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从总体上已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认可,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变革过程,但是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分歧,有些还是重大的原则问题。譬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还是在西方经济学指导下采取的?这个问题需要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认识,这里最重要的是如何认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根据,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

最近以研究市场问题著名的吴敬琏教授在某大学讲演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一再强调西方经济学地位,他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运用它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后,从而“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由于热心读了P.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进行了现代经济学的补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逐步形成了对于市场经济和它的各个子系统运作原理的认识”,才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建议。他说,“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按传统的某种理论(指马克思主义)指引来进行,它的建立和建设是不可能的,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学的深切把握,没有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一些经济学家冲破‘左’的束缚,逐渐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开始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指导中国市场化改革”。这就是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是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指导下得出的。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下面我从理论方面和实证方面分析一下上述观点。

首先我们从理论方面加以分析。

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理论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方法、手段,不同社会经济制度都可以利用,它可以为它所处的社会制度服务。这一理论是在哪里产生和得到科学论证的呢?这是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论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一般商品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区别,并详尽阐明了资本主义怎样利用市场机制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其生产根本目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同等资本获得相同利润这一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马克思还一再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力图混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的理论错误及这种错误所要达到的狭隘的阶级目的。马克思说:“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流通等等,只是表面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1]这里所说的另一些过程就是指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尖锐地批判说:“还有些人错误地把这种表面关系,把这种质的形式化,把资本关系的假象看做是资本关系的本质本身,因而试图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以此为这种关系辩护并抹杀这种关系的特征。”^[2]

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一直坚持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经济。他们总把资本主义国家称作市场经济国家,而尽力避免直接使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名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完全是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目的的,用市场一般平等、自由交换关系掩盖占有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如果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把市场经济看作等同于资本主义,那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和观念。所以,把我们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说成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指导下产生的,是完全错误的。在西方无论新宏观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有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必须以私有制替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十分清楚,从理论上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截然对立的,互不相容的。

下面再从实证方面看看一些国家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经济改革的实际效果。

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前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可以的。它是发展中国家较早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但是由于外债的压力,被迫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实行改革,这些改革是在由美国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等教授培养的一些阿根廷“年轻经济学家”的支持下进行的,改革的核心就是市场自由化和大规模私有化。结果,改革十几年下来,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国家负债1300多亿美元,财政崩溃,社会分化,人民贫困,贫困率由1974年7.7%,到目前的30%,失业率超过了20%。1998年以来阿根廷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由世界富国之一沦为“资不抵债”的国家。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俄罗斯的改革。俄罗斯前十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的,美国一位经济学教授热若尔·罗兰就曾说:“这种改革的政策直接来源于(西方)基础教科书经济学。”一些“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他们认为搞市场化改革必须实行私有化,只有私有财产制才能带来最强的激励,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利润,所以改革一开始就要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只有这样可以摧毁旧国家机构,并尽快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

俄罗斯前十年在西方经济学指导下的改革效果是尽人皆知的了,改革前的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强,而在十年后却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由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在经济学界受到严重质疑,在实行改革遭受摧残的国家人们心目中则已陷于完全破产。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从理论方面和实证方面都证明,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与许多国家的经济改革遭到失败相反,我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令世人瞩目。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人反而重新捡起西方经济学这面旗子,以取代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是令人难以置信!

为了彻底弄清楚规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究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以避免一些人利用来搞乱人们的思想,误导改革方向,下面从正面阐述一下为什么说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定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在1979年11月的一次同外国客人的谈话中首次系统阐述的。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3]这段谈话一方面表明他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依据的,也表明了他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理论和他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思想,其理论前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在上引谈话中,他一开始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后来又多次谈到,在1992年又再次强调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这种观点是科学的,它的基本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一般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本质区别,阐明了二者反映着根本不同的两种所有制关系,一个是劳动者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一是劳动者丧失所有权,生产资本归资本家垄断占有,把这两种经济关系区别开,就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打下基础。

