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能够相结合这一点,实际上在十四大召开以前人们已大致取得了共识,不过在对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的估计上,在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上,仍然存在着很尖锐的分歧。为了说明这个分歧,我们需要引用一下发生在1991年末至1992年初的一次颇具典型性的争论。说这次争论比较典型,是因为争论双方都是知名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所表达的看法又都是明确的、深刻的,而且都做了相当细致的分析,观点是有代表性的;这场争论正好发生在党和国家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后决定时刻,所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了解这次争论有助于理解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江泽民1992年6月9日的讲话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91年第6期发表了《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文中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优劣做了比较,文中对计划调节是这样评价的:计划配置资源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即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集中计划就会由于计划不准确和不可能被严格精确地执行而失效。

该文对信息不完全作了详细的叙述:从信息机制方面说,在现代经济中,要保证资源配置决策正确,必须解决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等问题。在我们的时代,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时候不同,人们的需求极其复杂,而且变化极快,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刺激了新的消费需要,由此产生的巨量信息,是任何一个中央计划机关也无法及时掌握的;与此同时,现代经济的生产结构也极为复杂,而且由于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进步,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涌现,为满足一种需求所可能采取的生产方案和工艺流程何止千百种。总之,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瞬息万变的时代,要把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分散发生的巨量信息收集起来,及时传输到中央计划机关去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即使中央计划机关掌握了所有这些信息,要在以日、月计的时间内求解一个含有几千万、乃至上亿个变量的均衡方程组,将计算结果变成一个统一的、各个部分间相互衔接的计划,并把它层层分解下达,直到基层执行单位去,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该文认为:从激励机制方面看,计划配置资源的困难更大,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共同利益,每一个经济活动当事人包括计划的制定者,都有他们自身的利益,因此,不存在符合全局利益的计划,更不可能有人严格地执行这个计划。

该文还对市场配置资源方式作了理想化的描绘:市场配置方式的优点是,稀缺资源配置是通过市场这个由千千万万商品经济者之间按一定规则进行的交易活动交织而成的灵巧机制实现的,因而既能克服传统体制下决策权力过分集中的缺点,又不致出现混乱无序的状态。第一,从信息机制看,通过市场交易和相对价格的确定,每个经济活动的当事人都可以分享分散发生在整个经济各个角落的供求信息,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大生产中信息广泛发生同集中处理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第二,各种资源配置决策不是靠行政权力由上到下地贯彻,而是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当事人根据市场信号(这个市场信号已经含有社会调节的因素),通过自己的计算自主地做出并自愿执行的,从而能够使局部利益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该文也指出市场调节实现这些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企业数目足够多并能自由进入,价格足够灵活能够及时反映资源的供求状况。

该文最后的结论是:“总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前提条件不具备,有很不相同的情况:前者的前提条件是完全不可能具备的,特别在现代经济中,科学技术飞跃进步,新的生产可能性层出不穷,需求结构极其复杂而且瞬息万变,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是这样;后者的前提条件不可能完全具备,但它们有可能基本上具备。因此,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是相对地有效的。”^[1]因此,该文不赞同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的看法,提出只能以市场调节方式代替计划调节方式,并认为后者是根本无前途的,不符合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方向。文中说:在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信息量的增长必然快于计算技术的发展,企业靠计算技术的提高来克服信息方面的困难,是注定不能实现的幻想,即使信息问题得到解决,行政配置资源方式的激励问题也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从上面行文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否定了计划配置资源方式,而对市场配置资源方式做了完全的肯定,这种看法表现出该文作者看问题的极大片面性,看来他是不同意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一般提法的。

作者所进行的理论说明,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他对计划方式的否定和对市场方式的肯定是正确的。

首先,从信息方面说,他只是从微观方面着眼,只看到市场在调节日常生产特别是日用消费品生产的资源配置上的优势,如果只从这个方面观察,市场比中央计划的确有着不可否认的优势。过去的传统计划管理模式的弊端恰恰突出表现在这方面,它企图包罗万象,覆盖一切生产活动,结果把企业统得过死,严重束缚了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生产脱离社会需要而效益低下,这正是我们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但是离开这个微观领域,把眼界放宽一些,不局限于日常生产和生活,而是从全局性、长期性经济发展的角度观察问题,中央计划在信息来源和信息量方面就比市场表现出了更大的优越性。我国整个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之所以能在短时间里迅速建立,恰恰是由于利用了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因此,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如果只是依靠市场手段来配置资源,恐怕今天我们还没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更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来;没有这个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恐怕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连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也不具备。我们看问题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忠实地研究历史而不是割断历史,这是邓小平理论一再教导我们的。(www.daowen.com)

