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创业都是从零开始的：有一个想法或者创意得到别人认可，或者一个科学实验、一个技术成果得到资金支持，于是开始落地实验。但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很多创业不是这样，而是借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东风，在巨大的存量资产和既有企业的基础上，通过企业产权制度改制，从完全的公有制彻底改制为股份制，从而实现创业。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释放信用、拉动投资的行动，结果很快造成产能严重过剩，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宏观调控来阻止通货膨胀的蔓延。中央政府从1997年开始，对所有国企的改造以“抓大放小”的方式，把大量中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层层下放，同时采用“关、停、并、转”的方式进行收缩。这个过程实际上蕴含了巨大的商业机会，那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主流媒体一般不会这样表述，我们比较忌讳私有化这个词，但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所有关于这些产权制度改革的模式，基本上都有外国资本或者咨询机构、金融机构参与，他们在任何场合的谈判都涉及私有化。这些国有企业都有以下共性：

1.规模普遍偏小，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

2.负债率普遍偏高，一般都在70%以上，很多高达100%；

3.产品单一、技术落后，已经没有市场竞争力。

对于这些企业，如果再用原来的体制管理，除了继续从财力上投入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麻烦需要政府去处理。对于这样明知不可为还得为之的事情，政府已经不堪重负了。

那么对这些企业如何处置呢？实在不行的，实行关闭，其他有的合并，有的停产，有的转制。政府方面制定了很多处置政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几乎穷尽了当时可以采用的一切市场化和非市场化手段，最终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优质企业和优秀企业家。这同样是在当时环境下的创业行为。

当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

1.职工全员持股。为了公平起见，所有的股份全部由企业员工买断，企业内部根据在企业担任职务的高低和岗位的重要程度确定内部分配比例。这种模式在山东最普遍，也最成功。

2.少数企业高管通过外部融资获得企业控制权。这种模式透明度不高，有很多内幕。

3.所有企业员工根据实际能力出资买断企业股权。这种模式导致很多员工因为企业操作不当或者后期经营不善，不仅没有获得资产带来的收益，反而把多年辛苦的积蓄搭了进去。(www.daowen.com)

4.所有企业员工承担企业债务，实现对企业的控制。这种模式关键取决于对企业的估值和政府债务核销的力度，总的来说，政府是让利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消除负担。

5.企业内部高管和外部企业联手，里应外合，由外部资本控制企业，企业高管获得部分股权。这种模式出现的问题最多。企业经营者最清楚企业的情况，往往会在政府面前诉苦，利用政府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让经营者以较小的风险和代价获得利益。

6.企业员工或高管通过企业破产清算，重新买断清算后的资产，再次恢复经营。这种模式在发达国家比较普遍。发达国家中，只要债权人认为企业存在债务风险就可以申请破产，即使企业还在正常经营着也不例外，而中国有些国企即使早就该破产，政府和银行也还在不断输血维持其生存，实在撑不下去，才会进入破产程序。

如此多的方式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资本运营的手段，也是那个时期最具特点的创业模式。它让一大堆濒临破产、具有大量不稳定因素的企业获得新生，在改制后焕发了活力。今天深圳、上海的一大批上市公司都是那个阶段改制的成果，包括如今在电子显示器件领域的龙头企业京东方，也是在那个关键的年代通过职工持股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才把这个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拯救了下来。

中国的特色就是走了另外一条路。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在2003年戛然而止，各级政府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停止了中国国有企业改制或者私有化进程。因为到了1998年至2002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国有企业和资产并购浪潮，已经渐渐超越了“抓大放小”的设定范畴。“国退民进”转化为“有进有退”。

前苏联伴随政治制度的变革，实施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中国却在政治上守住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底线，同时停止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成为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为一体的国家。而在此期间完成国有企业转制的幸运儿成为了制度转型过程中成功的创业者，但也有许多人在操作上没有把握好一些环节，成了国有资产的侵吞者。

这方面有一个已经渐渐被遗忘的人，就是仰融和他的华晨集团。1992年，突然有一个公司在美国上市，国内一片愕然，那就是华晨中国汽车。当时整个中国连《公司法》都还没有，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股份公司为何物，因此国人感到非常吃惊。我以为自己已经是股份制方面的专家，对华晨在美国突然上市也居然完全不知，也自觉惭愧。这一年，中国才开始推动九家国企到香港上市，有一家美中咨询机构也刚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的研讨会，怎么突然就有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成功上市了呢？

此后十年，仰融在中国产业和资本市场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他们的金杯汽车挽救了国有汽车品牌，他们自主开发的中华牌汽车，被认为是自主知识品牌的成功典范，此外，他们居然又成功引进了宝马品牌，合资生产世界名牌汽车，让业界出乎意料。但后来仰融却因为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被逮捕，这位通过资本手段实现成功的创业者，终止了再创造奇迹的道路。若干年后，他希望再度出山，兴师动众地派人到天津宣传他的汽车梦想，最后成为一纸空谈，烟消云散。仰融没有成为利用资本手段创业的最终成功者，反而成为了反面典型。

如果任由20世纪后期中国开展的那场由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而实现的私有化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制度也许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从2008年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开始，中国的企业改革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在这之前，以德隆系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开始大规模收购国有企业，不算金融机构，仅仅一个德隆，就并购了新疆屯河、天山水泥、重庆綦江齿轮、重庆红岩汽车、陕西重汽、陕西齿轮、南京二机床等。除此以外，陕西鼓风机、徐工集团、中国重汽等一大批优质国有企业也已经在德隆系的并购清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