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有创意的国家就是法国，不管在它的城市还是乡村，创意无处不在，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创意。同样，美国也是一个极具现代创意感的国家。它没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不会受到历史文化的羁绊，反而能在现代文化和创意中走出自己的创意天地。

一到美国，你就几乎被美国的体育产业所包围。电视台里不是篮球就是冰球，不是冰球就是橄榄球和棒球，把体育做成巨大的体育产业是美国人极具天赋的创意。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次开创了用市场化方式举办奥运会的先河，这就是美国人尤伯罗斯天才的创意。

创意充满幻想，充满激情，是上天赋予人类最伟大的天资和财富。机器人是人类的创意，但不管它的智力发展到任何阶段，我相信机器人的创意永远都不可能超越人类。

创意是有文化积淀的，没有或者缺乏文化的创意很多是单调的，苍白无力的；文化的积淀包括个人的文化底蕴，也包括这个人在什么样的文化土壤里成长沉淀。所以，文化的积淀首先来自一个社会形态的人文积淀，这些人文积淀没有经历巨大的历史断层和巨大的人文破坏。这些年来我在全球的经历告诉我，人类历史上有过最辉煌的历史文明的地方，才有人文的传承；如果没有大的断层，没有经历破坏，这些文明是可以传承下来的。创意的人文底蕴就来自这些伟大的历史文化和千百年来的传承。

从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几大文明来看，最早期、最伟大的文明毫无疑问是两河文明，但是它们的文明第一次衰退以后，再也没有兴盛起来，永远成为历史、成为追忆、成为博物馆的观赏。今天的发达文明里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它对于今天和未来不会带来文明的指引；古希腊、古罗马也曾经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文明诞生和传承地，虽然历尽劫波，但是在文明进程中曲曲折折，历经毁灭与重生，继承与创造。尽管已经久远，但是今天我们仍可感受到这些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痕迹，它们已成为今天伟大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近几百年工业革命的主导者，它们的文化语言、科技、认知、哲学、艺术也融进了工业革命的每一个细胞里。

中华文明也是同样伟大的文明，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地传承着，在毁坏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足见中华文明基因的强大。只是我们在近几百年里传承少于毁坏，最近几十年才有了重新崛起的机会。没有对于历史文明发展和传承的认知，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今天的创意源泉，如果不能深刻理解这些创意源泉，我们就缺乏创业源泉。所以，对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种创业推动方法，一定要深深懂得创业和创意的关系，不论是我们的社会还是我们的每一个创业个体，必须接受中国创业缺乏创意的严峻现实。

所以我要问每一个创业者和准备要创业的人士，你的创业有创意吗？

以微信为例，作为腾讯公司的一个产品，如果没有它，你可以想象，今天的腾讯可能会怎样，是否还能活着。设计微信这个应用软件时，所有的技术支撑都已经有了，但是为什么发明微信的不是网易、不是搜狐、不是新浪？重点就是创意。一个移动互联网上的应用软件从上线至今，给腾讯公司带来的市值是数千亿人民币。这就是一个创意的价值。

我将近27年的资本生涯里有过很多的创意，其中不少创意产生了价值。我最引以为傲的创意就是2006年设计的“中国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改革方案”，十多年过去，越来越感受到它的价值。

当年中央提出要开展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但并没有具体的方案设计，就把这个工作的试点放在了重庆和成都。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面向全球征集方案，据说发来了几千份应征稿件。后来重庆最著名的一个改革方案就是黄奇帆市长推动的农村土地地票改革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是把农民的宅基承包地物化成为地票，农民可以把地票拿去置换城市待遇，获得城市户口。这个模式只是解决农民进城的一个制度创新。我的方案是在保障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由各级政府设立非经营性质的土地信托公司，把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实行“三权分立”，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变成农民的信托财产。由信托公司将分散和集合起来的土地成片、规模化、集约化租赁给土地投资经营者，在此基础上，对农村以村镇为单位进行重新规划，尤其是土地的综合规划，把混乱不堪的农业和农村的关系梳理清楚，提高农业投资水平和专业化、市场化经营水平。增加了收入的农民和农村通过集体用地、林业用地、荒地、宅基地、沟渠塘堰河流水利工程以及种养资源的重组，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兴旺发达。

