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经济主体包括两个方面:国家和企业。这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和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这样两重形式所决定的。

国家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代表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它主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方面做出重大决策并组织实施。例如,制定长远发展战略、规定重大结构、决定重点建设项目并进行直接投资等,这使它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主体之一。

现在的问题是,代表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是否具有推动经济高效率发展的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动力又是借助于何种机制传导给企业的?有一种意见认为,全民所有制(国有制)由于生产者、经营者没有财产利益联系,是缺乏动力的,因而必然是低效率的。这些问题是应当给予科学回答的。按照上述意见,只有与财产利益有直接联系的生产经营者才具有动力和高效率,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资本主义推进效率提高的实际进程。

当生产力还停留在手工工具水平、市场还相对狭小的时期,个人劳动与生产工具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直接结合,曾是生产发展的适当形式,也是提高效率的必要的社会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的急剧扩大,这种直接结合的所有制形式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了。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资产阶级是通过无情地彻底地破坏这种直接结合,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使劳动和所有权分离,使商品生产所有权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权,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导致了资本的大规模集中,这是通过大资本吞并小资本,使大批直接经营自己财产的资本家与其财产所有权分离,以实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后来又发生了大垄断资本进一步吞并和兼并,最后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股份公司形式日益普遍化,这一进程使得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也日益发展和普遍化,不仅生产者与财产相分离,而且经营者包括董事会、经理等,也越来越成为单纯的经营者,而与财产相分离,他们收入的来源不是财产而是资本家支付的佣金,其经济利益与财产占有已没有直接联系。

这一实际历史进程表明,就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来说,所有权与生产者或经营者在狭小生产规模基础上的直接结合,同当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力的要求是相违背的。适应生产规模的日益增大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占有必然日趋社会化,直至由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只有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包括高科技,从私有制那种生产者、经营者与财产所有者直接结合的狭隘的框框里解放出来,它才能获得更充分、更自由的发展余地,从而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或效率。

因此,在考察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否具有动力或效率时,我们不能采取非历史的态度,认为只有使生产者和经营者直接成为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并直接从财产占有获得相应物质利益,经济运行才具有动力和效率,更不能把那种在特殊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动力和效率一般化、永恒化。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一般物质利益和财产关系,它们都是具体的,有不同的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就存在不同的动力体系,究竟哪一种财产关系具有更大的动力能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用一般的财产利益是说明不了的。根本问题在于该种所有制形式是否适合当时生产力性质。生产力性质决定所有制关系,所有制形式决定特有的利益关系类型和动力,决定该社会根本的激励机制,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也应当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当一种所有制形式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由这种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利益关系也就当然地成为激励提高效率的根本动力。

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在这一新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物质利益和新的动力,这就是满足人本身及其发展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生产直接目的和动力(以下简称为社会需要目标)。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利润,满足社会需要只是获取最大利润的手段。社会主义当然也关心利润的增长,但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利润,而是社会需要的满足,利润是促进财富增长更好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要的手段。

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的这种新的动力在现阶段是如何实现的呢?(www.daowen.com)

