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罗斯托是非均衡经济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根据经济史的一些事实，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的理论。他认为：根据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任何社会都可以归入下面五种情况之一：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后来，他又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后面加上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罗斯托所说的“传统社会”，是指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处于原始状态，人们的生产完全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的扩张主要靠人口和土地的增长，人们的生产活动集中于农业部门。“起飞准备阶段”是一个转型期，即由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的过渡时期。这个阶段是一个激烈的动荡期，社会观念、文化价值和制度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上逐步表现出社会商业化的趋势，比如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商业化的经济活动、对交通和通讯投资等。如果某一国家传统社会的制度刚性很强，转型就可能不完全，因而就有可能形成二元经济格局。“起飞阶段”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阶段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稳定时期，新的价值结构已经建立并成为主流；在产业结构上，主要表现为现代部门的增长，传统产业如农业实现了产业化，成为现代农业，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起飞成功的关键。“成熟阶段”是一个更长的发展阶段，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以达到高度物质文明，可以说是“纯技术阶段”，即这一阶段基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是稳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主导产业的变化上。到了“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大部分人的基本衣食住行完全得到满足，人口高度城市化，就业劳动力高度“白领化”，物质财富高度发达，资源分配出现社会福利化的配置方式。

罗斯托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阶段就是“起飞”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困难的也是“起飞”，一个国家一旦超越了传统社会起飞，经济就可以持续地增长了。“起飞准备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占劳动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交通、贸易和现代服务业转移。其中农业剩余由奢侈性的消费转移到对工业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最为关键。他还特别强调了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在“起飞阶段”的重要性，他把农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其中尤其是交通的革命性生产率变革看作是起飞的条件。

（二）贝尔的三阶段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了以“后工业社会”理论为核心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理论。贝尔的分析方法是在分析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分析社会和文化结构，认为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结构和文化现象。为此，他首先详细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他认为后工业社会有四个特征：第一，后工业社会是服务社会；第二，知识、科学和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第三，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具有突出的重要性；第四，价值体系和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他还具体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工业社会。这种社会是在传统制度下构造起来的农业社会；人类主要与自然进行斗争，生产率低，生产主要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大家庭。贝尔注意到，“前工业化社会，……由于生产率低和大量人口，存在较高比例的就业不足，这些不足的就业人口通常分布在农业和家庭服务业部门。因此有较高的服务业成分，主要为个人服务和家庭服务”。贝尔引用了几个统计数据论证了这一观点：“1851年不列颠的人口普查显示，英国是一个以农业和家庭服务为最重要职业的国家”“1850年美国就业人数为770万。其中农业490万，制造和建筑业120万，家庭服务近100万”。(www.daowen.com)

第二阶段：工业社会。贝尔称工业社会也就是商品生产社会。这是一个由机器统治的社会，是一个技术化或工具理性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人、物质和市场被组织起来仅为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人类与“装配的自然”斗争。

第三阶段：后工业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服务，因而是“人与人之间斗争”的社会。财富的来源不再是体力、能源，而是信息。

贝尔列出了与上述发展阶段相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1）前工业化社会：人均收入$　50—$　200；（2）早期工业化：人均收入$　200—$　600；（3）工业化：人均收入$　600—$　1500；（4）发达工业化：人均收入$　1500—$　4000；（5）后工业社会：人均收入$　4000—$　20000。

贝尔发现，在他上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这就有必要将他所强调的“后工业社会”中的服务业与在此之前发展的服务业加以区分，以突出“后工业社会”作为“服务社会”的独特性。为此，他将服务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强调了服务业本身的发展问题。他认为，在上述的农业社会，生产率低，剩余劳动多而素质差，因而服务业主要为个人服务和家庭服务；在工业社会则是以与商品生产有关的服务业如商业为主；在后工业社会则是以知识型服务和公共服务为主。不仅如此，贝尔认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移的过程中服务业经历了三个转变：“‘服务’这个词包含了不同的事物，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存在不同的阶段。第一，在工业发展阶段，由于商品移动的需要和对能源提高的要求，交通和公共设施作为其辅助服务必然扩展，并且存在非制造业但是仍是蓝领工人（服务业中的蓝领）的增长。第二，由于大规模的商品消费和人口增长，在流通、金融、房地产和保险等领域传统白领就业将上升。第三，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就像恩格尔定理所显示的，人们发现用于食物的钱将减少，其边际的增加首先用于耐用品（衣服、住户、汽车），然后用于奢侈品，休闲之类。因此，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和需求、口味的变化，第三部门，即个人服务开始增长：旅馆、酒店、自动服务、旅游、娱乐、休闲、运动。”这样，服务业的发展历程大体为：个人服务和家庭服务→交通通讯及公共设施→商业、金融和保险业→休闲性服务业和“集体服务业”。

贝尔的分析至少证明两点，其一，服务业作为一个产业整体，在经济发展的三个时期实际都在发展，它不像工业那样只在一个时期有显著增长；其二，服务业在不同时期适应不同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不同的内部变化和发展。有学者不同意完全用需求因素（尤其是最终需求）来解释不同时期服务业内部部门的不同增长。例如，工业化时期交通、商业等流通部门的高速发展显然不是最终需求带动的，而是中间需求带动。这种情形是否如贝尔预言的那样在“后工业社会”有所变化呢？实际上，技术因素（或供给因素）反过来对需求的影响很大。举例来说，为什么旅游能够成为工业化后期人们的一种重要消费方式呢？原因可能不只是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可能主要原因是旅游的成本大幅下降了。而旅游成本的下降与工业化水平息息相关，所以表面看来在工业化后期对服务的需求增加是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实质可能是工业化后期工业的进步大大降低了人们各种消费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