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相对于非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对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促进农业产业化的需求更为强烈，主要原因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相较于非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农户对农产品收入具有更高的经济依赖，农产品销售收入仍是民族地区广大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相较于非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农户面临的“买难卖难”问题更为突出。地缘因素使得农户间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形成合力以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平均，提高风险抵御能力。而专业合作组织提高了农户组织化水平，有效解决了上述困难，这是其基本效益的体现。

首先，无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采取哪一种模式，其共同点是：单一农户分工生产农副产品，龙头企业主要负责加工和销售，而合作组织或当地种、养殖大户充当中介，提供技术、农资、信息以及销售等各项服务，成员之间形成成本、风险和收益分配共享、分摊机制，共同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按照合作组织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帮助内容，可大体将其效益划分为三个作用阶段，具体如图4-10。

在此作用机制下，其给农户带来的效应将突出表现在：一是集零为整的规模化降低了生产成本；二是规模化基础上的标准化降低了生产风险。例如，本课题组调研发现，多年以来，广西贵港市很多地方的农民有养蜂的传统。但是，养蜂需要带着蜂箱根据不同花的花期而频繁迁徙，养蜂人长期难以定居，生活水平不高；不仅如此，遇上气候不佳或种群疾病，产量很可能受损甚至严重受损；即使产量正常，面对市场交易时个体蜂农也很难有较多话语权。桂盟养蜂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品牌、统一采购、统一防疫等方式，把单个养蜂人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交流养蜂技巧，并由专门的技术人员解决社员在生产中遇到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发展，合作社从最初的15户成员发展到2016年的150多户，其中有中蜂、意蜂共13000多箱，200箱以上的大型养殖户就有30多户；蜂场的分布也越来越广，已经延伸到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广西等地；特别是通过合作社成员之间的生产协作，可以实现“蜂走人不走”的局面，养蜂人不仅体力上舒服了，经济上也宽裕了，有效弥补了原来单独作战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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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一般效益表现

其次，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是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本功能之一，它通过集中采购和集中销售，化零为整，以规模经济理论为指导，合理解决了个体农户不能办或办了划不来的事情，因此较好地吻合了农户需求，也提高了农户的参与意愿。以云南省镇沅县樟盆村顺意茶叶专业合作社为例，镇沅县是一个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位于哀牢山腹地；樟盆村海拔1750米，距离其所在的者东镇政府还有26公里，村民平时去镇上采购生活用品都需要上山下山，更不用说采购农业生产资料，而当地特产的茶叶、烤烟和核桃等农产品虽然品质优良，也难以销售出去。在这种情况下，2013年11月成立的樟盆村顺意茶叶专业合作社从组建伊始就得到广大村民的认可，社员数量马上发展到293户，服务区域涉及2个村8个村民小组和5个片区。合作社最初业务定位即从事茶叶种植所需的生产资料采购和供应，以及茶叶加工和销售，后来才慢慢发展为茶叶新品种种植推广、种植技术咨询服务与培训等。特别是在销售方面，由于该合作社分别在镇沅县城和普洱市区设有办事处，并设有近40个代销点，因此更是解决了采购和销售问题，这更进一步地得到广大成员的认可。

最后，保障农户收益是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本功能之一。集中采购农业生产资料降低了生产成本，集中销售则便于增强市场交换中的议价能力，契约制则降低了农业生产风险，再加上农户由此享受的技术指导、标准化生产等，这些都较好地保障了农户权益，确保了农户收入。例如，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尕让乡一直有种植辣椒的传统，但由于都是农户的小规模经营和分散式销售，在市场上价格一直上不去。有农户反映，种了8年辣椒，价格一直没上过1块钱，连年增产不增收。后来成立的清清种植业合作社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有规划地种植蔬菜，蔬菜价格也由合作社出面与商家商议，2014年辣椒最低价达到1.2元每斤，以亩产5000斤计算，种植户的整体收入也有较大幅度增加。在广西苍梧县，为了帮助农户增强与市场对接的能力，该县建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席会议制度，组长由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担任，成员包括农业、财政、水产畜牧、供销、工商、国土、税务等相关部门人员。2015年，全县通过合作社收购销售农产品8万吨，产值1.92亿元，其中出口1万吨，出口额6000多万元，远高出小规模经营下的水平。

总之，农业生产经营对民族地区农户意义重大，是决定其收入水平的关键，而合作是解决农户现实困难、满足农户现实需要的良好途径，在解决民族地区农户的特殊农业经营困难方面，专业合作组织从其组织属性出发，较好地满足了农户的现实需求。