自己的根基在哪里。

房地产也好，煤老板、矿老板转型也好，这些企业过去业务都比较单一，对产业和产业与资本的关系都缺乏经验，转型成功的非常罕见。

第四，大型企业学习投资和资本运营。

这类企业不管具体做哪种实业，企业的集团化、规模化都需要学习投资和资本运营。另外还有一类是大型房地产企业观察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根本性变化趋势已经凸显，需要通过投资和资本运营进入到房地产以外的产业领域来完成大规模的转型。

碧桂园、万达、恒大这些中国数一数二的地产商都在考虑转型。万达的金融至今做得没有什么新意；王健林在投资和资本运营方面没看到有什么建树；碧桂园也在往产业和地产的结合方面发力，但是没有看到有亮点的思路和项目；恒大创建了恒大金控，希望利用资金优势进入金融市场，但是他们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理解和运营基本没有掌握。而我们看到很多地产商投资金融机构、投资金融混业平台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通过金融机构的投资给自己的房地产项目找到更多的融资空间。前中国银监会非银司长、金融家夏斌撰文说，中国经济已经被房地产绑架，其实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前不久我被重庆最大的民营企业重庆隆鑫控股邀请去讨论合作，听其全面介绍了重庆隆鑫的产业和战略以及投资结构、金融结构以及战略管理体系。两年前，一个猎头公司找到我说隆鑫要招聘一位职业经理人做集团总裁。我告诉猎头，我不善于做总裁，但出于对重庆企业的期望，我愿意给他们一些建议。我到重庆和他们进行了交流，发现这是我在重庆见到的唯一一个懂得集团化、懂得产业资本融合以及资本运营的企业。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把隆鑫打造成为产融结合的战略投资集团的书面建议。两年过去，我发现他们有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在团队建设方面招聘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但是把这些人才汇聚起来到底要创建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投资集团，我还是没有发现他们的清晰逻辑。(www.daowen.com)

以上这些企业和企业家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企投家了，但是我至今尚未发现他们是成功的企投家。

在这个领域，中国过去到今天做得最成功的企业，没有一家达到德隆的水平，包括2017年到2018年悄无声息被解体的安邦、明天、华信、海航这些巨无霸，即使德隆已经消失16年了。

所以我非常支持“吴晓波频道”创办的这个企投会，也希望企投会能够在企投家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开发出一整套学习和培训方法，让中国企投家成长起来，减少不必要的失败。

从2008年第一次去日本开始，我的中国产业和资本国际化、全球化之旅已经历时整整十年了。2008年至2011年我主要在中日、中韩，2012年之后主要在中欧、中国和北美包括中国和众多发达国家之间发掘、谈判及并购项目。2018年美国之行后，我已经对接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产业和金融资源。通过不断交流、思考、总结、比较，总结来说，我至少开创出三种中国与发达国家产业、资本金融方面的独创性商业模式，作为十年来的创业、创新成果。这三个成果是：

第一，“产业、资本（金融）、城市”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

这个模式的优势、特点、内容已经在前面有关章节介绍过，它正在国内几个地方推进，我们与山东菏泽经济开发区的框架协议已经正式签署。根据这个框架协议，我们合作各方将在山东菏泽创建一个操作平台公司，平台公司各股东分别把自己的优势和资源注入这家公司，由这个平台公司按照“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模式，帮助菏泽在全球范围内导入医疗健康产业集群，使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优势产业集群与中国的上市公司、政府引导基金、社会资本形成深度的产融结合关系；然后，这些产业规划与菏泽这座城市产业存量和城市空间形成产城融合关系，形成产业、资本，为菏泽这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菏泽新旧动能转换的全新亮点。这个模式和过去几十年招商引资最大的区别，是把过去招商引资过程中产业、投资与城市的关系由松散的、候鸟式的关系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夫妻型关系。就在这个框架协议形成的几天之内，我利用以色列库克曼投资集团与佛山市政府举办中以投资峰会的机会来到佛山，和库克曼创始人艾迪先生和CEO哈盖先生利用会议的间歇，仓促交流了我们在菏泽合作的可能。和我已经有六年交往合作经历的库克曼投资集团对我们的建议非常感兴趣，库克曼和哈盖二人不顾会场上千个与会嘉宾，延长峰会茶歇时间，和我们站在主席台前足足开了20分钟会，希望我能够尽快提供一个书面方案，然后邀请我们尽快考察以色列，就具体合作进一步讨论。以色列有非常多的医疗健康产业项目，因为我知道库克曼有非常优秀的医疗行业投资团队和项目储备，也因为我和他们保持六年不间断的交往，我才有勇气与菏泽签约，也才可以在短时间内与以色列方面对接。

