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根本不能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呢?这不能绝对化。在我们明确了商品关系只是社会主义本质关系的表层现象的前提下,为了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时,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的。正如明确了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前提下,为了方便可以把价值和交换价值互相通用一样。但是,如果把交换价值看作是事物的本质,那就必须明确地加以反对。同样,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说法也应一样对待。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关系(全民内部)是被当作一种经济运作机制被利用来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下面就谈谈调节机制的问题。近几年来,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是在这个层次上进行的。

如果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最深刻的本质关系,自然就会认为应该以计划调节为主。计划调节,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是公有制实现自己的必然形式,问题只在于客观条件允许哪些方面必须有计划地安排,哪些现在还不可能,只能创造条件逐步去做到。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所以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我认为首先是由于对我国经济发展全过程的经验教训全面总结不够。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针对过去旧体制的弊端,特别强调利用市场机制的重要性,这是完全必要的;近几年由于在强调放活微观的同时,放松了宏观的管理和控制,又发生了资金分散、投资失控和方向混乱的现象,这使人们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提出放活微观是改革,加强和完善宏观管理也是改革,微观放活的程度应当与宏观控制的程度相适应,否则就会一放就乱,这一点现在大家的认识基本上一致了。

其次是由于没有区别开影响全局的战略性比例和适应市场需求的日常生产中的具体比例。前者包括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平衡、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积累中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的比例,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与一般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等;后者包括再生产过程中日常生产的具体比例,例如一般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消费品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比例等。(www.daowen.com)

这两种比例中,前者显然属于基础性的影响全局的比例,可是这些比例在当前社会化大生产已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有些已不是市场机制可以调节的,如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有的根本不属于市场调节的范围,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这个比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通过有计划地安排来调节;至于像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与一般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虽然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来实现,但那样就等于重新走一遍资本主义走过的老路,经过漫长的首先从轻工业开始进行建设的路子,在当前的形势下,这样的时间我们是花不起的。计划调节则使我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把资金集中到最必要的重点建设上去,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地高效益、高速度地发展。

关于这一点,“六·五”计划的执行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说明。“六·五”期间,由于国家财力过快削弱,资金过于分散,投资主体多元化,结果使我们原来安排的加强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的发展计划没有实现,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比例中,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工业不仅没有按计划规定的那样增大,反而缩减了,结果使我们本来就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状况进一步恶化,这就必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益。由于缺电、物资压站、压港和原材料缺乏,工厂设备闲置状况更加严重,每年为此损失工业产值数百亿元。

由于计划规定的重点建设缺少资金,影响了投资效益,1981年,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交付使用率为86.6%,1984年下降到71.8%,1985年进一步下降到70%;同时,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大大膨胀,造成不少盲目建设,重复建设,这一切都使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进一步降低了。宏观比例失调,微观效益也难以提高,这不仅表现在没有完成“六·五”计划规定的降低产品成本的任务,反而成本中的物耗比重不断增加,产品质量连年下降,不易扭转。

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基础性的、战略性的比例只能实行计划调节,只有在客观上大的比例关系基本协调的前提下,放活微观,增强企业活力,才不会一放就乱;否则,不要宏观管理的“活”,不仅达不到提高效益的目标,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因为现实会迫使国家不得不把一些本来可以放给企业的权力收回来,防止经济生活的进一步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