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三年多来，兰考的脱贫攻坚实践，不仅取得了真实、可信的脱贫成绩，也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与模式迅速移植、转换到乡村振兴的战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具体来说，兰考“三年脱贫与七年小康衔接”的经验表明，脱贫攻坚对于乡村振兴具有多层面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第一，脱贫攻坚取得实绩，农村贫困地区的各类短板因素快速补齐，初步形成了贫困社区对接发展机遇实现内生发展的良性局面，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脱贫攻坚实施过程中，贫困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各项短板因素快速补齐，在普惠政策与特惠政策相结合的支撑下，贫困人口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逐步补齐这些短板因素，有助于贫困地区踏上稳定脱贫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台阶。未来的发展逐渐有了人力资本基础、组织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内生动力初步形成，能够主动抢抓外部机遇，转换为乡村发展的实效。

第二，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是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不能孤立地看待，需要明确其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兰考之所以能够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巨大胜利，得益于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论述，将强县与富民结合起来，将城乡贯通起来。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兰考县域产业体系、城镇化体系布局基本完成，强县与富民统一起来的基础初步形成，城乡贯通起来的格局已经显现出一定运行效果。兰考脱贫摘帽的经验表明，农村贫困治理并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需要在整个县域治理的整体框架中求解，在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县域产业和城镇化合理布局、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现代化，以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整体思维中寻找思路。这与乡村振兴具有高度一致的逻辑性，因而精准扶贫的贫困治理思维无疑对于乡村振兴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第三，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增强了干部队伍的群众观点，提升了干部队伍推动乡村发展的热情和能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才能够赢得人民的满意和认同。兰考在推进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在脱贫攻坚的一线锻炼干部、培养干部、考察干部、选拔干部。在兰考脱贫攻坚阶段，从全县后备干部队伍中选拔345人，充实到115个贫困村，作为驻村工作队，同时制定驻村工作管理制度。因村派人精准，是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从精准扶贫工作本身来看，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发挥好作用，能够打通政策资源传递的管道，将国家精准扶贫的意志直接贯穿至乡村基层。同时，兰考实践经验表明，驻村工作队不仅发挥着政策宣传员、服务快递员的角色，还扮演着信息反馈员、政策实验员、创新推动员的角色，正是在脱贫攻坚的一线上，各类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得以快速试验—反馈—推广。此外还应看到，干部下乡增进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建立和巩固了干群之间的情感纽带，增强了干部的群众观点，帮助干部熟悉农村工作的特点和政策，提升了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锻炼了一批热衷于乡村工作，了解农村，能力出众的干部，对于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无疑是巨大的财富。在兰考，完成了三年脱贫承诺以后，驻村工作的经验在全县各农村社区继续推广，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提升为奔小康工作队，通过实施“支部连支部”工程和继续选派驻村干部，实现了县域农村全覆盖，为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四，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同样需要坚持精准思维和系统思维。精准扶贫的脱贫攻坚战，重在精准、贵在精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核心，恰恰在于要坚持对贫困人口、贫困社区多维度、多层次、多元化需求的有效回应。理由在于：(www.daowen.com)

一方面，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唯有坚持系统思维，从乡村治理、乡村产业、乡村文化、乡村社会、乡村环境等全方面改善，才能够稳定提升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办好乡村的事情，支部是关键，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基础，很难想象村治混乱失序，基层战斗堡垒弱化的村，能够实现脱贫致富，因此，乡村治理是贫困治理的应有之义。兰考通过实施“双提升工程”，通过配强村“两委”，整顿基层组织弱化问题，有效改善了乡村治理的面貌，形成了带领农民脱贫增收的坚强堡垒，培育了一大批红色领头雁。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根本，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领域，乡村地区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体系不健全，经营分散，现代产业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能力不足，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通过政策、金融、土地、农民、市场主体五位一体的形式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是提升贫困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的基本问题之一。积极向上的乡村文化不仅涵养和传承着中华传统美德，也是调节乡村社会关系、维护乡村秩序、增进乡村凝聚力的重要力量。通过移风易俗、弘扬美德，用积极的文化影响人、熏染人，实现人的精神面貌改变，摆脱精神贫困，是贫困治理也是乡村振兴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随着乡村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分化程度不断加深，对乡村发展和治理都有着复杂影响，补齐贫困村社会事业短板，找到分化了的农村社会发展与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有益于厚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乡村脱贫和振兴蓄积力量。最后还应看到，中国农村发展的资源约束、生态约束十分显著，中国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始终需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点，守住生态底线，建设美丽乡村。

另一方面，知识界早有共识的是，中国乡村在区域之间、社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资源禀赋、发展环境方面，也体现在文化传统、社区团结类型等方面，因此精准思维同样适用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样无法借助单一的模板一体化推进，因地制宜、分类扶持、体现特色依然是基本的思维框架。实际上，在中国新一轮惠农政策的安排中，通过“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策略，推动乡村发展已然进入官方的话语体系和政策体系，各地虽然有一些零星的探索，但相关的体制机制安排并没有充分得到制度化发展。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建立了精准扶贫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恰恰在于增强政策供给对于多元化、差异化需求的回应能力，并且经过实践检验，成效非常显著。具体而言，主要做法包括，充分放活县乡一级政府组织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规划、安排项目的权限，充分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尊重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的发展意愿与主体性，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监管，确保贯彻新发展理念，确保正确的发展方向。以产业扶贫为例，从兰考的做法来看，谋划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同样需要将外部发展机遇、政策红利与当地乡村减贫及发展的实际需求很好衔接。兰考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农业传统和农民发展意愿，引进了鸡鸭牛羊驴等十大产业，合理布局产业体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产业布局与城镇化布局很好衔接，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利益联结机制完整高效，从而在提振农业产业的同时，解决好了农民增收的问题。在操作层面，县一级引进龙头企业，核心产业坐落于中心城区，解决了强县的问题，乡镇主要发展配套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兼业化就业，乡村层面根据农户意愿，发展分散化种植养殖，使得产业真正落地生根、嵌入地方社会，实现了强县与富民的结合。综合以上，我们发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同样需要系统思维和精准思维。

第五，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体制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工作方式创新有利于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前文已述，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是政治注意力和公众注意力高度密集的领域，同时也是各项改革举措、各项政策创新、各种模式创新、工作方式创新最为密集的领域。中国国家治理领域一个独特的景观是各种形式的攻坚战，攻坚战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领域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政策试验和创新的重要平台。围绕着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央层面陆续出台了超过120个政策文件，这些政策固然有一部分是普惠性的乡村政策，但绝大多数是针对脱贫攻坚战制定的，带有“先行先试”性质的特惠政策，除了个别临时性的政策安排，大部分政策是顺应农村改革的大趋势制定的创新型政策，而脱贫攻坚的一线战场则扮演着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角色。如“四到县”改革、减贫大数据、国土资源增减挂钩政策、普惠金融政策、资本市场扶贫、电商扶贫、三变改革、利益联结机制创新等，这些政策不仅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预示着中国乡村改革、乡村振兴的新一轮政策调整，这些经验无疑会有力地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地方层面，各种创新的做法同样是蔚为大观，如财政扶贫资金作为担保，撬动金融资本助力农业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县与乡镇之间的事权关系，下沉决策和治理重心；扁平化基层政府管理体系；县域督察工作体系改革；干部驻村帮扶制度等，这些模式创新和工作方法创新，无疑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从兰考经验来看，上述政策创新、模式创新和工作方式创新，大部分已经在县域治理体系中充分制度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