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服务业的生产率与商品生产部门相比增长十分缓慢。而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却仍在不断提高，社会服务化程度在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对现有生产率的计量方法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在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中用旧有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来计量服务业的生产率有失偏颇。据诺耶尔和斯坦贝克估计，与服务业有关的占GDP2/3的一系列生产率测算严重扭曲，大部分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服务经济学家吉尔里尼认为，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以产品的实物性和交换性作为判断价值的基础，而服务经济则以产品的功能或实际效用作为价值的标准。在服务社会服务不再是第二位的，而是真实生产要素，和实物生产一样在国民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传统的生产率指在给定的时间内生产要素生产实物产品数量的能力，它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的结果，是以工业生产为中心而形成的计量方法。由于实物产品的实物特性，这种计量方法对实物产品自然毫无困难。而服务产品所注重的是服务功能，用传统方法计量常常导出错误结论。譬如，对公共管理部门而言，假如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功能并未提高，同时又对其工作人员工资提高一倍，如以传统生产率计量，该部门的服务产出增长一倍（相当于名义GNP提高），由于人员未变，即意味着生产率提高一倍。但从服务功能角度分析，其产出并未增加（相当于实际GNP未变），即生产率未变。在这里实际上没有考虑对服务的实际功能（或称质量）进行计量并将之与传统的计量方法相结合。他指出，服务生产率的计量问题关键在如何定义服务产品，以及如何定义服务的产出。他认为，社会福利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货币化价值，另一部分是非货币化价值。应该找到一种指标，将两种价值都体现出来，从而真正揭示社会福利的增减。他认为，GNP是增加值的总和，是一种成本指标，不能代表社会福利水平。相应地，在服务经济时代，生产率的计量应采用综合指标，而不仅仅是增加值计量方法。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服务业的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关系。克拉克曾做过一个估计，认为人均第三次产业收入（国民收入）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在没有严格地对第三次产业进行分类的情况下，人均GNP增长与第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假定缺乏证据。A·萨维观察到在1906—1926年间第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基本遵循“克拉克定律”，而在1926—1948年间，尽管人均产值停滞甚至下降，第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却继续上升。这与一般规律相矛盾的现象，萨维解释只是暂时现象，克拉克定律暗示了在整体经济发展与第三次产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个均衡点。法拉斯第认为第三次产业发展应与技术进步相协调。尽管第三次产业最终将成为主要经济部门，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这个调整有一定的动态均衡条件。萨维则认为，在适当的水平上，第三次产业是间接意义上的“生产性”的；而一旦超出这个适当水平，超出部分就是非生产性的。后来的“新工业化理论”将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归因于经济的过度服务化，也反映了对服务业发展必须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合理比例的看法。(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