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不是停留在一定范围内的，创业者的创新视野一定要有宽度和深度。既要把创新倾注在技术上、工艺上、品质上、市场上，也要把创新置于创新的生态里、区域里、领域里。

创新有很大的空间。从创业行为来看，有的创新在于创业行为本身，而有的创新却在于空间关系，还有的创新和时间相关。

从创业行为本身来看，创业需要很多的要素，你可以在每一个创业要素里都考虑创新。创业要素首先是产品类型，产品是农业产业、工业产业，还是服务业；是技术创新、工艺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除此之外，还有外形的创新、包装的创新、品牌的创新等；从产品到销售、市场、仓储、物流、投资、融资、财务、成本、公司名称、企业文化、治理结构、组织结构、内部团队、外部资源，有许许多多难以穷尽的创新空间。

从销售的角度来说，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销售这个要素已经在工业革命整个历史进程中产生过无数的创新模式了。最古老的销售模式是以物易物，后来有了货币作为中介，以物易物消失没有呢？没有，直到今天还有易货贸易。传统经济领域的销售模式举不胜举，到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销售模式被颠覆、创新。有的销售几乎完全被互联网取代，有的是互联网和传统销售模式结合，也有的是传统销售模式被互联网改变了结构和支付方式、结算方式。

物流环节也是这样。传统产业发展的时候，一个大型企业从原材料采购到中间产品、部件加工，最后到产品运输，都是产品生产者自己来完成，效率很低，还要养庞大的车队，有的企业还有铁路、火车和轮船。出现创新后，物流就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独立于买卖之间的第三方。

物流的外包又出现买卖双方在结算上的很多矛盾，原材料、辅料、半成品、成品、包装、物流成本等一系列资金周转和银行结算数量规模巨大，就出现了成本分歧。于是又一个独立机构出现了，就是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由金融代理机构根据供应链关系进行精确计算，在物流和资金流之间开发出金融服务的创新空间，这个创新又可以加快结算速度，降低资金成本。

以上这些创新总体来看还是内涵式创新，除此之外还有外延式创新，或者叫平台式创新。我想来讲一讲房地产行业的创新。

中国的房地产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大的产业，也是最受诟病的产业。它是市场经济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行业，由于中国的农村城镇土地都是公有制的，再加上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化程度很低，中国要解决至少十亿人的住房。目前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40平方米，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的房子，也就是说，这些年来中国建了全世界最多的房子。土地公有制下如何发展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创新，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创造了市场化发展房地产的商机，是这个产业成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大功臣。但是这个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几乎什么都不会。规划、设计、建筑、施工、装修、销售等等，几乎都是向香港学习的。深圳的万科最早开创出一整套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专业化住宅开发模式，从地块的选择、策划、规划、户型的设计、材料的使用、景观设计、交通组织、物业管理各方面形成了系统的创新，让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依靠创新而快速发展起来。同时，万科从多元化经营中走出来，把房地产业务以外的其他所有业务全部处置，成为专业化住宅开发商。这个调整和创新使万科成为中国房地产的第一个著名品牌。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城市中心商业和住宅的产品创新方面突然杀出一匹黑马，那就是万达集团。

