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组2016年在云南普洱市调查发现，农民对合作经营表现出良好的预期，91.3%的农民表示自己“希望”或“非常希望”加入合作社或农业专业协会，其中“非常希望”的占41.7%，“希望”的占49.6%；在回答“你是否愿意加入各类农民组织”时，答案为“愿意”和“非常愿意”的比例分别是38.1%和27.8%，共计65.9%；而在另一项非民族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6.7%的农民表示“愿意”加入专业合作组织，虽然他们大部分认为自己“需要”（占比为46.3%）或“非常需要”（占比为37.6%）专门的社会化服务。可以发现，相对于非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农户对农业产业合作具有更强烈的合作期望，因为农民更需要通过合作来共同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卖难买难”问题，更需要借助合作组织力量共同降低生产成本和农业经营风险。但是，实践中，虽然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近年来增长迅速，但其对农户的覆盖率仍然偏低，对困难农户的瞄准性更差。

以广西为例，2012年初的统计数据表明，域内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9889家，登记在册成员总数为10.16万人，只占农业人口4229万人中的0.24%，这一覆盖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后，虽然其合作组织增速明显，但是这一相对劣势仍未扭转。不仅如此，即使在广西内部，其东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也表现出梯度格局和不均衡性。合作组织较为密集地分布于东部平原和沿海地带，发挥的作用也相对较大，与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迅速发展相互促进；相反地，由于其西部以及西北部以山区居多，地形地貌不利于大规模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运输，因此农业生产仍主要以农户为单位独立进行，成立的专业合作组织相对较少，发展状况也相对较差。这一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思考，因为从减贫的视角出发，这意味着更需要专业合作组织发挥减贫效应的民族地区却反而发展滞缓。特别是虽然当前民族地区农户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持认可态度，整体上也希望有合作组织来引导其农业生产和经营，但在现实中影响其能否参与某一合作组织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最终的参与率也不高，即民族地区农户参与合作组织的强烈意愿与其相对低下的参与率形成对比，本研究将这一矛盾归纳为“农户困境”。这种困境的存在显然成为影响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挥减贫效应的关键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厘清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户困境的基本原因，为下一步突破困境寻找相应途径。(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