第二，中国家族传承创新模式。

这是一个文化项目、人文项目，也是一个金融业务；这既是一个中国业务，也是一个全球性业务。2014年到2015年，我对瑞士菲利普家族办公室、对英国甲骨文家族办公室考察之后，就和甲骨文家庭办公室董事长准备签约创建中国合资家族办公室，但是因为总觉得没有准备充分而暂停下来；2017年考察瑞士邦豪客银行、2018年考察摩根大通财富管理总部之后，我才终于设计和创意出适合中国的、结合家族办公室和私人银行的富国富民家族传承模式，以及把中国古老的家族传承文明与现代发达国家家族办公室、私人银行业务模式结合的中国家族的管理发展模式，彻底区别于中国国内目前几乎所有的家族办公室模式。如果没有对全球家族企业管理传承模式的研究，如果资源达不到专业的要求，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和文明深刻的理解，你的商业模式就只是一个金融工具。这就是独创性。

第三，上市公司主动型全球并购整合价值投资。

我展开整整十年的资本全球化考察的开端，实际上是从一个创新的价值投资模式开始的。在2007年，我受到日本金融家古川令治的启发和邀请，研究中日之间产业和产业、产业和金融、金融和金融的价值投资模型。古川到北大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模型。2008年至2011年，我多次往返中日之间，就是去细化这个模型的操作，已经和国内某著名资本平台谈好一起合作并购日本某上市私募基金，通过这个基金融资、投资日本上市公司，同时将日本上市公司和中国业务关联企业进行重组。可惜“钓鱼岛事件”所引发的中日地缘政治矛盾导致这个方案搁浅。

后来我受此启发开始关注欧美，更多地从欧美产业和与中国产业与金融的角度展开并购交易，发现了中国和全球之间的巨大商业机会，提出“全球并购、中国整合”这一响亮的理念，我自己也成为这个理念的推动者和传播者。我觉得这带给中国和中国的企业、资本很大的商业机会，很多企业确实因此而受益。十年过去了，我也该为自己做点什么了。于是，总结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无数标的的考察，与中国若干上市公司的对接分析后，我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商业模式终于可以达到规模化、标准化、数据模型化的要求了，这就是以“全球并购、中国整合”“全球并购、全球整合”为基本产业、资本原理的基础，以中国精选上市公司为主体，在“整合在前、并购在后”的逻辑关系之上，创建一个价值投资模型。这个模型如果能够不折不扣地精准操作执行下去，我认为用十年时间可以给中国打造十家世界500强。而过去十年里唯一接近这个模式的只有一个案例，那就是吉利集团。

十年来，我们的团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最终确定这样的商业模式，是不断尝试的结果。这个商业模式里，首先是选择中国的上市公司，近几年来，我们接触过几十家国内上市公司，符合我们选择目标的寥寥无几，有了这个积淀，我们才有了选择上市公司的标准和模型，但是即使选出来也未必符合这个条件。上市公司精选出来之后，就是对上市公司进行行业、产业研究，以及对这些行业、产业在全球行业产业之间的关系，对企业关系、业务关系、价值链关系以及其中的变量建立分析模型，通过这些研究来建立三年、五年的投资并购战略和整合战略。这样的价值投资模型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和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一样，必须要持这样的科学态度。我相信巴菲特做模型也会是这样。记得曾经在华尔街轰动一时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研究分析团队中居然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决心用十年时间来打造这样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商业模型。鉴于商业秘密的关系，我不能在这里详细叙述这个商业模型的关键内容，也不敢为十年后这个商业模型的结果做什么预测，这样一个艰巨复杂的模型，关键是需要搭建价值观高度一致的平台和团队，没有相关的资源、专业能力、精准的执行力和对于模型的驾驭能力，也是难以成功的。没有过去十年的积累，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新创造、新设计。