万达集团开始在房地产领域并不突出，反而是靠足球出名的，在房地产的创新是因为他们投资了商业地产。从住宅地产到商业地产是一个创新，这个领域的创新最早是深圳的铜锣湾百货。他们第一个把国际上融购物、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购物中心模式引进到中国内地，但没有经验的万达集团借鉴这个模式，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他们在完成第一个购物中心建设的时候，首先把价格最高的底商物业卖了，既然是分割式出售，就应该由业主自己决定开展什么业态，结果，购物中心的业态规划毫无章法，王健林不得不高价回购。他发现，仅仅是一个孤零零的购物中心，不能分割出售，财务上算不过账。于是，他们创新性地设计了把酒店、购物中心、写字楼、住宅组合到一起的城市综合体，每一个综合体都有足够大的面积，商场作为一个产品不能分割，但一个城市综合体是可以分割的。每一个项目，只要把住宅全部出售，其他物业的投资成本已经全部收回，物业不出售，只是出租就可以。这个创新就是在万科集团产品创新的基础上，发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找到了一个产品体系创新的模式，最终让万达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产商之一。万科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居住者的生活不方便，所以万科的项目不适合选择城市中心。而万达地产根据中心城市商业的需要全新设计了多功能的城市需求，把城市的功能要素组合在一个建筑综合体里，满足城市中心人群的购物需求、居住需求、办公需求、酒店需求、餐饮娱乐需求等，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到万达广场可以各取所需，使万达广场成为一道城市的风景线。但是万达广场的商业模式和万科住宅相比较也有缺点，即万科的产品可以全部出售，加快现金周转，而万达的商业地产模式最容易出售的是住宅，然后是写字楼，酒店和购物中心就不能出售，都是持有型物业，这就会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流。

如果这个阶段，中国创新性地推出国际上流行的房地产投资基金，万达就有机会成为中国房地产金融最早的受益者。万达集团CEO王健林曾经和我约定，如果成功在香港发行房地产基金，他就让我和他合作，在中国采用大举并购的方式，实现购物中心的并购扩张模式。

房地产行业领域的另一个创新模式，既不是靠产品创新也不是靠产品组合创新，而是充分发掘政府对城市化的需求，从承担政府不擅长的职能着手，提出产业地产模式。企业代表政府成规模地获得大型产业园区的土地，进行各种综合产业规划和投资建设，企业把产业导入和城市发展、住宅建设、环境规划都结合起来，这就是房地产行业又一个后来居上的创新模式代表——华夏幸福。

但是华夏幸福只是解决了政府的一部分问题，毕竟产业新城的可持续性最终需要产业的导入，产业的兴旺才能吸引居住人口，才能形成商业，才能形成消费。没有这些，产业新城也会成为空城和鬼城。

产业在哪里呢？目前华夏幸福通过与多家大型产业机构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导入一些产业进入产业园区，但是产业导入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华夏幸福产业园区对产业的需求量。于是，巨大的创新思路就出来了。

2017年5月，我应邀担任吴晓波频道创办的企业家学习投资的教育平台“企投会”的首席学术委员。我的第一堂课讲课获得满堂喝彩，其间我收到一位学员、全球最大的建筑集团中建集团旗下一个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发来的微信。这位总经理告诉我，中建集团希望转型，想从单纯的建筑承包商这种商业模式里走出来，希望通过创新进入基建投资领域。当他们往这个领域转型的时候，发现基建投资领域的风险太大，因为巨大的投资在大型基建完成之后，如果后期收益达不到前期论证和招商的效果，不仅支持不了基建融资的财务成本，有可能连本金都收不回来。这就是中国模式的PPP。

我曾经于2014年在英国深度介入过一个标准的PPP项目。这个项目是要在伦敦泰晤士河入海口建设一个跨河隧道，双向两层。下面是铁路，上面是公路。总长度16公里，总投资57亿英镑。我当时下了很大的功夫，想为这个项目找到中国的大型基建机构来建设，最后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基建机构都是做乙方的，都是乙方思维。而英国这个项目是发达国家典型的PPP项目，议会、政府只管审核批准，然后依法监督，而投资、经营、管理都是甲方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PPP这个概念，同时中国基建的标准也没有英国的高，所以未能承接这个项目。

两年之后，中国开始学习PPP模式，但是中国的基建机构几乎都是扮演着明股实债的融资角色，不是投资行为，依然有政府、金融机构提供支付保障或者担保，中国的基建机构还是难以进入投资这个环节。