2007年，当我把方案提交到时任重庆市发改委主任的杨庆瑜手上的时候，他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你的方案来晚了，如果汪洋书记没有离开重庆，相信他一定会亲自接见你，你的方案也一定会成为优选方案。

几年之后的2009年，我的这个创意终于被湖南益阳市委书记看上，经过几年实践，尤其是得到当时中国银监会非银司司长高传捷的支持后，成为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益阳模式”，高司长最近才和我相识相见，他当时还不知道我是这个模式的首创者。

2017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觉得号准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命脉。我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继1978年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后最重要的一个改革举措。乡村振兴战略既不是关于提高农民收入，重视农业生产的措施，也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样一些关于“三农”的举措，而是以土地为核心全面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一个综合解决方案。而且，乡村振兴战略还是一个综合性顶层设计，这个设计的最佳操作模式是什么呢？我认为还是我早在2006年提出的“中国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改革方案”中的终极设计和创意。就是在对农村以村镇为单位、进行土地信托流转基础之上的农业、农村综合规划实施方案，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目标进行综合设计、投资、建设、管理和运营。这样一个综合解决方案是在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同时，发掘出中国又一个发展空间的战略安排。由于这个方法涉及三个产业的划分，涉及土地改革、区域规划、种植、养殖、科研、生产、加工、贸易、物流、消费、投资、融资、运营和管理，难度非常大，需要跨产业、跨体制、跨学科的整合，还涉及原有利益结构的调整。所以，乡村振兴战略从顶层设计到科学实施，还需要大量的探索和实践，比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和解散人民公社难度不知道大多少倍。

我为什么可以设计出这么超前，且符合中国“三农”需求实际的方案呢？这必须回到30年前我人生的一个重大举动去找寻答案。

1986年年底，改革开放已经八年，中国主流媒体都在宣传中国农村如何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摆脱贫困走上了幸福道路。作为一个大城市的教师，我怀着好奇的心理，考察了当时四川省巫山县官阳区这个贫困山区。在高寒山区考察十多天的结果，让我感到农村的实际情况没有想象中好，在一种使命感的驱动下，我主动申请，并经四川省省长的批准到这个大山里下乡扶贫。三年的时间里，我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和切身体验，也提出过解决中国农村综合发展的方案和扶贫方案，价值观、使命感和情怀是基础。没有这样的体验和思考，不可能理解乡村振兴战略，同样，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利用今天的人力、物力、财力、经验和智慧以及体制机制的优势，创造性地设计出可以落地的乡村振兴战略。

如果没有当时三年农村最基层工作的经验，没有多年产业经验的积累，以及金融、资本市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我不可能设计出土地信托流转方案这样的创意。

但是，即便是今天，中央已经把乡村振兴战略上升到党和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不是就会很快大功告成呢？我不这样认为。

首先，要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早在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随后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比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我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础上，大大增强了力度。核心是在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基础上来实施的，就是在保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一个根本区别。

对于中国农村的改革，不触及土地的改革不可能有根本性改革。对于为什么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阐明：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中国“三农”问题和农村贫困问题是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其次，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以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来看，中国经济总量确实上去了，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和中国经济同步的发展问题。我们只是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把大量农村发展成了城市，但是不可能把中国的所有农村都发展成城市。当然，如果40年前不发展城市化，而把重点放在农村，中国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没有城市化对农村的反哺，没有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经济实力，今天我们也没有能力来发展农村。所以，今天我们才真正具备了发展农村的条件。

40年前，我们把土地分给农民，是一大创举。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释放了土地的活力，释放了农民的活力，对城市化作出了巨大的低成本土地贡献和低成本劳动力贡献。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拥有在世界范围内最容易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有利条件，那就是中国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化政策。在保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要把分散经营的土地集约起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此前国内已经有很多种土地集约模式，“三权分置”是所有土地集约方法的一个根本性突破和创造。

