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至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富裕程度极大提高，第三次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日益显著。在此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出现了所谓“消费社会”“丰裕社会”“后工业社会”“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等思潮，试图从理论上分析战后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思想。贝尔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从经济学角度奠定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基础。根据贝尔的理论，“后工业社会”有四大特征：1.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服务化的社会；2.知识、科学技术是社会的主要推动力量；3.技术阶层和专家阶层占据了社会的显要地位；4.价值体系与社会管理方式发生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贝尔已经观察到在工业化社会，与工业紧密相关的服务业就已经有了较大增长，因此他强调他所谓的服务化社会是指医疗、教育、研究、政府管理等“纯服务部门”的增长。他提出：如果说工业社会是用商品的数量衡量生活水平的话，后工业社会则以服务和舒适衡量生活的质量。1973—1975年西方世界爆发了较严重的经济危机。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增长开始迟缓，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所谓“服务危机”中寻找经济停滞的原因，并重新强调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指出服务业的低效率阻碍了经济的进步，并要求对服务业本身实行产业化，以提高它们的生产率，这就是“新工业化社会”理论。“新工业化”理论内部有两个派别，一个是“自我服务的新工业化理论”，另一个则是“新工业社会理论”“自我服务的新工业化理论”代表人物为格沙尼。格沙尼的主要观点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向不是服务社会，而是自我服务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更多的工业品将走进家庭并“替代”服务。他认为，尽管对服务的需要增长了，但这些需要并不必然地以向服务部门购买服务方式“外在地”满足。相反，它将以在家庭中“自己动手”的方式，通过个人劳动以及借助于现代家庭设备获得满足。其结果是工业品的需求增长，而不是服务需求（从外界服务部门获得的）的增长。60、70年代三次产业部门中就业增长最快是教育、医疗、公共管理等所谓“公共服务”部门，这一事实是“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主要论据之一。格沙尼认为这些部门将经历“产业化”时期并转化为“自我服务”，这一转变有赖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例如，他设想一种“开放式大学”，其基础是电化教育，个人可以在家中接受大部分的指导，这种教育还可以通过制作录像带等方式进行产业化，达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目的，其他服务部门如娱乐、交通、通讯、医疗等亦可循同一途径“产业化”，这一产业化过程会带来新兴的“商品”，他把这一过程理解为一次新的“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将引起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西方经济亦可藉此得以复苏。因而，他认为，商品生产仍将超过服务“生产”，个人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就业将下降。

一些经济学家虽然不同意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但也不同意格沙尼的观点。他们采取一种折中观点，认为服务业的增长是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结构变动的结果，工业才是服务业扩张的基础。他们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生产变得“服务密集”，其特点是，产品越来越精巧和分化，生产高度组织化。服务需求的增长主要起因于对中介性服务业和补充性服务业增长的需要。所谓中介性服务业和补充性服务业包括：（l）直接为企业提供的服务；（2）商品的分配、贸易及金融服务；（3）与新生产结构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形成所需的教育等服务；（4）整个生产体系进行协调所需的服务。这四点构成“新服务经济学”的核心。在他们的理论中服务实际上是依附于生产的，它们仅起“中介”或“补充”作用，换句话说，强调的是工业生产的中心地位。(www.daowen.com)

7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危机的深化，主张“新工业化理论”的不同经济学家基本达成一个共识，认为与工业生产能力相比服务业扩张过度。由于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它变为一种障碍，阻碍着整体生产率的恢复与提高，因此，服务业的产业化便成为新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发展的前提条件。早期论者曾认为，服务业是吸收劳动力的优选产业，它不会对生产的增长和利润产生影响。在全面地估价服务业增长对经济的影响之后，这一观点已遭到摒弃。经济学家阿特利提出“组织成本”的概念。他指出，第三次产业成本扩大损害了投资回报，进而引发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斯托法斯认为美国经济危机与过分扩张的第三次产业的生产率停滞有直接关系。他认为美国经济越来越多地将资源用于行为调节和解决内部冲突上，因此，要摆脱危机，首先必须解决信息产业（最广泛意义上，即服务业）的低效率和生产率过低的问题。“新工业化理论”重视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对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他们甚至把服务业看作一种新的工业。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工业（产业）与服务业是相互渗透的，既有“产业的服务化”也有“服务的产业化”，第二次产业与第三次产业的界线难以划定，各种经济行为既有产业的特点也有服务的特点，区别不过在于各自侧重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