通过和这个学员交流，我们发现中国还在不断创建新的城镇，包括各种各样的特色小镇，我相信，我非常担心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未来会有很多特色小镇成为无法生存的特色空镇、鬼镇。在我和这位总经理的多次讨论过程中，我发现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危机难以避免，就是产业动能的新旧转换达不到支撑城市化快速增长的需求。这位总经理之所以对我讲的课有这么多感慨，就是她没想到我有这么丰富的产业经验，尤其是对全球产业的分布和关系很熟悉。

其实我在和这位总经理认识之前，对城市化、城镇化就不陌生。我和中国非常有经验的城市发展综合方案供应商泛华集团非常熟悉。早在2008年，我就多次和泛华集团董事长杨天举一起考察吉林、辽源、河南漯河、云南大理，并且促成了其和大理的合作。对于城市发展、产业规划、空间规划、战略规划、环境规划、交通规划、投资融资模式，我也不陌生。十多年前，城市发展还在突飞猛进，四万亿撬动的投资规模还在“大、干、快、上”，但是今非昔比了：地方政府的债务空间没有了，投资饥渴还有；已经建成的若干新城、产业园区严重过剩，产业空心化已经出现，过剩严重；建成的房子房价居高不下，炒房盛行；大量的中低端产业承担不了城市成本，要么转移到国外，要么转行不干了；新的产业业态，不管互联网还是物联网，云计算还是大数据，人工智能还是虚拟现实，要么没有形成产业规模，要么因为产业形态的特征不需要土地，不需要太大的工厂，一栋大楼可以容纳许许多多创业公司，甚至大量的创业者就在咖啡厅和家里办公。

在问题面前，我们发现了巨大的创新机会，同样也是巨大的创业机会。机会何在呢？

这就和我这些年全世界游历所发现的商机结合起来了。从2008年开始，我用了十年时间往来于中日、中欧、中美，也去过南太平洋、东南亚国家，参与了大量海外并购项目，提出了“全球并购、中国整合”这样的理念，出版发行的同名书也成为畅销书。我看到中国企业和资本出现了大规模的海外并购浪潮，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自2017年开始，海外并购交易迅速降温。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不是中国海外并购的机会消失了呢？是不是中国企业和资本的海外并购、国际化战略意愿下降了呢？都不是。不管是习总书记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好，还是推动全球化也好，都说明这个浪潮是不会停止的。但是，方法可以变化，可以创新。

通过十来年的经历和观察思考，我提出了一个“三链理论”，就是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发展17年以来，在全球化过程中，分别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很有规律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关系。党的十九大结束后，我把关于这些关系和创新的思路写成了一篇文章《十九大与中国资本全球化》：

“毫无疑问，中共十九大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引起世界关注度最高的一次盛会。十九大结束后，我在主持投资欧洲的峰会上开玩笑似地对与会欧洲嘉宾说：目前，整个中国上至部长省长，下至普通百姓，都在学习十九大文件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内涵，我也希望外国朋友好好学习中共的十九大文件，这样才能准确地投资中国或者获得中国投资。”

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除重申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外，还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写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部分中将其细化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等。

党的十九大刚结束，中国就和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行签署了2500多亿美元的投资贸易协议，创造了一次性对外投资贸易合作的最大金额。与此同时，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决定：放宽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可以达到51%，运行一段时间后可以到100%。态度十分鲜明，说到做到。

带着对十九大精神的理解和对中国资本全球化的思考，我在2017年12月3日到12月11日到欧洲考察、交流，和欧洲企业家、金融家、汉学家一起，讨论中国与全球化的若干问题与合作路径。在此，我将党的十九大之后，我对中国全球化的一些观点和建议给读者们分享。

一、十九大与全球化背景

党的十九大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争议之中召开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是否继续开放，是否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的观点尤为受到关注。十九大召开前一年，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动荡。世界经济自美国金融风暴和欧债危机以来持续低迷，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大选过程表达了非常复杂的社会情绪。英国脱欧，已经实质性地影响着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关系，欧洲的前景和未来一片迷茫；美国迎来第一个旗帜鲜明反对全球化声音的总统，他上任一年，兑现了他在竞选中关于美国优先的一个个承诺。不管是退出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还是一次又一次抱怨全球化让美国经济吃亏，这一切好像都在认为，全球化剥夺了美国的利益，仿佛全球化成了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罪人。