其次,对市场经济那种理想化的描绘,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几百年了,还从来没有将作者所描绘的美好状况变成现实,当然,不能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在于把它说成是绝对好的,认为应当用它来代替计划资源配置方式,否定一切政府干预的必要,而且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将日益表现出其优越性,是世界永恒的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就难以令人相信了,这种状况只能在比较早期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中才能见到。我们应当注意,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批判新古典学派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崇和迷信,这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日益加深了市场经济国家的震荡这一现实有关。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个体搜集、吸收信息的能力的有限和不完全信息、不完备市场问题的普遍性,迫使人们重新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美国哈佛商学院的一位教授洛奇在1990年出版的《轮到美国改革了》一书中明确指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的神话应予打破,企业与企业竞争不受政府干预这一旧观念被现实粉碎了。他认为发展的趋势只能是政府干预越来越多,并断言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因为随着生产企业的规模愈来愈大,盲目而不加管理的竞争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害,这种情况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关心的,因此,在今天仍然坚持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完全自由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政府领导人都是有个人私利的,完全排斥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的观点,早已是一种落后的经济观点了。

现在我们再看看争论的另一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92年第3期发表了《对<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的商榷》。该文作者虽然反对《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的片面观点,即反对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这二者截然对立起来,要求用后者代替前者,而不主张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观点,但是,他却使自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且撇下了问题的主要方面,把争论引向了对名词和概念的争论。作者立论的基础是商品经济不等于市场经济,批评前一篇论文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等同起来,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应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他为此举出的理由如下:“(1)西方经济学著作、重要文献、新闻媒介、政界要人一般都把市场经济与私有制乃至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在经济思想史上,市场经济一词是作为与社会主义或计划经济相对立的概念提出和流行起来的。(2)在一些已发生演变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领导人都曾反对实行市场经济。我国的中央有关文件及领导人的公开正式讲话,都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而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却鼓励、支持这些国家实行市场经济。(3)如果认为市场经济没有超出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内容,则没有必要另提市场经济;如果强调市场经济的要旨在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排斥计划调节在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单纯依赖市场的作用,那在我国是行不通的。(4)市场经济是一个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其含义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经济制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一套,指导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理论也不宜套用市场经济这个已有其特定含义的范畴。(5)凡转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都最终背离了社会主义,而其社会经济则变得趋于恶化。”^[2]这段论述较集中地表达了作者为什么反对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意实行市场经济的理由,作者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概念上截然对立起来,认为虽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但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别称,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恰当的。

说西方经济学著作、新闻媒介、资本主义国家政界要人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想以此来证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论证方法是不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向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说成是一般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直到今天的各种流派的西方经济学都是如此,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我们不能受他们这种说法的影响和欺骗,更不应把他们的看法作为我们判断是非的根据。马克思曾为了能把商品生产一般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区别开而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他在写作《资本论》第一篇时,之所以先研究了商品、货币一般而把资本主义关系暂时舍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把握商品生产一般及它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区别;在第一篇之后,马克思在第四章中专门研究了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从而把货币一般(即商品关系一般)与资本(即资本主义关系)严格地区别开来,并且为了表明这一章的重要性,在德文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这一章独立成篇,构成第二篇;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中,马克思再次分析了“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突出强调了二者的所有制关系上的本质区别。马克思的这些分析,一方面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经济学抹杀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企图用商品生产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一方面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主义与商品生产直接等同,用商品关系的“平等、自由、所有权”来掩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不平等、不自由、不承认劳动的所有权的剥削制度,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应当避免上西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国家政要们的当。既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等同于一般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用以模糊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约定”,那我们就不应简单地认可它,而应当加以反对,揭露它的欺骗性,从理论上阐明二者的本质区别,这才是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对于该文所言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引进市场经济的口号下背离了社会主义、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说法,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这些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它们利用了市场经济,而是因为它们实行了资本主义私有化,改变了所有制关系,把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转变为了少数垄断寡头的私有财产。我们看问题应当抓住事物的本质方面而不要被一些现象所迷惑,我们反对的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有财产私有化,不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对市场经济的利用,反对市场经济一般的存在,我国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可以利用来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的。

【注释】

[1]吴敬琏:《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2]卫兴华:《对<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的商榷》,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