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变革和创新，各个时期、各个领域都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改革本身就是创新，改革就是变革过去影响阻碍国家、民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切陈旧、落后的东西，开创一切新的东西。开放同样是这样，通过开放，吸纳接受世界各国的新东西，而我们在各方面也要通过创新走向世界。

创业也是如此，改革开放40年是创业的40年，也是创业过程中不断加大创新力度的40年。从早期被动、盲目、小规模、低层次、缺乏技术含量、缺乏创新的创业，到今天形成体系完善、群体庞大、层次丰富的巨大的创业创新潮流，已经是世界奇迹。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诞生是一种创新。短缺经济时代，供应为王。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有限，对市场需要的东西，国有企业没有兴趣投资经营，也没有参与市场需求产品的机制。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过辽宁盼盼防盗门的改制工作。盼盼防盗门是辽宁大石桥市的一个乡镇企业，最早生产办公铁柜。这类产品过去国有企业不生产，市场有了需求之后，乡镇企业嗅到商机，再加上技术含量低、投资也不大，农村土地承包之后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充足，就开始生产。后来，产品市场饱和，竞争激烈，这个工厂转型生产防盗门。企业在最难的时候被承包给了工厂管理人员韩召善，韩召善将其改名为盼盼防盗门，这个企业在韩召善的经营下，成为中国最大的防盗门生产制造企业。它虽为乡镇企业，但是早就私有化了。但是韩召善不愿意把这个企业改制成为私营企业，依然顶着“红帽子”，享受着乡镇企业的待遇，从小铁皮柜加工企业到中国当年最大的防盗门企业。当时在中国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企业典型，尤其是温州，乡镇企业创业创新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不用多少资金，几乎都是前店后厂，家庭作坊似的小型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为什么都叫乡镇企业呢？因为改革开放初期还不允许创办私营企业，只允许有个体经营者即个体户，于是很多人只能打着乡镇企业的旗号创办私营企业。所以那个年代能够成功创办企业都是创新。它们生产的产品都是大型国有企业不愿意生产的低端消费品。

另一类创新叫做大集体。1978年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上停止了，大量在边疆、尤其是云南边疆的知识青年，有上百万人返回城里；而当时大学招生刚刚恢复，招收数量有限，成千上万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待业，就业成为社会问题。全国各地国有企业就创新性地开办了两类企业，一类叫做劳动服务公司，另一类叫做大集体。

劳动服务公司是由生产制造企业内部集资创建的轻资产类型的公司，主要是为生产制造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我当时所在的重庆起重机厂主要是生产制造各种单梁、双梁桥式起重机和电动葫芦。创办劳动服务公司就是通过内部职工集资，把一些过去不提供的服务作为有偿服务开展起来，包括产品包装、运输、售后服务、上门维修，等等，在扩展生产制造企业业务范围的同时，开发创新了业务模式，还可以解决一些家属就业问题。

大集体就不一样了，由于待业青年太多，国有企业招工指标完全不能满足就业的需求，于是，就由银行提供贷款，主厂提供担保，在主厂附近投资创建和主厂业务关联的企业，延伸主厂产品链。所有这些企业的员工都没有国有企业员工的身份，福利待遇也比不上国有企业，找男女朋友都不具备国有企业员工的优势。这类企业称为大集体。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创业创新解决了大量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虽然这些企业都不是国有企业，既不是国营也不是民营，员工也没有国有企业员工身份，但是在后来进一步的改革改制过程中，大量的劳动服务公司、大集体企业，只要没有关停并转的，都通过各种方式改成了民营企业。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鼓励发展经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创办企业的形式，但有一条，必须是国有机关、政府机关或者事业单位创办的企业。那时没有《公司法》，但是创办了各种公司，为什么叫公司，谁也说不清楚。这个叫环球公司，那个叫四海公司，都没有一分钱的资本金，全部是机构担保，银行贷款。今天看起来都像是笑话，可在当时，这些创业者都是威风八面的英雄。

20世纪80年代的创业者能够创业，本身就是创新，那个年代最前沿的创业地带就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大经济特区。而其中最为成功、动静最大的还是深圳。深圳特区的基础条件不能和其他特区比较，必须要有大量基础建设投资，于是大量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早期的加工制造企业迅速涌进劳动力、土地成本都非常低的深圳，而这些企业也成为中国最早的创业者的老师。全国各地涌向特区闯荡的人才以及大量国有资本在深圳的投入产生出许多商业机会，使深圳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最早的创业良港。

深圳之后便是海南。1988年，海南建省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大量在深圳学会企业经营的人才已经拥有一些创业资本，连人带钱来到海南，各种创新的创业活动比在深圳又多了很多内容。他们投资土地搞房地产、投资旅游业、投资出租汽车、投资各种贸易、娱乐业、酒店业、海运、进出口等，形成当时中国最大的创业潮。海南的创业高潮出现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虽然“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的最大的经济事件是开发上海浦东，但是各种创业中最创新的活动一定是海南，以至于从1992年年初到1993年年底不到两年的时间，产生了后来在全国到处开花的从海南回到内地的创业英雄，海南成为中国最早的创业创新的大学堂。于是后来有人把海南称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大学，这个庞大的创业、创新群体被称为“海大毕业生”。

