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还有其更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也是当前多元贫困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多元扶贫效益的具体体现，并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比例较低，而合作组织有效促进了这一转移，由此增添了家庭收入来源，直接达到增收减贫效果。民族地区农村的致贫因素很多，贫困类型也有地缘型贫困、边境型贫困以及能力型贫困等多种，劳动力剩余成为缓解各类贫困的重要障碍。当前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是异地转移，以农民外出打工为主要途径（具体见第二章第二节）。事实上，由于个人和家庭原因，很多人不适合外出打工，如妇女外出打工则不方便赡养老人、抚育儿童。另有部分家庭则是因病致贫或因残致贫，即农村居民因为个人身体原因，其就业机会也受到限制并成为家庭负担。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往往通过农产品加工、销售、物流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产业链，为农民提供了工作岗位，特别是它就业门槛低而且可以家门口就业，因此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并最终帮助困难家庭提高了经济收入。

例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泉县，很多当地妇女想做点事情帮助家庭缓解经济压力，但当地工业化水平低，要打工必须出门远行，却又担心离家远不方便。民族刺绣专家乌云吉里格丽带头成立的巾帼民族工艺合作社帮助她们解决了这一困境，可以就在家门口挣钱，做到家庭、工作两不误。成员不仅可以在合作社里学技术，如果自己想独立开店，还可以获得经营指导。截至2016年底，合作社从最初的两三个社员发展到50多个。不仅如此，这些有创业意识的社员又带动了300余名家庭妇女增收致富，有组织地参加了“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等活动，原来闲散的妇女不仅经济上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力量，而且自身素质也提高了。贵州黔南州也专门成立了以残疾人为主要成员的合作组织，帮助他们扬长避短，利用有效资源，尽量为家庭减负增收。

第二，民族地区大量特色资源得到开发，促进了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改造，实现了民族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这是对前文所述民族地区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特殊意义的有力的回应（具体见第一章第一节）。我国民族地区传统产业和传统工艺很多，它们是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经营，这些传统文化也由此失去了生命力，甚至濒临消逝。各种专业合作组织却改变了这一趋势，它们将各类民族工艺从个体手工操作转变为有组织的规模化经营，不仅有利于文化传承，而且将其从文化价值延伸到经济价值。

上述新疆温泉县巾帼民族工艺合作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新疆巩留县百谐西克民族刺绣合作社。哈萨克族传统刺绣是哈萨克族最有代表意义的一种装饰工艺，但是这些手工刺绣作品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很难大量供应市场；个体手工业者既然忙于手工劳动，就更没有精力开展市场宣传。2016年，吉尔格郎乡沙尕新村从县农业部门争取到30万元项目资金，成立了该民族刺绣合作社。这不仅帮助当地50余名哈萨克族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收，而且用机绣代替了手工刺绣，用订单生产取代了盲目生产，完全改变了传统手工刺绣的低效率和低收入局面，从而让更多人认识、接触和消费哈萨克族传统刺绣。

不仅如此，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还打造了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精品和农产品品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出产的香米不仅气味醇厚，而且富含硒元素，这是其他稻米不可比拟的天然优势。但是，由于缺乏规模化和规范化的管理，这种高品质农产品一直和寻常稻米一样销售，价值未能充分实现，直到2010年12月永福县亿丰优质水稻专业合作社成立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该合作社主要从事推广、种植、收购、贮藏、销售当地优质水稻及附属产品等业务，合作社利用永福县生产优质谷的优势，同时大力引进各类品质好、抗性强的稻种。合作社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在永福县堡里乡、广福乡、永福镇、罗锦镇建立了优质水稻种植基地，辐射带动当地及周边县（乡）6000多农户，种植优质水稻10万亩。这些努力最终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在2014年中国首届硒产品博览交易会上，该地区所选送的富硒米获得“中国名优硒产品”荣誉。不仅如此，产品产地即永福县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拥有了“福寿之地”的美誉，当地旅游、养生等相关产业也得到拉动。