二、市场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特定经济制度,而是一种手段方法。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就是作为手段、方法被资本家利用来为生产剩余价值服务的。资产阶级正是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动力下,启动了市场经济内在的潜力,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期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一切世代全部生产力的总和。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从古典的到现代的都是如此,其目的,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企图用一般的商品交换的平等关系掩盖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

三、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相结合,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这一看法是前两点的延续,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5]他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6]在这方面,以往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年经验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就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发展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做出了“价值规律是教育经济管理干部的学校”这一有名的理论判断。毛泽东在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时也特别强调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重要意义,强调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不掌握它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都为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思想和实践材料。

四、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邓小平肯定了存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这一观点也是继承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思想。斯大林用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论证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这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斯大林深刻地分析说,商品经济替奴隶制服务过,替封建制度服务过,都没有导向资本主义。他说:“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www.daowen.com)

以上分析说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方面的思想在哪些看法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是,也应看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大大超越了以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创造性地发展了他们的看法。新的创意主要地表现在以下两点上:

邓小平用“市场经济”代替过去通常使用的商品经济概念。当然,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没有本质区别,词语可以通用,但在邓小平那里坚持用“市场经济”,却有着特殊的含义。

市场经济的含义是市场导向的经济,即经济活动不是由计划导向,而是由市场导向,也就是说,让价值规律通过竞争和价格波动的机制,自发地调节资源在多个不同生产领域间的分配。肯定这一点,就意味着对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强调过价值规律的伟大作用,但在他们那里,价值规律只被当作一种核算工具,而不允许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生产只能由计划来调节,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成功的。如果否定价值规律的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它本身,因为配置资源是价值规律的本质规定。遏制它的这一作用,其他作用,例如刺激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作用,都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也进行过经济体制改革,但价值规律却没有起到“教育经济管理干部学校”作用的原因,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在谈到发展市场经济时,一开始就强调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建立市场关系,在斯大林那里虽然强调商品生产的作用,但却把它限制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只有在这两种不同所有制之间才有真正的商品交换关系。邓小平断然突破了这一限制,如果国有企业被排除在市场交换之外,国民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就不进入市场交换,这也就谈不到市场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作用了。

从这两点来说,都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突破,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正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可能一下子为全社会的人所接受,“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使用长时间曾为许多人所怀疑。随着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化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效果证明,人们的认识逐步统一到这一思想上来,这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逐渐清晰起来。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邓小平正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并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必须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得出了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科学结论,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造。把社会主义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经济发展自己说成受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得出的结论,这是既没有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理论的实质,也是缺乏对这一理论发展历史的知识的表现。

我们否定把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我们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一错误观点,并不是反对借鉴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运行管理方法的某些主张。因为市场经济既然不等于资本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那么不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总有它们共同的地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积累了更多地利用市场方法发展经济的具体制度和措施,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其中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东西,例如与发挥市场作用相联系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企业管理制度,金融制度等制度创新,等等。应当注意的是对他们使用的反映这些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具体方法,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因为总的指导思想不同,在这些具体方法中都渗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例如,如果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那么就会把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就会像一些经济学者所强调的,认为非国有经济才为市场经济“提供坚实的基础”,这就导致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必须竭力缩小国有经济比重,削弱它的地位;导致不能正确理解我们利用股份制这种方法的真意,不是把实行股份制看作是利用来增强国有经济的实力和控制力、影响力的一种方法,而是看作缩小国有经济力量和作用的措施;导致错误理解国有经济在布局和结构上的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的方针,党的这一方针的本意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有人却错误地把这一措施解释为实行“国退民进”的机遇,是为了削弱和甩掉国有经济这个包袱,在行动上实行一卖了之。这一切都表明,彻底搞清楚以什么样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关系改革成败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含糊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生产力上,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无可置疑地证明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的正确,但当前这个体制还是不完善的。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这个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决定》中首先强调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把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首要任务提出是因为它的完善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和迷信它的一些人那里,只有“市场经济”而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在现实中没有独立存在的“市场经济”,它只能是作为手段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服务,是社会制度选择市场,而不能是市场选择社会制度,必须防止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态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