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费雪、克拉克还是库兹涅兹，基本都得出这样一个统计结论：第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克拉克用消费需求及需求结构变动理论解释就业移动，其理论基础是恩格尔的需求饱和理论，即恩格尔定律。他对服务行业的生产率增长进行了经验分析，结论是在工业与第三次产业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差距。“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倡导者贝尔遵循克拉克等人的思路并做了极大发展。其“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劳动人口的大部分从事第三次产业。这一特征对“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文化价值和结构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贝尔认为就业结构的这一变化是内生的。他认为主要经济部门间生产率变动存在结构性差异，这个差异导致就业人口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的转移，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需求增加，第三次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可以看到仅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无法解释就业结构的系统变动。因此，他引入了需求的作用。他认为，第三次产业就业的快速增长是需求变化和生产率增长率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结构学派经济学家鲍莫尔则从“服务成本”角度考察服务业的增长。他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建立了一个所谓“成本病”模型。在该模型中，鲍莫尔将经济活动划分为两个部门：技术意义上的“进步部门”和“非进步部门”。在进步部门中，创新、资本积累和规模经济效益使其人均产出加速增长。非进步部门的基本特征在于：生产过程也就是最终产品完成过程，生产几乎不能给资本和技术的运用留下什么空间，亦即不能给生产率的提高留下余地。前者包括商品的工业化生产部门，后者主要以服务业为代表。其分析过程是：商品生产部门由于资本和技术不断运用引起实际工资的提高，而这一提高“拉动”了服务部门实际工资的增长。相对而言，服务业成本增加。因此，这个二部门非平衡增长宏观经济模型的第一个理论结果是：“非进步部门”产出的相对价格提高了。如果假定“非进步部门”（服务业）的产品需求对价格具有刚性并且随一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上述结果必然导致劳动力由“进步部门”向“非进步部门”的转移，后者甚至可以吸收全部就业人口。其结果，一般生产率增长将下降（根据该模型，在二部门产出比例不变的条件下，当时间无限延长时，全部劳动力将完全进入“非进步部门”，而实际产出增长率将绝对下降）。70年代，伴随劳动力大量向第三次产业的转移，大部分发达国家增长率放慢似乎验证了这点。经济学家福克斯在其著作《服务经济》中认为，1930—1960年间，就业人口向服务业的转移并不是缘于商品与服务收入弹性的不同（即需求的不同），而是由于人均产出（生产率）的不同。这些不同依赖于技术、劳动力素质、资本密集程度等因素。在此，福克斯事实上把服务与工业、农业一样看作是在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部门，它的发展是生产率进步的结果。(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