如果这时党的十九大以及新当选的中共十九大领导也集体发出对外封闭、保守的政治经济信号，中国这个目前全球影响力巨大的经济体也作出不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决定，我觉得这将是灾难性的。因为201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的最高3.99万亿美元下降到3.01万亿美元，中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外汇出境控制手段，同时调查万达、海航、复星、安邦等中国对外投资和并购最活跃的大型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和并购的资金流向，给世界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党的十九大备受世界关注完全正常。党的十九大不仅提出推动经济全球化，而且还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动全球化最重要的手段“一带一路”写进了党章。由此可以说，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建设以及与中国经济全球化有关的国家和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十九大而吃上定心丸。

二、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推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也好，实施“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倡议也好，中国推动全球化首先要推动经济全球化，通过建立良好的世界经济秩序，让世界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健康发展，才能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么，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又是什么呢？以我个人多年来从事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经验和理解来看，我认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应该是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

中国经济全球化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是第一个阶段，2001年至今是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国主要是通过原材料出口和“两头在外”以及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所开展的以贸易为主的被动融入的全球化；第二个阶段是大规模开展产成品进口、产业要素和原材料以及工业产品出口贸易、国际基建以及配套投资为主的经济全球化。

通过两个阶段的全球化，形成了中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关系。但总体来看还是处于贸易全球化阶段，也就是在巨大的进出口贸易额当中，我们主要是挣了贸易买卖的差价、加工利润和一定的产品制造利润，知识产权、技术服务、资本这样的高附加值收益很少。但是自2014年开始，一个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中国第一次在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上出现顺差，也就是对外投资总额第一次超过引进外资总额，这个比例的变化就意味着，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的知识产权、技术，尤其是资本收益会增大，这是中国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以及经济质量提高的表现。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将出现一个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就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如果科学地把握、利用好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规律和方法，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

应该把2014年当成中国经济全球化第三个阶段的元年。因为这一年，是中国经济从贸易全球化走向资本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的标志。(www.daowen.com)

如何理解并利用、把握好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机会呢？我们必须弄清楚中国经济全球化复杂的产业生态关系。我把这个关系称之为“三链关系”，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40年时间，中国已经和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贸易关系，这些贸易关系的背后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链、价值链关系。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按照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布，梳理出这样一个“三链关系”出来。也就是说，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中国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产业链、价值链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从宏观上分析梳理出“三链关系”并且建立市场模型，主动地利用投资、资本进行配置，制定相应的国家战略和市场规则，将会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把握主动权。

如何理解“三链关系”呢？

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最大的制造国和消费市场，中国生产制造的汽车主要是发达国家汽车品牌。中国和发达国家在汽车产业全球化配置过程中，形成了典型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关系。这个关系的基本逻辑就是世界各大著名外资品牌向中国输出资本、技术、管理和知识产权，中国提供低廉的土地、厂房、劳动力、低关税、低价原材料、能源、资源。在整个汽车产业链全要素进出口流动中，巨大的中国市场创造了巨大的汽车产值和GDP贡献，拉动了中国的交通、旅游、消费和相关产业，但是巨大的产业总量里，最大的价值贡献却源源不断流进了发达国家汽车企业和资本、技术拥有者的口袋，产业链和价值链严重倒挂，不管是汽车产业还是其他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医疗健康产业、高端消费品、食品、文化、体育、高科技，莫不如此。由于发达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也存在不一样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优势，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产业链、价值链关系还因为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产业的不同分布而各异。中日之间虽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很近的地理关系，但是中日之间产业链和价值链关系表现不一样；中美之间更多表现在高端装备、能源、高科技等领域；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更多表现在医疗健康、环境、新能源、汽车、航空、消费品等领域。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主要指中国和印度、巴西、俄罗斯，以及南非、西亚、中亚、东欧、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关系与发达国家之间完全不一样，主要表现为互补性、协同性关系。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俄罗斯主要在天然气、军工产业、部分高端技术上具有优势，在这些领域，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形成产业链、价值链的逆差，但是在大量日用工业品、消费电子、通用机械方面，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就是顺差关系；中国和巴西主要在矿产品、资源产业领域表现为产业逆差，而在工业、大宗消费品方面表现为顺差。

