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开始，中国不仅不再实行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政策，知识青年还掀起了巨大的返乡潮。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纷纷从农村、边疆等四面八方回到城里，政府也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安置这些待业青年，参军、高考、招工，国有企业指标不够，又让他们行使自主权，投资创办大集体，吸纳了大量待业青年就业。很多工厂动员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提前退休，允许一个适龄孩子顶替退休的父母。但是还有大量返城的知识青年和每年不断涌现的应届毕业生成为城市无业人员，给各地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打砸抢”之风还没有得到清除，1983年政府实行了“严打”。走投无路的待业青年、无业游民、劳改及刑满释放人员在改革春风的鼓励下，自食其力，自发开始了五花八门的个体创业活动。

“个体户”成为最早的城市创业者。有的工厂工人也利用下班时间赶夜市，到城市开阔的广场摆夜摊。我所在的工厂门口也有了第一个个体户，不知是哪个家庭的孩子，领了个体经营者的执照，在工厂门口搭了一个简易的竹棚，开起了火锅店。不错的示范效应之后，一个竹棚接一个竹棚搭建起来了，有的做小面，有的卖川菜，有的卖卤菜，工厂周边形成了一个靠1000多工人吃饭的小型创业生态。

从农村包产到户承包制尝到甜头的中国改革领导者，开始把“解放生产力”这一农村经验用在城市经济发展和改革之中，中国开始打破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再完全按计划供应，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给创业者创造了巨大的创业空间。普通的个体户主要创业方式是开餐馆、摆地摊、倒卖各种商品信息和做简单的商品贸易。地摊上的商品五花八门，中草药、小木器、旧图书、小电器、打火机、小五金、手织毛衣、电影歌曲胶片、小画片等不一而足。有关系、有背景、胆子大、脑筋活的商人则主要利用“双轨制”，倒买倒卖各种生产资料，包括钢材、水泥、玻璃、农药、化肥，再后来还有收音机、手表、自行车这些高档消费品。

随着对外开放，不少中国人也通过各种方式走出国门，到东京、到纽约、到莫斯科开启国际打工和创业之路。再后来，日本的旧服装、家用电器，中国香港的衣帽鞋袜、雨伞，都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涌入中国大陆，从境外到沿海，从沿海到内地，构建了庞大的境外消费品进入内地城乡的生产、加工、批发、转运、零售渠道，催生出中国第一批“万元户”：他们满手金戒指，脖子上挂着粗大的金项链，女的涂着重重的口红，男的夹着万宝路香烟吞云吐雾，卷发皮草，骑着铃木、雅马哈进口摩托车，腰里别着装满最大票面10元的钞票的黑色钱包。

北京到莫斯科成为中国个体户的国际大通道。他们从前苏联倒卖毛皮、欧洲日用品、钢材到福建石狮、广东广州，又从中国把大量茶叶、干果等食品卖到前苏联，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见证了他们的心酸史和发家路。

在重庆，最流行的创业就是开火锅店。年轻漂亮、性格泼辣的女孩何永智选择离开一家生产童鞋的集体工厂，在渝中区八一路一个小小的铺面里支起了三张桌子，创办了她的重庆小天鹅火锅。八一路是重庆个体户最密集的摊区，人声鼎沸，拥挤不堪。何永智每天都要大声招呼络绎不绝的顾客，声嘶力竭的吆喝最终让她的嗓音嘶哑了，再也恢复不过来。她首创性地把九宫格火锅改为红汤和白汤的鸳鸯锅，后来又在鸳鸯锅的基础上发明了子母锅。她服务周到、热情大方、喜欢创新，很受顾客青睐，因此生意非常红火，小店规模不断扩大。

到1997年，小天鹅火锅已经从重庆发展到北京，成为重庆火锅的代表品牌。此时，何永智已经创业15年之久。当年，经重庆副市长程贻举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美女火锅老板。经过一系列尽职调查之后，我担任了小天鹅火锅的财务顾问，希望把投资银行领域的一系列东西带给这个企业，也为家乡作点贡献。

创业15年的小天鹅公司虽然有了多家店铺，名称上也叫“有限公司”，实际上还是一个扩大规模的个体户。对于何永智这样缺乏现代商业理念和系统工商管理知识的创业者而言，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商业直觉和简单的管理逻辑在经营着企业。我住在江北区的小天鹅宾馆好些天，几乎昼夜不停地写出厚厚的一叠方案，其实相当于管理咨询报告，给小天鹅火锅开出了一个系统的发展药方。方案内容包括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何实施公司改制，如何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组建董事会、建立有效的、职责清晰的组织架构、创建板块状火锅加盟模式，如何把好原材料关口，尤其是火锅的主要原材料辣椒、花椒一定要标准化，产地要一致，甚至需要通过订单种植来保证品质。

