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中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崩溃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处于鼎盛的峰顶,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书中写道,西方民主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变的最终阶段,也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最终形式。这种观点曾得到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界、理论界的一片欢呼,而在这时,社会主义观念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处于低潮,我国少数人在西方的攻势下也陷于迷茫,有的失去信心,似乎共产主义已经完全失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遭到怀疑或否定,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丝毫没有动摇。

在当时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时刻,邓小平发出铿锵坚定的声音,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7](P383)最为可贵的是,邓小平不仅表明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而且在那种条件下,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通过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把改革开放看做是真正捍卫社会主义、壮大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最后超越和战胜资本主义。

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可以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发展提供某些经验。”[7](P135)

曾几何时,社会主义中国60年的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崛起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世界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道德沦丧、拯救乏力,这两大事件使全世界人民进入了新的思想境界。法国《费加罗报》2009年10月17日文章说:“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和谐崛起’。它的经济比其它国家更具有抵抗力。”

胡锦涛同志在新中国60周年国庆庆典上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仅是指我们为全世界提供更多的产品和财富,也是指提供6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也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概括的“中国模式”。

正如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所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表明,中国“已成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最大的希望和最好的榜样。”(www.daowen.com)

谈论“中国模式”最大意义悉在于此。

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最初,改革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变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提出充分利用市场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当然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市场的作用是一般人都能看得见和体验得到的,别的更重要的改革,例如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则不易被人们所理解。这样,在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服务于日常生活方面的优势的同时,也出现了片面扩大它的作用的倾向,甚至把它说成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我们经济发展所以能够高速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面,如国有经济的壮大和它的主导作用和政府制定的发展规划在重大比例关系方面的导向作用等,则成了批判的对象。认识上的片面使思想走上了邪路,这种倾向在西方舆论界的反映就是把我国利用市场的改革称作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日益为人们所认识,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也愈来愈被他们所把握,这大大有助于对“中国模式”本质的正确理解。

但当前在谈论“中国模式”时,国内理论界偏重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例如有的报刊社论说,“‘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人这样说:“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了改革开放最为关键的一步,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是我们能够快速发展起来的关键所在。”话中的两个“关键”突出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这种看法虽然当前是流行的观点,但它有缺陷,把流通的作用提到了首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我国改革的实际过程。“关键”还是在生产过程,在于所有制关系的改革。从公有制范围来说,没有国有经济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从所有制结构方面来说,没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也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大范围的发展。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中国模式”时,我们会看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他们讲“中国模式”,鲜有提到“市场经济”的,更谈不到认作是关键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国家才是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比它们更优异的成就,显然不会是市场经济,而一定是别的什么。我们应当从国际范围着眼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的关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摘取一些他们的看法,以开拓我们的思路。

什么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和特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