中国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主要表现为产业优势和资本优势，我国钢铁、化工、机械、电子产业都具有优势，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形成了在不发达国家拥有的产品、技术、管理优势和投资优势。产业链和价值链处于顺差关系。例如，中国和东盟、非洲之间已经通过基建输出、产业输出形成了大量的贸易关系。

通过系统地对“三链关系”进行梳理，我们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推动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战略呢？

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出去”战略到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早期布局和投资，否则不会出现2014年历史性的逆转，以及此后连续几年出现的全球并购浪潮，中国2016年全球并购的数额超过2000多亿美元。

我认为，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将迎来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新时代。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最佳的方法就是通过不断分析把握中国和全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不断变化过程中的演进规律，通过资本方式进行重新配置，由此实现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目的。

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首先，针对发达国家，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理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至少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为止，他们经过了六七十年的“美好生活建设”，创造了经济、环境、生态、文化等若干方面的美好生活模式和形态，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模式，把这些“美好生活”按照中国的产业政策需求移植过来，通过这些以资本运营为核心的并购整合，实现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对美好生活的打造，同时扭转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之间产业链、价值链严重倒挂的现状。

其次，鼓励中国优势产业企业在金融资本、出口信贷的支持下，投资金砖国家和中东欧、中亚国家，把中国大型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优势变成投资优势、资本优势，例如华为、TCL、海尔、联想、吉利、小米等。

再次，鼓励地方政府与各地区商会、民营企业输出中国产业园区模式，通过产业园区和地区、行业协会及商会，将中国在不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按照产业链、价值链模型组成产业集群，与不发达国家展开整体合作，在输出产品、产业要素、劳动力、管理的同时，获得投资优势和资本优势。这种有序的由政府和商会、行业协会组织的形式，可以避免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在法制不健全、政治相对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单打独斗的风险。

以上三种模式的实施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在发达国家，由于中国整体上还处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企业和产业存在不小的差距，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整合存在逆向整合的逻辑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到并购整合的难度；在发展中国家，需要充分发掘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协同性和互补性，在互联互通之中找到中国产业投资的机会；在不发达国家，关键是要建立政治、社会、文化、宗教、法治方面的国家保护机制，降低中国在不发达国家投资的生命、财产风险，保障安全。

四、构造“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助推中国资本全球化

传统观点认为，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就是简单的对外投资、对外并购或者产能输出，我认为完全不是。

资本全球化不是简单的资本输出，而是以资本为推手、为核心，以资本运营的技术促进产业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配置。理解了这个原理，再认真、深刻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创意和想象空间。

关于实现由大而强的主要路径，党的十九大已经给我们绘制了很好的蓝图。我的理解是：

首先，需要实现中国以省、市、县、乡（镇）为单位的综合发展。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朝着发展充分、发展平衡的方向发展。

其次，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主要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使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20%，到今天的56%，但是以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发展推动的城市化，导致房地产价格严重失控所形成的结构性通胀给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造成了严重阻碍：一是规划不合理，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严重脱节；二是产业和城市严重脱节，发展产业没有充分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造成交通拥堵、环境破坏、生态失调。

因此，我认为，如何根据中国各地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需求，真正以产业为先导，整合全球范围的优势产业资源，按照产业链和价值链规律，以产业集群为优先，改革和创新传统招商模式，不要再通过简单的政府招商大会，政策招商、土地招商模式，而是充分运用国内产业投资经营主体和资本金融功能，把全球产业资源与城市需求深度融合，创新“产业、资本（金融）、城市”三位一体运作模式，不失为中国资本全球化的最佳创新模式，它完全符合党的十九大的总体目标与国家发展战略。