报告写出来还来不及打印，这位火急火燎、有着典型重庆女人性格的何老板就直接把手稿拿走了，说是要去万州出差，几天才回来。若干小时之后，她打来电话告诉我，在船上反反复复阅读了我的报告，没想到我这个火锅行业的局外人写出了这么专业的方案，回来就要和我签署合作协议。(www.daowen.com)

通过小天鹅火锅这个案例，大家就会知道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创业环境。创业者其实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即便从三张桌子发展到了上亿营业额的规模，他们也不懂得按照现代公司的组织模式来科学地经营企业，更不用说资本运营了。多年之后，餐饮业已经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创业者才终于和资本对接了。某个著名的资本成为了小天鹅的股东，但产业和资本进行深情碰撞后，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无奈选择分手。小天鹅的创业者就没有前面提到从事大工业的新希望集团那么顺利和完美。何永智后来尝试了火锅以外的多元化投资和经营，最成功的投资是重庆的著名旅游景点洪崖洞。小天鹅后来也创办了企业集团，但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对于公司组织结构、治理结构设计上的局限性，以及把握先进技术、行业机遇上的局限性，还有资本运营方面的缺陷，导致他们终究没有走得太远，发展规模也没有太大。

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最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是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他不是个体户白手起家，而是属于“双轨制”下成功创业的典型，当年他从中科院旗下的计算所借来20万元，开始从事计算机的开发，最终抓住了历史机遇，成为全球最大的PC生产厂商。

那个年代最著名、最具争议的创业者，当属牟其中。这位几经生死的最早的个体户以贸易起家，行事极具创意和创造性，曾经创造了震惊中外的用轻工产品从前苏联换来四架图-154飞机的易货贸易事件。他所创建的南德集团不仅有实战经验，还有非常独特的商业理论体系，曾经提出的“99度+1度”理论被奉为商业宝典；他本人也是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提出了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炸开一个缺口，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引进青藏高原的创想。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于2016年释放。那时已经75岁高龄的牟其中，依然雄心勃勃地要重招旧部，再次成为高龄创业的代表。

柳传志和牟其中是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代表。个体户、“万元户”年代的创业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40年代的精英几乎都上过大学，知识系统比较完整，后来经历了严酷的生活磨难，成为那个时代的创业精英，他们基本上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属于体制内的人。但更多的创业者还是从农村和边疆回来的知识青年，基本上就是无业游民，没有文凭，无法进入政府和国有企业，必须靠本事才能养活自己，属于被动创业者。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子大，创业没有禁区；他们创业没有愿景，没有伟大理想，没有战略，没有商业计划书，没有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也没有公司，没有资本，没有投资融资，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挣钱，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

由于年龄以及知识、经验上的局限，“万元户”已经渐渐远离我们今天的视线，在新世纪已经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些人从改革开放早期的低进入门槛行业，比如摆地摊、搞贸易、信息经纪、开饭馆、做汽车维修、建筑施工、开眼镜铺等传统行业起家，遇到竞争激烈就转型，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大浪淘沙，一轮又一轮。我的朋友当中有十来岁就背井离乡，胸前挂着一个配眼镜的盒子走遍全中国，最后落脚在十堰，展开其光怪陆离的人生的葛建飞。在东风汽车基地，葛建飞从验光配镜转行干起了汽车销售。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他，以高度敏感的商业直觉、极高的情商抓住“双轨制”的寻租机会，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东风汽车公司最大的经销商。极好的现金流经常让庞大的东风汽车公司从葛建飞公司借钱。当资本市场机会来临时，葛建飞再次嗅到商机，开始炒股票、坐庄、并购上市公司，然而最后却因操纵股价锒铛入狱。

另一个同时代的创业典型在辽宁丹东这个紧邻朝鲜半岛的边陲城市。李进巅曾经年轻有为，担任过丹东市委宣传部部长，但因为政治原因，他的仕途被迫中断。他离开机关，干起了农用汽车修理，成为丹东最早那批“万元户”之一。挣钱之后，他从修理干到加工，从加工变成生产制造，他的公司最后成为中国最大的轻型车桥制造企业，2000年在A股上市，最后完成了对著名国有汽车企业黄海汽车的并购。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创业历程，最后将企业交给自己的儿子经营。

极少数成功者和李进巅一样，基本完成了财富的传承，有的交给了公司其他股东，如柳传志；有的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如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浙江台州的茅理翔；也有的还在兢兢业业地干着，如王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