再次，用公共信托模式进行“三权分置”改革，是所有农村土地集约模式中最科学的手段。

目前的中国农村，几乎用尽了所有可以使用的土地集约化模式，包括托管、委托、转包、出租、互换、合作、股份制、转让、信托等九种，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流转模式呢？我认为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面对农村数以亿计的农民所拥有的20亿亩（约合1.34亿公顷）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以及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等非常复杂的个性化需求，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在这一点上，全中国只有重庆市前市长黄奇帆在任上敢于大规模实行地票制度，它运行若干年至今，即使他离开重庆，地票也依然在使用。这些年来，也没有听说重庆因为土地流转的地票问题造成任何群体性事件。

自从2006年提出“中国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改革方案”以来，我始终都认为，利用信托机制对中国农村土地进行改革，是所有土地流转模式中最先进的、最有创意的模式。

第一，我们应准确而科学理解和运用信托机制。

一提到信托，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中国的信托投资公司，而不是去理解信托机制或者信托制度。

记得2014年春节刚过不久，北京信托董事长李民吉突然给我打电话，要我参加一个土地流转信托研讨会。到了会上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这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委托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举办的一次内部讨论会。因为涉及非常敏感的土地问题，所以要求参会者严格保密。会议的规格非常高，中央及国家涉农部门都参加了，我在会上被安排做了主题发言，主要讲了湖南益阳土地信托流转模式，但是感觉会上的风头不对，几乎所有人都不支持，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信托等同于中国的信托投资公司，于是，本来一个关于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机制讨论的良好机会，由于方法错误，只能得出一个错误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中央在四年后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创新，实现了土地承包‘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回应了社会关切，满足了土地流转需要。要按时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探索“三权分置”多种实现形式，真正让农户的承包权稳下去、经营权活起来。”

十九大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都是乡村振兴战略，每次会议和文件都强调了“三权分置”改革。尤其在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更是细化了农村土地有关政策，把土地承包责任制再次延后30年。

既然十九大提出要探索“三权分置”的多种实现形式，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信托机制。古今中外，我们有任何一个制度对解决财产的“三权分置”优于信托机制吗？没有！那么，我有理由认为，信托机制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三权分置”的最佳机制。(www.daowen.com)

从信托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处理信托责任最佳的权力分置机制。通过不同的契约关系，把信托财产、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之间的关系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解决信托财产不同的权力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形式能更好地处理“三权分置”关系呢？也就是说，只要是财产“三权分置”，就是信托制度，就要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规范和保护。

在这个意义上，信托不是公司，不是金融，而是依法实施农村土地流转“三权分置”的一个制度、一个法律依据。因此，“三权分置”和中国的信托投资公司没有关系，也不是中国银监会的监管范畴，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规定得清清楚楚。

《信托法》总则第二条是：本法所称的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把财产按照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三种权力进行分置，还不是信托吗？所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本身就是信托，而这个信托行为本身不归银监会管。

第二，如何科学地运用信托机制，为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三权分置”改革服务？

弄清楚了信托这个基本概念，我们再来探讨、创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土地流转信托。

信托机制创立的时候本不是商业行为，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被商业所运用，创造了利用信托进行税收规避和财产传承以及资产管理的模式，成为金融工具。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创办了第一个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但实际上，中信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没有真正做过信托业务。今天中国的68家信托投资公司也基本上没有从事信托本源业务，它们所管理的20多万亿表外资产，基本上都是集合资金计划，实际上都是信托借款。

所以，我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三权分置”土地信托流转也不适合现有的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因为它们都是按照《信托法》所设立的营业性信托机构。而我所建议的“三权分置”土地信托流转，则是非营业性信托，不以盈利为目的。

我建议“三权分置”土地信托流转采用特殊设立的农村土地信托公司或者土地信托中心进行流转。但是，由于《信托法》规定“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因此，国务院应当根据十九大精神或者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专门制定《关于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管理办法》，使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纳入法制轨道。有了这个，我相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一定会踏上科学、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第三，采用土地信托流转模式对“三权分置”有何意义呢？