五、“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的商业逻辑

“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是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高水平阶段的必然选择。目前各地方政府以及资本金融、实体企业都意识到了这个严峻的问题，每个地方都在提倡“产城融合”，所有金融、资本平台都在讲“脱虚向实”，党的十九大也提出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几乎所有实体企业也在讲“产融结合”，几乎所有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也在往产业地产转型。但是，大家都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把产业、资本、金融、城市深度融合的方法。

原因何在？

首先是产业。经济全球化已经形成全球产业按照产业链、价值链的规律分布于世界各地，如何通过资本的配置，把中国需要的产业带进来呢？我以为本可以通过“全球并购、中国整合”带进来，但是实践中我发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远远不够；中国地方政府有资金，但是钱出不去；中国创办了若干个中德、中以、中韩产业园，但是没有一整套产业导入的机制，而发达国家相对于中国在产品、技术、管理、品牌上有优势的产业非常巨大，涉及高端制造、医疗健康、高科技、新材料、消费品等许多领域的大大小小企业，他们由于市场原因和经济不景气、增长乏力，非常希望进入中国，又苦于对中国不熟悉，也缺乏投资能力。

其次，中国的资本和金融已经非常有规模了，完全具备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实现资本项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还担心外汇流失导致进出口外汇比重和汇率失衡，巨大的私募基金规模却很少有海外投资并购基金。

再次，中国由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和控制的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土地开发、城市建设领域很难主动融合产业内容和产业资源，体制、专业都很难建立高水平的跨界机制。

基于以上逻辑，强烈建议有关党政机构以及金融、产业、地方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新时代中国产业、资本、城市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充分认识产业、资本、城市的深度融合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六、如何实施“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模式

实施“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最重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不管是旧城更新还是新城建设，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产业规划，甚至是根据产业规划倒推城市规划，使产业规划与城市规划融为一体。避免产业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脱节现象。其次，改革传统的依靠土地招商、政策招商、税收招商的行政模式，创建由政府引导基金、公有资本、上市公司、民间资金、金融机构构成的产业投资基金，根据城市对产业的规划，面向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按照产业链和价值链规律，进行产业集群导入。导入形式可以是并购、可以是合资，可以是授权经营，也可以是独资招商，同时还可以将导入进来的产业与城市原有产业存量进行科学的重组和整合，实现原有产业转型升级。

用这样的“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模式一方面避免了中国企业单打独斗走出去投资和并购的文化冲突，避免了大量外汇流失的担忧，减少了公务员出国的困境；另一面也给发达国家优势产业资源找到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降低了发达国家企业进入中国的投资难度和投资风险，非常有利于中国各地从注重发展速度到注重发展质量的转变，实现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转型。

以我最近观察的浙江衢州市为例。该城市正在创建世界食品安全示范中心，已经通过大量的投资进行大规模农地改造，同时要对改造后的土地按照世界发达国家食品产业的标准，从食品产业上游的品种选育、种植养殖、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流通和消费追溯面向全球进行招商，形成衢州甚至逐渐带动周边省市以及全国的食品安全示范和推广。如果在目前规划阶段，首先从产业导入、产业集群导入、产业链的导入出发，在全球范围发掘出这些产业、企业，再按照这些产业和企业的要求来规划这个示范中心的环境、空间和地下管廊，以及产业与人、产业与各种要素的关系，我相信这个示范中心能真正成为世界食品安全示范中心。

学习十九大文件精神，结合今天全球的经济政治秩序，以及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的高瞻远瞩，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变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不辜负我们所迎来的新时代。

针对这样的“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的创新，把我们的创新从内涵的创新模式放到一个巨大的创新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又会给市场带来巨大的创业和创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