所以，金融领域、资本市场领域的创业与创造都存在于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金融、世界经济大趋势里，而不是我们时常在中国市场中看到的那些恶劣的、故意的金融犯罪行为。

十年的历程让我对发达国家金融体系有了全新的认识。承接本章最开始的观点，我对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建系统的中国金融理论体系和理论教育体系。

这个体系既不是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论体系，也不完全由学院派来研究设计，既符合宏观经济、可满足金融和经济结构的需要，又对于产业革命更替给金融带来的迭代式创新有前瞻性，也具有可操作性。

过去的40年，我们几乎完全没有研究和开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金融理论体系。记得1993年我曾经去四川大学读在职研究生，是国际金融与贸易专业，听了几堂课，领了一堆书，发现那些教科书几乎完全脱离市场。这些年来我也看到许多学者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金融理论体系做了很多研究和探索，但是并没有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术理论体系和教科书。

中国政治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从现在到2049年都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和较长的历史周期，对这样一个大历史周期，就应该有非常系统的符合这个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金融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下来设计和重组中国金融市场，从产品、机构、市场到监管，以及对外开放与国际化、全球化的融合，有了这些理论体系，才会形成金融教育体系，培养出符合这个体系所要求的金融人才。

第二，改革中国金融服务市场，把金融机构的创办、设立由审批制改为注册制，根据资本规模、执业资格和专业能力来创办设立，符合条件予以登记注册，而不是靠行政审批。

不能让中国金融服务市场未来除了国有金融就是外资金融，要遵循金融业的核心是人才密集和资本密集这个规律，让国有、外资、民营资本百花齐放。

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地指出，要防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也看到党的十九大之后在金融领域的反腐力度和防范风险力度的加强。包括控制PPP，实施资管新规，控制房地产市场膨胀等。我们也看到，中国金融市场积弊已经多年，我完全赞同用目前“刮骨疗毒”的方式来重构中国金融市场新秩序，避免出现经济硬着陆的局面。但是能不能在一系列严厉手段之后，建立一个属于中国金融独有的健康金融市场生态体系，不要继续出现过去周而复始的“紧缩—放宽—紧缩”这样的简单循环呢？否则，中国经济质量的提高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建立执法独立的市场化监管机制，轻审批、重监管，通过加强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和执行力。

第四，完善金融市场法律体系，保障产品、机构、市场、监管、风险控制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有序发展。减少行政干预和非市场行为，关键是保障市场的连续性。2013年至2015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用市场化推动上市公司重组并购最活跃的两年，虽然监管有些松懈，并购重组中的随意性有些泛滥，但是绝对不应该把2015年股灾的账记到上市公司重组并购身上。主要监管负责人换人之后，马上来一个市场大转弯，已有的鼓励重组并购的政策戛然而止，为了纾解排队上市的IPO队伍，马上制定严格控制重组并购以及配套融资政策，鼓励加快IPO的审批。这种急速的政策大转弯实际上对市场造成了巨大伤害。

第五，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原则下，推动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把以金融机构为中心的金融市场发展成为以财富拥有者为中心的金融服务市场，提高资产水平和金融业的经营效率。根据市场财富拥有者的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

从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历程可以知道，我们建立了非常官方的金融机构准入制和监管机构。有了准入制，凡是符合准入条件的机构，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才能从事批准范围内的金融业务。经济总量的增长和金融总量的增长使财富拥有者的需求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已有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已经严重不能满足财富拥有者的金融服务需求。除了少数类似于互联网支付、电子商务平台沉淀的巨额资金开展货币基金业务发出一些金融业务准入资质以外，还有大量的金融服务平台、机构、产品实际上是监管缺位或者没有监管的。正是这些监管缺位，才会给各种金融骗局留下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