在社会主义阶段,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具有双重性,除了国家作为全社会代表占有和支配属于全民的生产资料外,还存在作为生产基本单位的企业。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单位,具有经营自主权。这种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双重性决定了生产根本动力的实现机制上也具有双重性。作为社会需要目标的根本动力,当然只能由代表全社会的机构具体体现,这个机构今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国家就成为公有制产生的新的经济利益和动力的承担者,成为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人格化”,从根本上说(这里是从根本性质上说的,暂时撇开具体管理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活动,除了实现社会需要目标外,没有其他的目的。国家是怎样把这一目标传导给各个生产部门和企业呢?这就是通过计划手段,具体体现在国家根据社会需要制定发展战略目标,推动高技术和生产的高速、协调发展,以尽快增加财富的总量,使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党和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提出“三步骤”的发展战略,确定发展速度,安排重大比例关系,是国家动力作用的体现,它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大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大量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国家以及它所制定的宏观规划和计划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公有制条件下计划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它的首要功能就是动力的传导。对各个生产部门来说(不是对一个个独立的企业来说),计划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促使生产部门实现社会需要目标。看不到或轻视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和作为动力传导机制的计划的重大作用,是一种片面性,这种片面认识成为看不到公有制所特有的新的动力和优越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公有制生产动力实现机制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作为生产基本单位的企业。企业既然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它是为市场而生产,这就是市场导向的生产。推动企业走向市场,就是促使企业根据产品的价格和盈利程度来了解市场需求并据此做出生产经营决策。盈利水平就形成另一种生产动力,这叫作企业运行目标。社会主义企业毕竟与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制企业有区别,它也需要考虑社会目标,并为其实现服务。但它们不可能自发地把社会需要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一是因为它是一个个分散的独立经营单位,不可能完全了解自身从事的经营活动在满足社会需要目标中的确切地位、作用及其变化;二是它有自身追求的特殊经济利益,它的利益是与企业利润直接相联系的,不可能总是在企业和个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为社会需要目标服务。因此市场需求,即产品的价格和盈利水平必然成为企业决策的导向机制。这种经济也因此叫作市场经济。

企业运行目标与社会需要目标之间会存在矛盾,但二者并不必然是截然对立的。企业为市场生产,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和盈利,而不是需要;但是价值必须以使用价值为物质承担者,因此它也必须关心实际需要状况,也必须尽力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以获得更多的盈利和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外部强制力量会迫使企业去这样做。从这些方面看,市场的盈利目标与计划的社会需要目标在实际运行中又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在国家计划的引导和调控下,市场经济可以成为实现社会需要目标的有力因素和重要手段。否定或轻视市场经济的作用,认为它必然与计划目标相对立,同样是一种片面性。

改革实践证明,企业直接面向市场从事生产比传统计划体制下根据政府机构意志进行生产能更好地符合社会需要,特别是在对广大居民的消费需要方面,市场经济手段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能更好地满足这种需要。因为一个个分散经营的企业更接近市场,接近群众,对居民的偏好和日益丰富多样的需求及其变化,反应灵敏、及时,更能调动企业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的主动性、积极性,这是中央直接计划所根本做不到的,至少在目前还做不到。在这个意义上,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使企业直接面向市场,取消政府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是当前实现社会需要目标所必需的。正因为如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受到广大企业、职工和居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尽管市场经济体制的自发性也许带来诸多弊端,群众也会有意见,但总体上是满意的,因为企业活力增强了,生产发展了,市场繁荣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当然也应看到,企业运行目标与社会需要目标、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一些企业可能滋长单纯追求价值和利润而忽视满足人民实际需要的倾向,在我国市场尚未发育完善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就有可能不是靠降低成本,而是靠乱涨价或资源替代、靠资源浪费或其他不规范行为,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从价值形式上看,利润是增大了,但使用价值量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从全社会看,财富的绝对量并未增加,只是原有价值的再分配。企业(甚至包括地方当局)为了追求高利润,会盲目增加价高利大产品生产上的投资,而不顾该类产品生产已经过剩;即使社会提供了市场已经趋向饱和的信息,它们在高利润的诱引下也不会顾及,却抱着“等我渡过去之后,让暴风雨再来吧”的投机心理加速生产。1988年和1992年以来又再次显露出来的一般加工工业过热、空调和服装等生产线严重重复引进、汽车行业生产失控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克服其消极方面,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实现社会需要目标的重要积极力量。

有一些社会需要目标是不能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的,例如高技术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国家对教育文化部门的投资以及精神文明的建设等,在这些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行业和部门,市场难以发挥作用,这只能靠国家从长远利益出发制定必要的计划并组织实施来解决。

总之,为了实现社会需要目标,必须发挥计划在总体目标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也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企业日常生产方面的导向作用,并辅之以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只有把二者的长处很好地衔接起来,并注意调动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等各方面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产生的巨大动力才能更充分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