最后，由于1993年的宏观调控，银行迅速收紧、回笼信贷，海南的创业机会突然消失了。原先到海南的创业人群纷纷带着学到的创业、创新观念和方法，像离开延安一样，奔赴四面八方。

可以说，海南的1992～1993年几乎就是一个疯狂创业创新的博览会，只要有创新的思路和理念再加上胆识，好像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我当时的老板范日旭的故事和在他身边创新的商业经历使我终生受益。在海南，他第一个白手起家开创了出租车公司的商业模式，让吉林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出钱买车，他去拿出租车牌照，吉林轻工把汽车资产委托租赁海口顺风出租车公司，同时，顺风公司第一时间把出租车租出去，承租人一次缴足50%的租金，然后再按月支付份子钱，和今天的互联网模式差不到哪里去。“羊毛出在猪身上，狗来买单”，顺风公司坐收渔利。要讲互联网思维，老范在互联网还没进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

海南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型农业产业化试验区——海南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这是一个正厅级单位，国家每年给5000万元，连续给五年，希望用这个创新平台闯出一条农业产业化的新路出来。这样的模式完全不是中央安排的，都是一群有激情、有想象力的精英设计出的创新思路，有了方案就可能成为现实。而今天资产上万亿的海航集团在1991年创办的时候，资产只有2000万人民币，1992年，我们的海南顺丰股份有限公司和海航集团一起，共同成为同时代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经过20多年，海航集团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和中国最大的民用航空运输服务企业之一。

我在参与筹备海南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时候，职务是期货经纪部总经理。我通过学习发现，期货经纪是整个期货市场重要的环节，需要创办期货经纪平台，但是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相关的政策、法律规定。我提出方案，带着海南省工商局市场处处长到广州走了一趟，发现广州已经成立了多家经纪人事务所，回到海南，工商局就批准我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经纪人事务所——海南省经纪人事务所。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最大效应就是创新，就是勇敢试验、大胆突破。这期间最大的创新就是开创了中国的股份制企业时代，用今天的专业语言来说，其实是开创了中国资本运营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时代。1992年，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制定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两个文件，才使中国第一次有了公司法规的基础，对于构建社会主义环境下的市场经济意义非凡。中国第一次有了“股份”这个资本概念，这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细胞。没有资本市场，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创建起来的。有了股份这个资本内核，才能真正凝聚社会财富，参与市场经营，解决市场发展需要的资本问题。(www.daowen.com)

所以，这个市场核心的确立是在海南完成的。海南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创新性地创建了100多个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募集社会资本超过100亿人民币。全国各地各种机构和个人的资金被灵活创新的股份制机制吸引到海南，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创举。虽然后来海南过度投资于房地产市场，使这个创新遭到重创而昙花一现，但是创新就像一粒种子，被那个时代的闯海者传播到中国的四面八方，股份制的浪潮在全中国风起云涌，成为中国市场经济重要的推手。

现在海南的创新机会又来了。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央将要支持海南创建自由贸易港。从30年前建省到现在，海南经历了几个重要节点：1988年建省办特区、1993年宏观调控、2011年提出创建国际旅游岛。但是，30年来，海南并没有像人们当年所期盼的那样，成为所有人心目当中的欣欣向荣的理想王国。而这一次，被寄予厚望的自由贸易港会被看好吗？如果在过去，这样的消息出来就是房地产炒作的概念，而这一次，政府马上宣布，购房者五年之内不得出售。

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港海南的未来会是怎样？会是新加坡，还是今天的中国香港？如果给海南特殊政策，早在2013年，中央就给了海南在医疗领域的特殊政策，但是五年之后，这些特殊政策给海南带来了什么？自由贸易港的所有内容都需要创新。而所有创新都需要有一个高水平、高效率的政府以及各种高水平人才。以目前的海南来看，这两个条件都不算好。海南缺乏人才，但是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吸引人才呢？近20年来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很多精英都有过闯荡海南的经历，当年怀着一腔热血，充满激情，今天还有这样的一群人吗？我相信渴望把海南创建成世界瞩目的自由贸易港的人才大有人在，但是今天有什么样的机制能把这些人吸引过去呢？当年海南建省的时候，中国是没有几个地方是开放的，而今天吸引人才的地方已经太多，大家凭什么要去海南？所以，政府的效率、机制和人才，将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创新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

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创新，我觉得是成功引进股份制，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创办资本市场。由于这个创新，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确立了市场经济中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地位，这个地位的确立，让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本要素和人的要素结合在一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束中世纪的最伟大的一个思想体系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文艺复兴时期带来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潮，它解放了人的个性，焕发了人的青春，在人和神的关系上，人成为第一要素，不是神统治人，而是人创造了神。这些思想体系问题的解决，把人从神权中心解放出来，于是，他们发明了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同时开创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和工业革命的结合，产生了资本主义，创造了市场经济，开创了现代工业文明。

