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就有了社会直接根据生产的自然规律、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进行资源配置的可能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同样需要借助于市场,因此,这就使得社会主义下的资源配置具有两重性,即资源配置在宏观经济领域和微观经济领域采取不同的配置方式:计划方式和市场方式。

微观经济方面,处于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众多企业,生产要素在它们之间的配置主要是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行的。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企业最贴近市场,对市场需求及其变动的信号反应最灵敏,在这个领域里,企业分散决策较之中央集中决策能够更好地符合社会的需要,从而使资源得以更有效地配置。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实质上就是使企业直接面向市场,为市场而生产,成为真正的法入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此,首要的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新制度。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首先是要转变政府职能,解决经济管理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的问题,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把政府职能从直接管理经济转到“规划、协调、监督、服务”上来,一定要把应该给予企业的自主权切实下放给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把应由市场调节的职能切实转给市场。从企业来说,转换经营机制不能只要求宏观经济环境改善,也应该眼睛向内,苦练内功,研究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内容和实施步骤,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有效形式,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然而,在现代高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是无法正常运行的。市场的积极主动性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应当清醒地看到,以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为基础的市场,既有主动性的一面,又有盲目性的一面;既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也有导致资源浪费的一面;既有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一面,又有反应迟钝、滞后的一面,特别是我国当前正处在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时期,如果只看到市场的作用,忽视国家宏观调控,实践已经表明其结果只能是旧经济体制的短处与市场经济的短处相结合,共同冲击经济的正常运行,某一些时期出现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乱集资等就是旧体制与市场体制弱点结合的产物。

国家的宏观调控不是过去高度集中的旧体制那种政府机构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而主要是以中央计划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运用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通过利率、税率、汇率以及价格和产业政策,来调节供求平衡、资金投向、社会分配、地区差别,通过加快经济工作法制化来规范、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和市场活动的秩序,要采取必要的手段解决那些主要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要求实行科学的行政管理。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这样,原来计划体制中一些调节方式就不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了,为了加强宏观调控,必须对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宏观经济方面主要是指影响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包括制定长远发展战略、长期规划和计划;影响全局的重大经济结构的建立和调整,生产力在各地区的合理布局,以及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专项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和直接组织投资。这些重大方面都是要由社会主义国家自觉地事先地加以计划并利用各种手段组织实施,以保证经济沿着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要求的方向发展。例如,根据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认识,在制定计划时必须使农业得到优先安排;能源、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必须使它们得到优先发展,等等。这些计划主要是通过国家安排重点建设项目投资和组织各方面资金加以贯彻的,在解决宏观领域的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优化方面,市场是难以发挥作用的。由于这些方面的决策及其实施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转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计划在宏观经济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具有主导和导向,为此,必须增大国家财政收入比重,必须建立国家政策性投资和融资体系,保证国家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有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保证重点建设的投入,支持“瓶颈”产业的发展。譬如当前在整顿金融秩序以后,银行特别突出了对国家计划安排的铁路、电力、煤炭重点项目和大中型建设项目给予支持,没有这些强有力的具体措施,国家计划会落空,也谈不到计划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

中央计划和政府机构所以能够发挥主导的、导向的作用,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政府机构所处的位置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机构能够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出发考虑资源的合理配置;另外,由于中央政府机构所处的位置,使它能够从全社会的根本利益着眼,具有全局的长远的观点,从而做出正确的宏观决策,当前主要应当抓什么,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发展。譬如,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当前应当抓住深化改革,包括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设上应当限制一般加工工业的重复建设,压缩搞开发区、炒房地产等项目所占用的资金、土地,把力量集中到关系全局发展后劲的交通、能源、重要原材料、农业的重点建设上来,等等。只有站在国家和整体的高度才能够理解这些决策,从而正确处理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当前一些地方、部门对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措施不理解,有的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从反面说明加强中央计划导向的必要性。

关于中央计划的主导作用,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也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来。二次大战后,许多国家都加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展最快的日本、韩国等都是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例如日本,一方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通过自下而上的“禀议制度”、官民合一的审议制度,制定国家中长期计划、法规和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实行强有力的导向。这种体制是保证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协调增长的重要原因,我们应予重视和借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两个方面:宏观方面的计划集中决策与微观方面的市场的分散自发活动是怎样的关系呢?国民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计划与市场不可能是你管一块我管一块的简单的板块式机械结合,二者必然是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有机结合,问题在于宏观计划如何达到微观领域,微观的自发活动如何达到宏观,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统一的国民经济有序地高效地发展。(www.daowen.com)

计划与市场,归根结底都是要满足种种社会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资源配置方式,二者不具有根本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是多层次多形式的。前面我们谈到,计划的制定不是依据市场规律,不受市场价格的驱动和支配,但计划中重点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总是要依靠企业来完成的。例如,中央计划出于对生产发展自然规律的认识和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更好结合的考虑,决定集中一定资金建设一批重点项目,诸如铁路干线、大型能源基地的建设、重要原材料基地的建设,等等,这些计划不是根据市场价格高低做出的,但这些投资所必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都是要由市场购进和由企业支配、使用的,建设进程也都是由企业执行的。这就是说,重点建设项目的决策是计划,而且是必须执行的计划,但它的实施都离不开企业和市场,施工单位可以是通过招标、投标这些市场方法确定,施工单位要通过市场购买行为来获取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等等,这样,中央计划就把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活动通过市场纳入自己的轨道,使它们直接为实现中央计划服务。这是计划与市场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

计划对市场的影响,还包括通过政府机构根据自己掌握的综合信息和所作出的预测分析,并与国家扶持产业的优惠政策一起,定期向全社会发布公告,给企业提供较完善和及时的信息,包括发布宏观经济走势、市场运行和计划工作的信息,介绍重要产业行业发展态势,介绍全社会投资活动和重要建设项目信息、一些短线产品的现有生产能力、国内外市场容量,等等,从而引导投资流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中央计划预定的领域。

在一些高新技术的新兴产业的创立过程中,打破地方和部门的局限、做好全行业的发展规划、发挥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指导作用是资源有效合理配置的重要方面,我国家电工业的发展历程显示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电工业获得了迅猛发展,仅用了10年时间就形成了西方国家三四十年才达到的规模。但是也有着值得吸取的教训,例如彩电,由于地区、企业受到市场规律的驱动,盲目引进装配生产线,到1988年全国引进了125条,形成了约1800万台的巨大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市场容量,但由于投资分散,各家都形不成规模经济,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再如汽车、化工等许多行业也一次次重复着这条曲折的道路。为了避免再次重复这种失误,国家在录像机行业发展上采取了新的投资方式,即由政府机构牵头变分散投资为集中投资,变分别引进为联合引进,发挥计划管理的功能,集中全国力量并采用股份制的形式,组建跨省市大型产业集团。与此相配套,国家还选择了近40家录像机配套企业,生产集成电路、荧光显示屏以及元器件等。在这种新的投资方式中,既有计划的主导作用和政府机构的组织作用,又发挥了市场作为制定计划依据和调节生产的作用,避免了过去分散投资和完全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所带来的浪费,使资源得到了合理的、有效的配置。

以上分析表明,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必须包括这样三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宏观经济的中央计划的主导性作用、微观经济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只要把这三者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能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调节手段的长处结合起来,使它运转得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好。

【注释】

[1]《(资本论)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82页。

[2]《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3]艾伦·布坎南:《伦理、效率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