首先是把土地的“三权分置”改革纳入了法治框架，使其成为应共同遵守的法律行为，使“三权分置”改革成为一个全国性推广的有法可依的标准，可以大大降低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减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纠纷；其次，通过信托流转，可以依法保护农民的主体地位，保护农民的财产安全，规范“三权分置”的流转行为；再次，有利于农村土地集约化规模的扩大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使农业产业化有了规模化的土地经营基础，提高了农业产业化水平，有利于中国在农业产业化方面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四，采用土地信托流转模式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是什么？

按照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40年“三农”工作证明，没有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不解决土地改革这个根本问题，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都不可能解决。

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核心是农业产业化问题，农业产业化的集约化、规模化要求和土地分散经营的矛盾是中国“三农”的主要矛盾，而解决土地“三权分置信托流转”是解决“三农”问题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

第五，“三权分置”土地信托流转的方法。

很多人以为，土地信托流转不过就是通过信托契约把土地交给经营者去经营，但这种观点只是简单理解了土地信托流转的基本意义和概念，并不熟悉信托既是一个机制，又是一个科学的平台，可以非常有创造性地设计和灵活地运用功能。

我所要设计的这个信托，不仅是一个契约，还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具有非常奇妙的功能。首先，它不是土地经营者控制的，不是农民和土地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真正代表农民或者土地财产利益的信用平台；其次，它代表农民和土地权益者的利益，但是也不由农民决策，它是一个独立于农民和政府、土地经营者的中介机构，同时又是一个非经营性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

这个平台可以叫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公司，也可以叫信托流转中心。一个是公司制企业法人，一个是非公司制的事业法人。不管是公司法人制还是事业法人制，都不以盈利为目的。具体模式还有多种设计方案。

这个平台的目的和作用是：

1.集约土地资源，把土地交给最有经营能力的经营者经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2.保障土地受益人的权益；

3.整合各级政府和相关机构的涉农资源，使这些资源和土地结合，产生最大收益；

4.在政府支持下，综合规划农村土地，在信托范围内重构农村土地功能，成为农村土地综合规划的执行者，彻底解决中国农村多年来没有办法开展综合规划的深层次矛盾。解决了这个问题，生态宜居问题就不再是问题。

5.信托平台由金融专家、政府、农民受益人代表、农业专家共同组成，可以代表多方面利益进行监管和激励，对所获得增值收益进行再分配，并解决农村治理和乡风问题。

能否达到这些目的的关键，是如何保证信托平台的公正性。设计信托平台的治理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来设计和主导，因为党的机构和政府还不一样，它没有直接管理经济部门，没有任何经济诉求，并且由此可以加强党和农民的联系。

这样的模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如果这个机制成功推广，必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但是，每一个信托机制和平台的设计又不是千篇一律的，或者以村为单位，或者以乡为单位，或者以某一个产业为单位，等等。

另外，只有在土地高度集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土地功能进行重组。应把适合种田的地方集约在一起，统一规划，搞好基本农田建设，提高农田质量，保障农业产业安全和食品安全。

打破原有土地功能的关系，进行科学规划，每一个规划都要符合产业化、生态、乡村建设、社会治理和农民富裕的要求。

一旦规模化的土地信托平台建设起来，就可以注入金融要素，让信托平台将信托权证作为金融资产发挥金融功能。甚至可以逐渐建立区域的、全国性的农村土地信托流转交易平台。

在这样巨大的创意之下，会给中国创业者带来巨大的创业创意空间，我也相信在这样的创意空间之下，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国内外人才以及农业产业化技术走向中国的乡村，由此，把中国的乡村建设成为全世界最美丽的乡村也完全不是神话。

我产生这样的创意已经历时30年。这30年来，有我在巫山三年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和脚踏实地的理解，有我在海南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短暂工作时，对国际农业产业化和现代期货市场的深度学习，也有我30年来作为投资银行家对中国各地农业产业化项目的推进、实践、观察、参与，对金融和农业产业的结合具有高度的认识和专业经验，还有我多年来对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模式的认知。没有这么多年深刻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产生这些系统性创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