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民族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相对低下，引领合作组织发展的能人成长环境有待改善。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指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一年，GDP就增加9%，即受三年教育与不受三年教育相比较能使GDP提高27%。^[4]然而，长期以来，受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等条件限制，我国民族地区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水平落后，对科技与经济的认识和运用能力比较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中间能涌现出既懂农业技术，又懂市场经营的乡村能人来组织开展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表6-3反映的是我国最近一次文盲统计情况，数据表明，我国民族八省区中，五大地区即宁夏、云南、贵州、青海和西藏的文盲率远远超出其他省份，其中，贵州、青海和西藏的文盲率甚至达到两位数比例。中国发展门户网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学文化程度占14.8%，大部分人的教育水平停留在初中文化程度，比例高达60.3%，高中文化程度占16.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6.7%。^[5]另外，数据追踪显示，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明显高出本地农民工，也就是说，有高中学历的农民，更倾向于去外地务工而不是留守本乡，由此导致“空心村”的频繁出现。不仅如此，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只有3.27%的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这一数据滞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约20年，其中，城镇劳动人口为4.79%，农民更是低至1.51%。^[6]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认识并使用科学的能力更为不足，这种文盲率偏高、科学素养偏低的“一高一低”格局对民族地区农村培育乡村能人构成障碍。

表6-3　2015年我国各地区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数（人口抽样调查）（人）

续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在民族地区实地调研中，研究者也发现，农民一方面对专业合作组织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总寄希望于他人出面组织领导；地方官员也表示，很难动员几个当地农民干点大事，更多人在“智猪博弈”中选择了等待。更需要指出的是，从高等院校机构数量的分布和在校大学生数量的分布来看，民族地区都与非民族地区有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在肯定乡村能人对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积极性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相对于非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除了面对更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同样面对更为恶劣的人文环境。调查中，研究者曾对民族地区52个合作组织负责人的学历进行了调查，图6-3的分布结果也证明了负责人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事实。

图6-3　调查区域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的学历分布（N=52）

表6-4　访谈调查的关键语句示例（3）(www.daowen.com)

不仅如此，即使有这些乡村能人，其社会资本普遍比较薄弱，对合作组织发展绩效构成制约。从社会资本视角来看，制度完善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使乡村社会的组织性和群体性增强，在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的同时也帮助农民建立起互惠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能人是组织对外联络的代言人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关键节点，其个人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体现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专业合作组织领导人或核心成员，能人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知识、技术和资金等有助于推动组织发展，其个人社会交往网络和在组织内外的非制度权力也能有效提高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使组织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民族地区乡村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仍然主要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以每个成员自我为中心建立，很难有较显著的规模突破和节点突破。从研究者的调查结果来看，民族地区52个合作组织负责人中，身份为“企业负责人”的仅为8人，占比15.4%；更多的身份表现为“村干部”“农技人员”“种植大户”等（具体见表5-4）。这同时表明，当前民族地区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尚缺乏龙头企业带动，负责人也以当地村民为主。其直接结果是，能人的社会交往网络比较封闭，并间接影响了其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经营能力和决策质量，最终给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带来局限性。

第二，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环境给能人带来较多外在压力。

一方面，由于农户的小农意识强烈，给乡村能人的领办、创办工作增添了很多人为障碍。实际运行中，合作组织负责人作为农业产业化项目的承接者和个体农户的组织者，在如何处理农户个人、合作组织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三者之间的关系上，面临着诸多困难。虽然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强调农民的自发性和自主性，但在我国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农民长期受小农思想影响缺乏合作意识，有各种不良思想，给能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构成障碍。

表6-5　访谈调查的关键语句示例（4）

从表6-5的语句实录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下、小农意识强烈，不仅制约了能人的成长，而且现实中也给能人发挥作用构成了障碍。如果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或频繁出现，最终也会导致能人的积极性下降。

不仅如此，关于合作组织民主不充分的言论也给能人带来困境。从性质上看，农村合作组织是一种农民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国际上从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开始，就强调这种社会组织“民办、民管和民受益”的合作原则；在我国，“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出的重要声音。但是，这种制度设计在确保农户民主权益的同时，让能人们的个人能力和意愿受到压抑。保护农户民主权益是专业合作组织实现权利扶贫的基础，但实践中，在重大问题如盈余分配、人事决策等问题上，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民主管理原则和程序仅在少数合作组织中得以实现，大多数则由负责人即乡村能人进行个体决策和管理，成员的意见很难被采纳。例如，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回答“对公共事务的表决，您所在的合作组织采取的是哪一种表决投票方式”这一问题时，回答“一股一票”的样本占比50.5%，回答“一人一票”的样本占比44.1%；在对农户开展的对专业合作组织减贫效果满意度调查中，显然农户对合作组织在权利贫困维度的减贫满意度均值更高，根据研究设计思路，这也意味着其满意度更低（具体见表5-7）。虽然在学术界，关于是不是非要“一人一票”的争论一直存在，也有学者提出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但这种现象的确成为合作组织负责人遭遇诟病的重要原因，给其带来不小的压力。

另一方面，在处理协调和政府的关系上，合作组织也往往面临困境。

表6-6　访谈调查的关键语句示例（5）

表6-6是本研究在合作组织负责人调查中所获悉的关键语句。其实类似的表达很多，涉及各项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当前基层政府职能不明，某些地方政府为体现行政绩效，往往凭借手中的经济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牵头发展专业合作组织，由此扮演着制度的供给主体和制度的享用主体双重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容易滥用行政力量对合作经济“过度推动”，能人效用空间更为有限，能人在带领合作组织发展中也失去了最后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