第三，在生态脆弱性的西南及西北民族地区，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帮助实现了农牧业有序发展，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了生态改善。与非民族地区相比，我国民族地区具有生态脆弱性，而农业生产具有高度的资源依赖性，因此无序的农业生产很可能导致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使自身发展更进一步地受制于资源约束。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无组织或低组织状态，以更合理的方式组织农业生产，最终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保护了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甚至优化了生态环境。(www.daowen.com)

例如，青海省是畜牧业大省，但也长期面临“公地悲剧”的困扰，牧民的过度放牧使原本脆弱的高寒牧区生态体系进一步恶化，并由此导致更恶劣的贫困面貌。为破解人、草、畜矛盾日益突出，草场退化严重等难题，从2008年开始，青海省农牧厅着手推行生态畜牧业建设工程，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在牧区纯牧业村加快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建设。以海西州天峻县佐陇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例，该合作社以股份制经营方式进行管理，以集约化经营的方式，将以户为经营单位的草场、牲畜等资源集中起来，把草场划片轮牧、牛羊分群放牧，这样既可以使草场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又能节省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参与其他创收项目，为当地农户增加收入。参照青海省农牧厅提供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青海省农牧区共计883个以纯畜牧业为生计方式的村落已完成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覆盖^[21]，实现了生态畜牧业和当地矿产业相互融合的局面，传统牧业生产方式也转变为了草畜平衡的现代新牧场。

第四，人才竞争力落后是民族地区的典型特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却加快了本地劳动力回流和外地人才集聚，这有望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可持续性动力。如前文所述，当前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是异地转移；虽然也有部分农民选择本地就业，但越是综合素质较高的农民，越倾向于选择异地转移而不是本地转移（具体见第二章第二节）。这导致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减少，实用性人才稀缺，经济发展难以突破。不仅如此，人才稀缺和经济发展停滞形成恶性循环，于是进一步破坏了农村的人才队伍建设。专业合作组织帮助了农村实用人才的就地就业，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源竞争力，从而为民族地区减贫提供智力支持。

例如，内蒙古包头市猫土塔村位于大青山深处，交通闭塞、经济条件差，外出务工是当地重要的收入来源。201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村300余户村民，除了老弱病残，有170多户村民常年在外打工，其余村民大多依靠放羊改善生活。2013年，随着国家禁牧和支持以圈养方式发展畜牧业政策的出台，部分常年在外的青壮年利用自身在外打工积攒的资金优势，以及在城里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返乡成立圈养合作社。在合作社的黏合作用下，该村“劳务输出大村”的帽子不在了，不仅更多人愿意回村发展创业，而且也吸引了若干其他地区的农村实用人才，如大学生兽医、养殖技术员等来当地发展。

第五，在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民自主管理等方面，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有显著性差距。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在改善这些方面表现出积极作用，有效地缩小了地区之间的差距。

农民的知识储备和生产生活能力不足，是导致其经济贫困难以根本性解决的重要原因。目前的乡镇科技服务站点在农业知识推广中往往并不能有效满足农户需求。于是各类科技协会、农业技术协会和专业合作社等组织逐渐承担起了提高农民科学素养和农业科技水平的责任。在广西合浦县，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扶持当地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实施土地治理试点项目。项目进程得到当地合作组织的配合和推动。项目建设完成后，项目区农民收入增加总额48万元，全县增加粮食生产能力36万公斤，新增种植业总产值190万元。在云南普洱，各类烟草合作社、菌菇合作社承担起向农民推广种植技术的任务，使社会力量有效介入到当地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

不仅如此，在共同讨论合作组织发展、农业经营方向和内容等问题上，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增加了农民话语权。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金秋糯米柚专业合作社为例。该组织实行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三会”制度。社员直接选举产生社员代表，社员代表再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每月月底，合作组织召开理事会议，总结本月生产、销售情况并部署下个月各项计划；每季度再以小组形式进行分专业交流。会上，每个会员都有发言机会，对于解决不了的问题再邀请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来现场指导。实践表明，该合作组织在日常运行中充分发挥了群体决策机制。对外，“三会”制度的决策结果反映的是全体社员的共同意见，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确保组织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对内，“三会”制度的决策过程更是保障社员权益的民主形式，农户借此一方面有机会行使民主权利，另一方面自我管理能力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