中国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用40年时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走出了一条独特道路，让全世界刮目相看。这其中非常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明确了个人在市场中的经济权利和地位，这个权利和地位就是自然人在公司资本中的权益和个人在资本市场中的权益，使普通大众拥有了财产性收益，而这个财产性收益又没有动摇整个国家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这两个几乎水火不容的要素有机地、科学地结合在一个国家，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就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新。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经历国有资产流失、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企业控股国有企业、企业员工通过全员持股方式收购国有企业等各种难以廓清的争议和代价，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创新，才让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在40年时间里创造出奇迹。

创新是一个系统。发达国家走过工业革命的时候，经历过突飞猛进的时代，也陷入过发展的困境，但总的来说，还是在渐进发展的历程里走过来的，整个系统是平衡的。早期工业革命处在野蛮生长的时代，也出现过社会财富的严重分化、严重的不平衡，但是后来，这些发达国家也会利用税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来进行平衡。而中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在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三农”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土地承包、解散人民公社，解放劳动力，让农民从土地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提供了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大批廉价劳动力。但是这个创新之后，中国的重心就放到工业化、城市化去了，“三农”领域贡献了土地、贡献了劳动力，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三农”没有得到同步发展，这就需要再次大胆创新。但是中国“三农”的问题又非常复杂、棘手，没有魄力是难以创新的。几十年下来，矛盾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这时，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变革、必须创新。

创新的价值在21世纪更加显示出生命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全面完成工业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的结合达到一个顶峰，但是由于工业革命的特点和资本主义自身的深度缺陷，它们的发展遭遇了瓶颈。通过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获得高速发展的中国，在逐渐接近发达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时候，新的工业革命形态到来了，那就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以及由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推动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全新的产业时代。

于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出现了。一个没有完成工业革命的大国，在高速成长的过程中迎来了新的技术革命，面对这样的创新机会，中国的道路在哪里？中国的创业机会在哪里？如何处理好传统产业创业机会和新兴产业的融合？矛盾和结合同时出现，传承和创新共同展开，创新的道路就在脚下。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最近的美国之行让我找到了很多答案，同时又产生了很多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计划经济国家，40年的过程中，我们逐渐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市场经济来说，中国完全是从零开始，只能一步一步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而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美国，于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很多东西都是向美国学习的。但是美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是通过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逐渐积累建立起来的，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我们到底学什么，不学什么，学来的东西在中国怎么用，和中国的国情到底怎么结合，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基础太差，于是提出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但是这些技术和管理背后深层次的体系却不是那么容易学习的。有些东西可以通过开放，把发达国家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于是产品进来了，技术进来了，资金也进来了，它们推动中国发展的同时，也给发达国家提供了市场。但是，由于我们控制了开放的节奏，许多领域的开放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发展的需要，但是又担心开放过快失去对它们的保护。于是，中国在金融、医疗健康、教育、文化以及若干产业领域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今天看来，几乎所有这些没有开放的领域，都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形成了巨大差距。

2018年4月12日至22日，我第一次去美国。十天时间虽然很短，但我从大量的观察、思考和交流过程中，发现中美之间的差距超过我过去的认知。这次的美国之行正好赶上特朗普总统发起对中国实施301调查，签署协议要加大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力度，同时美国商务部决定制裁中兴通讯，严令美国所有厂商不得向中兴通讯出售产品，导致中美之间出现大范围纷争和摩擦，让我几乎是一年前就确定的行程显得有些紧张，在整个中国都在愤愤不平的时候，美国各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氛围呢？

我去亚特兰大参加美亚商务论坛，并在商务论坛上演讲，接触了不少美国商务人士，他们对于我提出的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模式很感兴趣，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集团对进入浙江衢州世界食品安全示范中心表达了积极的意向；之后我去了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拜访现代金融鼻祖摩根大通的总部，和资产管理业务副主席约翰先生进行了交流，他们对于中国开放金融充满期待；另外我在纽约还见了许多金融家和企业家，以及大量新一代华人精英创业者；最后我到了华盛顿，重点考察这里的医疗产业和技术项目。这里有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汇聚了很多医疗领域科学家和创业者。

十天的考察，我最大的感触是，中国过去不开放或者开放不充分的领域并没有在保护中发展起来，远未达到或者接近美国的水平。中国在这些行业与美国存在系统性差距，而非像传统产业那样仅仅是一部分尖端技术、产品上的差距。这次中兴通讯被美国处罚所暴露出的在集成电路和芯片制造技术上的差距，正好说明了这些问题，让国人看到了我们的落后。最近两年，国内一种很主流的声音就是希望通过中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这些创新领域对美国的超越，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弯道超车，在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前提下，提前进入后工业社会。十天时间里，我看到了中国在医疗健康、教育、金融、文化体育、社会治理这些方面的整体差距。我认为中国还需要反思，40年绝对无法等于2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